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赞誉司马迁的千古名作《史记》。这部作品从人文始祖黄帝讲到汉武大帝刘彻，从太伯让位讲到武帝子嗣封王，从伯夷叔齐耻食周粟说到布衣匹夫卖货增值。这纵跨三千年的华夏风云，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全书四十余万字，字字斟酌，且不失批判意味，实属我国二十四史之首。那么这般拍案叫绝之作是如何萌生的？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使命？

一、出于孝心——秉承父志

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乃西汉太史令，其先祖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执掌天文地理，至周朝更是世代掌管周史。然而随着周王朝衰退，司马家族逐渐落寞，直到司马谈当上太史公后才重掌皇家天文，可此时朝廷经过几番更易，以至汉朝。好不容易重继祖业，司马谈倍加珍惜。他不仅时刻教育司马迁应继承祖业、光耀门楣，自己还立下撰写继《春秋》后又一部历史著作的宏图大志。

然而上天总爱捉弄人，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举行封禅典礼，作为参与制定礼仪的负责人司马谈却因病滞留在外地，不能参加。对此他心里既遗憾又愤慨，最终病情加重，命悬一线。将死之际，他握着司马迁的手痛哭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在父亲再三嘱托下，司马迁涕泗横流地说：“儿子虽愚笨，但我会尽力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绝不会缺漏半点。” 此后，司马迁秉承父志，迁任太史令，终日致力于收集历史书籍和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

二、出于情怀——书写人物，继承《春秋》大业

其实对司马迁而言，书写《史记》并非仅源自父亲遗愿，还源于他对继承孔子事业的自觉行动。同时他还有着传扬英明君主、肱骨之臣、非凡布衣的人文使命。这种人文情怀或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生于龙门，自幼耕种畜牧。弱冠之年便在全国各地漫游，南至江、淮，登山探穴；北渡汶、泗二水；东达齐、鲁，考察孔子遗风；而后又出任郎中、西征巴蜀。这些经历使他深知大人物的传奇与悲哀、小人物的朴素与不平凡。所以在后来的《史记》里我们能看到他将五帝那样的大人物从神坛上缓缓拉下；又不同于其他史料，他将目光从伟人移到小人物，从成功者挪到失败者。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阐述了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并给予其极高的历史地位，他本人更是对孔子既尊敬又崇拜。他立志效仿孔子精神作历史大典，然而他所处时代君主圣明、臣子敬业，百姓安居乐业，这时若同《春秋》那样论述道义实为不可。所以当壶遂问他所撰述之作想要阐明什么时，他回复说：“余闻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整段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春秋》不仅针砭时弊，还宣扬明德，所以司马迁要将圣明君主、功臣、世家、贤大夫等人物的家事传记传扬古今。

三、出于横祸——抒愤寄情

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由于替李陵求情被处以宫刑并囚禁狱中。秉笔直言却遭到如此酷刑，他心中自是悲愤不已，然而他一想到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河南汤阴一带），才推演出《周易》；孔子遭遇陈蔡困厄，方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尚成就《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国语》，孙子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蜀郡，《吕览》广为流传；韩非囚禁于秦国，尚写下《说难》与《孤愤》。况且三百余篇诗经基本都是圣人遇坎坷愤慨而作。想到这些司马迁书写史传的信念更加坚定了，而且他的修史动机有了一定调整。

他不再一味褒扬明圣盛德，而是化悲愤为动力，将内心郁结诉诸于文字之中。他采用明扬暗抑的笔法并引用民谣来揭露当朝统治阶级的丑陋。当然司马迁并非愤青，他从未忘记父亲遗愿，更未忘记内心使命，他寄希望于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