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因为看了这篇文而去读《史记》，我会很开心。

有些书与作者，如同钱钟书讲的，是“鸡蛋与鸡”的关系。书写出来，读者与作者两不相欠，更无瓜葛。但有些不行，比如《史记》与司马迁。

司马迁像一场音乐会的指挥，哪怕他并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篇章终了，聚光灯都会在他的头顶打量，你会向他献出你的鼓掌，你会期待听到他的解读，你会深深回味他在最末提到的，他对于他所表现的内容的追寻经历——太史公曰。

后世史官觉得这个格式很好用，于是依样画葫芦，也在篇章最后留下传论。讲道理，谈得失。但这是一份工作，要讲“政治正确”，只能戴着镣铐跳舞。班固在《汉书》里写《司马迁传》，几乎原文照搬了司马迁自己写的《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但在《汉书》里，丢掉了重要的一句。司马迁评价孔子的《春秋》，说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然而在班固这里，“贬天子”一句不见了。

这事情不稀奇。谈到君臣关系，《左传》里有一句很厉害的话，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做皇帝的，没道理一直让你这一家子做，有一天当臣下的和当君上的也能掉个儿。当年的皇室，现在不就是平民吗？这是史官史墨讲给晋国执政赵简子的话，以后，又有谁敢当着老板的面说，您可别得意，这位子还真没你不行呢！

甚至，班固在《司马迁传》的传论里，专门批评了司马迁的这种“张狂”。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班固认为司马迁崇尚道家黄老多于儒家六经，花了许多笔墨来写游侠刺客之类不法之徒，又写了货殖列传讲有钱人怎么发达，这是嫌贫爱富。

但正因为这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司马迁以后无来者的共情能力表达了对于卷入历史的人之理解，之同情。“古今”之变，也因此在它一步步走来的时候有血肉，有温度。他写刘邦，游手好闲，爱酒好色，出了事儿就会大叫，咋办啊！然而他也写英雄气概。项羽一箭当胸，射中刘邦。刘邦痛弯了腰，却掩饰说，被射中脚趾了哟！

他写刺客，写游侠，写倡优，儒家传统里值得、不值得注目的，他都写。在这点上，司马迁不为任何学说摇旗呐喊，诸子百家，读书人与屠狗辈，他有足够大的胸怀去容纳，去理解，去共情。

他有这样的心气与可能。司马迁虽然是“体制”里的人，但写史书于他，不算公务。司马迁做太史，用他自己的话讲，职责是“掌天官”——管天文历法的官。所以，在《汉书》里，我们看到他出场是与壶遂联名上的一封奏议，建议改历，于是才有汉武帝时候的“太初历”。写历史，写《太史公书》是私活，这样一点腾挪辗转的空间，加上汉初残存的那点意识形态领域的缝隙，让他能自由地取舍官方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古书分“经，史，子，集”。经是儒家经典十三经，史是史书，子是成一家之言的诸子百家，而集，是文人的作品。《史记》自然是史部，但它又其实无法分类。它是历史，是看过成败兴亡，经历过风光与不幸的司马迁对于古今、天人的“一家之言”，也是文章家司马迁咏史、述怀的经典散文。

司马迁写《孔子世家》便去鲁，去曲阜看孔子庙堂的车服礼器，看习礼的儒生，与他们一同讲学，所以他对于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仰慕才有比套话更多的真诚；他写《魏世家》写《信陵君列传》就去魏国曾经的都城大梁，看遗迹，依然居住在那里的人告诉他，秦破大梁，引河沟而灌，三月城坏。秦破大梁，不仅是材料里干枯的文字，还是他亲自到达过的场景。

所以，《史记》当然是历史材料，是父亲司马谈临终前殷殷托付的家族野心，是他作为学问家，眼光、学识与能力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与他的生命实践融为一体的立场。有人叫这种“立场”为“史观”，但在司马迁这里，“历史”已经超过了作为研究的“对象”，它是他的经验，也是他对于世界的判断。

《史记》有一百三十篇，有十篇因为各种原因有录无书，但是从司马迁对于一百三十篇的编排，总可以大概窥探他的“立场”与他的“意图”。本纪第一篇是《五帝本纪》，讲“为公”——尧老了，要找继承人，“贵戚及疏远隐匿者”都一视同仁。世家第一篇是《吴太伯世家》，讲“孝”——周太王有儿子三人，太伯，仲雍，季历。季历就是后来的周文王的父亲，周太王爱季历，想要他做继承人，太伯与仲雍不忍父亲为难，一气跑到了吴地。列传第一篇是《伯夷叔齐列传》，讲“仁”——孤竹国的国君有两个儿子，都想把王位让给对方，于是结伴跑了。原想定居西岐，武王伐纣，扣马而问，“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也不能力挽狂澜，于是采薇首阳山，求仁得仁，饿死了。

有时候，他的立场更过于强烈，甚至跑到“事实”的对面去了。现在我们知道，在《赵世家》里留下的那个“赵氏孤儿”的故事，多半是编的，而司马迁，必然看过另外的，更冰冷，也更符合常理与逻辑的版本。赵庄姬策划了赵家的覆灭。她与赵朔的叔叔赵婴私通，被赵家人发现，驱逐了赵婴。恼羞成怒而手握权力的公主庄姬告发赵家谋反，赵家倾巢之覆。

但司马迁的故事里，赵朔被奸人屠岸贾陷害，庄姬留下遗腹子，在家臣程婴的忍辱负重中长大。在这个故事里，司马迁写了一个细节对话，公孙杵臼问程婴，“立孤与死孰难？”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这是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关于他为什么选择自请腐刑免去一死。为了意气，尊严去死，自然是高尚的，但高尚而脆弱。忍辱负重可以完成襟抱里尚且幼弱的志向，那就忍。不管咽不咽得下去。

中国有“写史”的传统，“历史”是对于世道最后的冷酷而公平的批判。法律尚且还要讲“诉讼期限”，但历史是没有的。每一笔下去都是最终审判。所以我们读史书会读到这样的段落：楚共王死之前，心心念念不忘他死后的谥号——历史对他的结论。他招来大臣，给了他们两个选择，“灵”或者“厉”。都是恶谥。哪怕楚共王在以退为进，但起码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在“地狱”的概念尚且还没有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对一个人最有力，也最严厉的申戒是历史。

司马迁的时代，对于“历史”不大友好。秦朝有一个高效而野蛮的措施，来对付历史手里的利剑——“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到了汉代，承秦制，虽然没有高压政策，却也没有恢复先秦的史官传统。但眼光卓绝的父亲司马谈承担起了这份额外的工作，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光荣的使命，传给了儿子。作为作者，司马迁的目标是作“礼”的周公，作“春秋”的孔子，是绍明是非，善恶，贤与不肖，德行与规则的准绳。所以，在《太史公书》里，司马迁两次提到了“获麟”——孔子作《春秋》绝笔那年捕获了一头麟，在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元狩元年，这头神秘而寓意丰富的瑞兽又一次出现了。司马迁认为这是对他使命感的肯定与昭明，于是这也是他预备将要搁笔的时候。

他既然拿了这支笔，便不辜负。

前些年，各种各样的“某某某说史记”很流行，我也听过。但这些打着讲“史记”旗号的讲座，只把《史记》当做一个八卦故事的一种来源，既不告诉你司马迁为什么要这么写，也不告诉你他怎样把他看见的材料组织成现在我们见到的《史记》篇章。他以怎样的宗旨做裁剪，他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的细节。一百三十篇《史记》，在“某某某说史记”中，不过是历史故事大全。

但这恰恰是最买椟还珠的一种读法。司马迁所见到的材料，大多数我们也能见到。《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春秋公羊传》，《左传》（他也许看过也许没有？）诸子百家之言，甚至，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的金石碑刻，看到了各种各样出土的帛书简册，睡虎地的秦简，清华简系年……我们拥有甚至比他更多的材料去补充和反驳他的叙述。这是我们用两千年换来的珍贵机会，去逼近他通过裁剪、安排所传达的“意图”。这就是读懂。也是司马迁自己讲过的他等待的读者——“后世圣人君子”（挟时间之便，况且打肿脸充当一会儿）。

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说书人，是我们后人的无知与敷衍。司马迁，他不提供茶余饭后的八卦材料，他也不等待庸俗。他以不寻常的毅力与忍耐，等待不可能的到来，哪怕他死了再也看不见，他也期待后来的圣人君子读懂他，也读懂他所指向的是非和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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