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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先介绍一下两本书的基本情况。

《史记》就不用多说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竹书记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记载自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不准（音Fǒu Biāo）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竹书记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即晋人荀勗﹑和峤考订释义的"初释本" ，卫恒、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至宋明时期的"今本"和清代的"古本"，在初释本、考正本也渐渐散佚后，今本被清儒斥为伪书。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由于《竹书记年》记载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相类，所以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但由于其所记载的内容冲破了儒家古代历史体系，完整本又在在宋代进一步亡失，导致后代的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怀疑其真实性，更有甚者甚至怀疑《竹书》为伪书。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纪年》亡失原因："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其次，根据考古发现和科学解释，似乎《竹书纪年》比《史记》可信度高。

1、关于商代：《殷本纪》说商代三十一王，而《纪年》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殷墟甲骨文证明商代确系二十九王；《殷本纪》认为中宗是太戊，而《纪年》以为中宗为祖乙，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中宗祖乙” 的称谓却完全相合；《殷本纪》以为盘庚自河北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至帝乙时才迁都今之殷墟，而《纪年》以为自盘庚到帝辛均居殷，“更不徙都”。殷墟甲骨文证明武丁、祖庚、祖甲、禀辛、康丁等确在殷墟，并不在河南的所谓汤之故居；又如《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无“王亥”之名，而《纪年》载：“殷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对此，王国维说：“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却非虚构。”

2、关于战国年代的记载：《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桓公午的在位年数，《史记》的《六国年表》和《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而《纪年》作十八年，《陈侯午敦》的铭文记载陈侯午十四年的事，郭沫若曾据此断言：“有本铭之‘十又四年’，足证《纪年》为是，而《史记》实非。”

诸如此类，《纪年》还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但经过出土文物的核实后比较接近史实。

再次《竹书纪年》与《史记》记载迥异之处，乃至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史学观，长久被儒家学派斥为异端邪说，导致《纪年》长久不为世人所知，逐至遗失，需要后世的史学家费大力气去考证才得以略窥全貌。

目前双方的主要冲突表现在“禅让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远古尧舜盛世上：

1、尧是禅让，还是舜夺尧位。《纪年》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三条记载，脉络非常清晰。《韩非子·说疑》更是一言以蔽之："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2、益和启谁夺王位。传统儒家的孟子说法是禹禅让给益，启不服气，益控制不了局面就避位，启当权建立夏。《纪年》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后，“益干启位，启杀之。” 真相是禹没有正式的传位给益，夏部落中作为禹助手和东夷部势力代表的益自立并打算逮捕启，启发动支党和益对战。启益战争几乎是朱舜战争的翻版，区别是最后由于禹的声望取得的支持，39岁正值盛年的启战而胜之，杀死益称王。

3、伊尹辅佐大甲，还是自立为王。《纪年》载“伊尹夺大甲王位，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不过，《纪年》关于伊尹与大甲关系的记载，令人生疑。如果伊尹夺位，流放大甲，大甲潜出后又杀了伊尹，那么，根据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记载，历代商王皆隆重祭祀伊尹就说不通了。若是幼主被大臣流放欺压，似乎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当然，究竟如何，还要加以考究。

……

最后，综上所述，从总体看，《纪年》在某些方面的历史记载，比《史记》可信度高。一来春秋笔法误人，儒家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等手法为后世史学家所法，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橡皮泥式的笔法中变得面目全非；二来《史记》的成书时代较晚，虽然太史公秉笔直书的精神不下于古史官，但限于材料来源和个人价值偏好，追述先秦历史必会有失实之处。

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写道：在人类的政治史上，如此美好的“禅让”不能不让人醉心。特别在奉行家天下的古代中国，此种政权更迭的模式更具有道德上的魅力。历代儒生对此津津乐道，原因也就在于试图以此模式规范王朝政治，并以尧、舜、禹的人格引导君王们厉行德治。

事实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竹书纪年》更加贴近人性，人类绝对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由血腥走向儒雅，所以在先秦时代，黑暗，血腥，刀光剑影之间的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以命相博，才应该是主旋律。

参考资料：《史记》、《竹书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