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有关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从而使《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学思潮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