日本侵略者篡改后的《德宗实录》（左）与原稿本《德宗实录》对照，有多处挖补（红色处）。

伪满时期影印的《清实录》。

核心提示

省档案馆研究人员在整理馆藏文献《清实录》时，发现原件留下大量当年日本侵略者挖补的痕迹和意欲挖补的标记。从表面上看，日本侵略者是要翻印出版皇家秘档，但研究人员分析认为，日本侵略者更阴险的动机是要制作一份厚礼，用于收买驻中国的各国使节，以推动各国政府承认他们一手炮制的“满洲国”。

史记

清宫秘籍屡遭日本人黑手

从清乾隆时期开始，每朝《实录》和《玉牒》等重要皇家档案文献编修完成之后，官员都会再抄录一份送到盛京收藏。在此后150多年间，除了清帝东巡及每年必要的除虫、晾晒之外，这些皇家秘档一直安静地藏于沈阳的皇宫大院当中。

然而这份宁静在清末被列强的入侵打破。

在这些侵略者当中，最早对这批皇家档案内容感兴趣的是一个日本人，他叫内藤虎次郎，1907年之前是日本新闻界出了名的“中国通”记者、评论家，之后执教日本京都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无论他做新闻人还是教授，搜刮中国古籍是其9次来华的主要目的。

1902年，内藤虎次郎在奉天发现了蒙文本《大藏经》，当时他不识满蒙文字，误认为是满文本，由此意识到满蒙文字的重要性，开始购书自学，研究清史，对奉天宫殿投入极大关注。

1905年，他再次到奉天时，已基本掌握满蒙文字。8月24日至31日，9月9日至10日，他每天都游历在奉天宫殿内，辗转于楼阁宫殿中观赏藏品，翻阅典籍。在崇谟阁，他发现了《满文老档》、满蒙汉三体《满洲实录》、满蒙汉三体《蒙古源流》《汉文旧档》《五体清文鉴》等有关清前史及满文的重要典籍。他将《汉文旧档》晒蓝、《蒙古源流》蒙文部分拍摄带回日本后，发表了《奉天宫殿中所见到的图书》一文，进行介绍和披露。文中《满文老档》《汉文旧档》并不是原档固有的称谓，是内藤首次冠名使用，此后被史学界接受并纷纷沿用而约定俗成。

1906年，内藤第三次来奉天，他借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以外交和贿赂清朝官员、看门人的手段，进入崇谟阁、文溯阁，抄录和拍摄了《蒙古源流》满文部分、《西域同文志》《旧清语》、满文《长白山图》《盛京全图》等。1912年，他直接将暗室打造在崇谟阁内，参与拍摄的有5个人，于4月12日至25日，除去14日、21日及23日这3天外，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4时，他不停地拍摄，日均拍摄照片400张左右，白天拍摄、冲洗，晚间整理编号，《满文老档》共拍摄4300余张底片。

《五体清文鉴》是乾隆皇帝于康熙敕修《清文鉴》基础上增修的，满文、藏文、蒙文、维吾尔文及汉文五体合璧，不仅是实用的语言类辞书，也具有历史研究的文献价值。清朝时没有刊刻只有抄本藏于北京和盛京宫殿内，内藤于翔凤阁内发现了御用写本。他以阅读为名，分3次将书借出，秘密送往奉天赵永清等4家照相馆进行拍摄，共拍得5300余张底片。内藤记述：“趁借出来的时间，默不作声地在10天之内偷偷拍了还掉的，对方并不知实情。”

内藤在拍书的同时还抄录了文溯阁内《四库全书》中《礼部志稿》。该书是明代写本，收入《四库全书》后未再刊行过，别无他处可寻。他于《盛京时报》发布广告招募中国人抄写，千字30钱，一个月共抄录一百七八十卷共68册。

内藤虎次郎每次来奉天，满铁株式会社都提供住宿，正金银行解决总资金，他则重在搜求清前期满蒙文档案文献及中国边疆地图，为日本扩张侵略提供了直接辅助。（宋黎黎 毕业于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现任职于辽宁省档案局综合法规处，曾从事清代档案保管、整理及编研工作。）

辽宁省档案馆有一批重要的清王朝皇家档案，其中包括记述清朝皇帝处理大事的《清实录》及记录清朝皇帝谕旨的《圣训》，还有《满文老档》《满洲实录》等清代重要国史典籍。辽宁省档案馆研究人员宋黎黎说：“日本侵占东北后，不仅大肆盗拍这些清宫秘档，甚至对原文进行挖补篡改，馆藏档案中留下了大量日本侵略者肆意妄为的印记。”

把清宫秘档制成厚礼送给各国使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公然侵占中国东北，为了掩盖侵略，麻痹和奴役东北人民，他们拉来了末代皇帝溥仪，炮制出傀儡政权“满洲国”。不过，溥仪这位末代皇帝并没有回到他祖先居住的皇宫，也无力保护祖先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

据介绍，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其伪外交总长谢介石便向日、美、英、法等国发出通告，希望建立外交关系。但除了日本于6月宣布承认伪满洲国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回应。美国更在此前发表声明，宣布不承认任何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和巴黎公约的行为。

日本侵略者分析局势后认为，只有使伪满政权获得国际承认，才能开展对外贸易，有效地攫取利益。但在1933年2月，国际联盟以44票赞成、1票弃权、1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通过决议，肯定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粉碎了日本的美梦。

迟迟得不到西方各国尤其是在华列强的承认，这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一块心病。

一计不成，日本侵略者又生一计。他们打起了清皇家秘档的主意。当时“满日文化协会”提议，由日本关东军出版大清历朝实录。但是,他们出版清皇家秘档可不是为了传播文化，而是要打造一份厚礼，实施阴谋诡计。

据《沈阳故宫大事记》载：1933年10月17日，大清历朝《实录》被日本以“满日文化协会”的名义从沈阳故宫取出，历时三年多。

1936年12月影印出版的大清历朝实录，俗称“伪满本《清实录》 ”，共300部，每部1200册。每部成本相当于当时一所住宅的价钱。省档案馆副调研员张虹告诉记者：“出版物本身价值不菲，同时，由于《清实录》是清朝260余年的施政大事记录，是研究清朝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可从中系统地了解中国的过去。而了解中国的过去，是寻找制定未来对华政策的依据，因此《清实录》是西方侵华列强急需的情报资料。”

日本侵略者出重金并威胁利诱伪满洲国将秘不示人的皇家圣物出版后，以伪满洲国的名义作为礼物馈赠列强。

“日本侵略者居心叵测之处在于，打造了这份厚礼之后，要求各国自行前往伪满洲国驻日使馆领取。自行前往领取，意味着他们虽未公开承认伪满洲国，至少也是默认了。”张虹说。

在阴险狡猾的日本侵略者的精心策划下，当年伪满本《清实录》最终被取走了110部。

为美化侵略，肆意挖补篡改《清实录》

张虹说：“一提到日本的教科书，大家自然会想到‘篡改历史’这个词语。其实早在80多年前，‘篡改历史’就被日本人运用自如了。”

据介绍，从1933年10月自沈阳故宫取出《清实录》到1936年底伪满本《清实录》出版，前后经过了三年多时间，大大超出了一般影印出版物的出版时间，这么长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在干什么？

省档案馆研究人员根据历史资料和对馆藏《清实录》的研究，发现日本侵略者在出版前对《清实录》进行了肆意挖补篡改。

日本人杉村勇造在其《满洲文化追忆》一文中对篡改过程做了详细记载：指派专人对崇谟阁《清实录》逐卷检查，凡是他们认为不妥之处，均用铅笔在其右边画上“|”作为标记，然后命令装裱和缮写人员，一一挖补和篡改。经过挖补和篡改后的《清实录》由3名摄影人员依次拍照，然后送往东京单式印刷公司影印,大藏出版公司出版。这个过程历时了三年。

罗振玉之子罗继祖也曾撰文证实了日本挖补篡改的具体方式方法，后经史学研究者进行比对更加充分核实了这一点。

宋黎黎告诉记者：“日本侵略者的挖补主要针对的是崇谟阁藏《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以记载甲午战争前后史实部分篡改的最多。”

日本侵略者篡改历史也有一定规律。其一是化丑为美，自我粉饰。我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国、倭人，原本并无褒贬。但元朝后期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屡屡发生日本海盗入侵事件，官府百姓称这些入侵者为倭寇。倭寇烧杀抢掠异常残暴，引发了民族仇恨，倭、倭寇逐渐转化为中国人对日本的蔑称。清代撰写实录时沿用这个惯称，倭、奸细、寇均指代日本及其军队。日本出版伪满本《清实录》时，将其篡改为日、敌探、敌等。将原字挖掉重新粘补书写。这种篡改数量较大，如《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53卷第23页中有3处，《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342卷中有11处。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不满一年的记录中有150余处被挖改。

其二是偷梁换柱，麻痹中国人民。如《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342卷中，将“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勒令撤兵”中将“勒”改为“劝 ”，“大张挞伐”改为“自保藩封”，“逞凶”改为“逞兵”，“则惟大张挞伐”改为“我亦惟有兴师”， “朝廷一意主战”一句中“一意”改为“但有”，“进剿”“援剿”改为“进战”“援应”等。日本侵略者用语言的感情色彩差异，淡化了朝廷捍卫主权的强硬态度和积极行动，反示清政府的懦弱及无奈。

其三是篡改文意，歪曲历史。《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367卷第1页记录：“三国允与日本议归辽地，帮助到底，毋须派员豫议”，伪满本改作“三国现与日本议归辽地，通知我方，毋须派员豫议”；第369卷中有“俄国既有帮到底之说”，改作“俄国有保全和平之说”等，粉饰军事侵略为“保全和平”。

其四是整条删除史料，掩饰反抗。伪满本《清实录》第351卷中缺失若干整条记录，是关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军事部署与计划的记载，删掉这些内容的用意是抹杀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斗争。

宋黎黎在查看省档案馆藏《清实录》时，发现很多将原字挖掉重新粘补书写的痕迹，补写的笔迹与原文也存在差异，甚至有个别地方“倭”字未改，但字旁有铅笔标记“|”，应为影印之前做了标记但忘挖改了。

此外，研究人员又将伪满本中《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与北京故宫皇史宬大红绫本《清实录》进行了比对，也发现了一些挖补的地方，文字有很大不同。

宋黎黎说：“8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对《清实录》的篡改，进一步暴露了日本侵略者掩盖军事侵略、政治和外交上的讹诈，并企图抹掉中国人民对其侵略中国的记忆，麻痹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险恶用心。”

（省档案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