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社会更替之际，知识分子需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前一次辛亥革命，吕思勉定下的志业是：不入政界，决意治史；四十年后，他一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一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吕思勉在日记本上写下了“独立记”三个字。新年伊始，给日记取个新名称，再写上一段小序，这是他从十七岁起养成的老习惯。这一年的日记取名为“独立记”，小序极短，仅五十个字：

克敌既三年矣，饱更忧患，垂老颇冀安居，而日寻干戈如此，其何以自处哉！《易》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独立记。[1]

克敌三年，那是从抗战胜利之年算起的。三年前，即一九四五年的八月，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终于迎来了国家重建的一天。抗战固然不易，建国或许更难，这是当时萦绕在吕思勉心头上的大问题。其实，建国之难，也不是吕思勉一人有此忧心。吕思勉的好友叶圣陶在此年八月十日的日记中也写道：“日本虽败，而我国非即胜利。庶政皆不上轨道，从政者无求治之心，百端待理，而无术以应之。去长治久安，民生康乐，为期固甚远也。”[2]

《独立记》

尽管有此忧民之忧，吕思勉还是异常的兴奋。自日本宣告投降之后的三个多月里，他一口气写了《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对于时局的误解》、《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因整理土地推论到住的问题》、《论新闻自由与说服异己》、《中国的生命线与世界和平》、《抗战何以能胜 建国如何可成》、《如何培养和使用人才》、《胜利年大事记》等时论文章。四十年前，当辛亥革命事起，吕思勉也曾异常兴奋，在政界与学界间彷徨了数年。然最终他自忖不能做官，又看不惯当时的政党作风，决意以教书治学为业。不做官“非谓人不当自效于当世”，只是反感流俗把做官当“啖饭之途径”；他自期“与其趋事赴功，宁以言论自见”。[3]所谓“庶几竭吾才，靖献思利济。”上述时论文章，都是他为抗战胜利后重建国家的建言献策。这时候，他的《两晋南北朝史》还未脱稿。《两晋南北朝史》始写于抗战年代，当时光华大学停办，吕思勉回到常州故里，在郊外游击区的一所中学里任教。那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薪金微薄，物价飞涨，《两晋南北朝史》的撰写，全凭开明书店预支稿费才得以继续。为了能按期缴稿，他订有严格的写作计划，每日要定稿两千字。这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每天定稿两千字是要花时间和功夫的。然而，此时的吕思勉，看得现实的建国问题，远比他写《两晋南北朝史》来得重要、迫切。他将《两晋南北朝史》的写作暂搁一边，把多年来郁结于心头的对重新建国的愿景、规划，一一倾诉在稿纸上。

《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

四个月前，他刚刚读过《延安十年》和《中国解放区见闻》两本小书，并写了一篇《两种关于延安的书籍》短文。他在文中写道：延安的经济政策将“没收地主的土地配给贫民的政策，变为减租减息了；而且还保证地主收到既减成之后的田租，明定债务人必须付出法定的利息；鼓励私人企业；欢迎边区以外及外国人的投资。扶助自由贸易。”政治上，延安也未“建立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他们的政府里，有地主，有商业资本家，有小资产阶级。”人们大可不必“一闻共产党之名，即惶若洪水之将至”。他写道：最困难的西安事变，国共两党都能够合作解决，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基础。“恃此基础，……抗战将因此而得胜，即建国亦将恃此而有成。”[4]此时，他对胜利后的国家重建充满着信心。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他内心“又渴望其成，且以为议必可成。”政治协商会议如能有成，那么“两党尽可在议会中作斗争，而不必再诉诸兵力也。”[5]然而，后来慢慢展开的时局演变，还是轶出了他的祈望。

二

一九五一年，吕思勉任教的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即将走到了她的终点。这一年的八月，教育部决定在上海设立一所学科齐全的高水平的师范大学，这就是今日的华东师范大学，而光华大学的最终归宿，则是并入新建立的华师大。六七月间，光华大学最后一届的学生行将毕业，而校长廖茂如适在国外，校董会任命在光华任教最久的吕思勉代理校长。他在学生的毕业证书上签字盖章，在送走最后一批毕业生的同时，也为自己在光华的任教画上了句号。光华大学创办于一九二五年，吕思勉于次年进校任教，一教就是二十六年，几乎与光华大学同始终；光华并入华东师大，吕思勉也随学校一同进入了华东师大。

吕思勉在光华教授过的课程很多，有中国通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文字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史通》选读、《文史通义》研究、《史记》《汉书》研究等。光华是所私立大学，校方聘任的教师少且精，有时也会因教员的变动而使一些必要的课程难以开设。如果是国文、历史类的课程，校方往往会请吕思勉来帮忙。光华文学院长童伯章教授的是文字学课，童氏去世后，学校便请吕思勉接任此课。入华东师大前，吕思勉每周还有三课时的中国近代史和三课时的文字学。光华并入华师大，光华的课程却不能融入华师大，这位一生以教书为业的老教授一时没有了方向。新建的华东师大虽设有历史系和中文系，但对于吕思勉这样“老派”的学者，似乎已是可有可无。领导对他的工作做了这样的安排：“希望能留校作研究工作，可进行关于教材及史料的研究工作，但不宜教课，因教学方法很差，教课时无重点，不能听取同学反映，故教学效果不好。”末了还用括号加了一句：“据了介（解）目前复旦历史系正准备聘他去做研究工作。”[6]言外之意，似乎复旦若来要人，随时可以调去。

吕思勉（右二）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同事吴泽（右一）、陈旭麓（右四）等座谈，一九五二年摄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办公室。

吕思勉很想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他一生写过两部中国通史，写过的初中、高中的中国通史教科书也有六七种；二十多年来，也一直给光华学生讲授通史课，讲授中国通史，应是他的本行。在当时的华东师大历史系，中国通史的授课是分段由几位老师分担的。系领导让他承担的是中国通史中西晋、东晋、十六国及五代十国等时段的教学工作。这种授课上的分工，不知出于怎样的教学理念？教过中国通史的人都知道，这几个历史时段，分裂割据，头绪纷纭，且无精彩故事可叙，是中国通史最难讲的地方。不过，吕思勉对此毫无怨言。他认认真真地拟写了“拟中国通史教学大纲”、“魏晋南北朝史教学提纲”和“中国通史晋朝部分的教学大纲”等几份备课材料。当年授课的教学大纲，是要交领导审阅的。在吕思勉遗存的文稿中，我们还能找到当年系领导对这份教学大纲所写的意见书。意见书共有三页，列有十三点意见，其中写道：（吕思勉）说“在古代，国与家是差不多的东西，都不过是一个氏族的说法。（这）和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似未能符合”；“东晋孙恩、卢循的起兵，似宜从阶级斗争上来看，（说）‘其众残杀颇甚……其首领亦不能禁止也’，似未能从农民立场来看问题”；说“玄学之蔽，乃在新莽改革失败之后，不复敢言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系指无产阶级的革命，用在叙述古代历史时，似有未合”等等。[7]当年大学的历史教学，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领导自然不会同意，学生那里也是通不过的。单位对吕思勉教学工作的评语是：“在教学方面，除了提供些史事资料外，立场观点完全是错误的，直到解放后，仍然是用旧的一套东西教学，所以就得不到学生的满意。”[8]学生不满意，这也是实情。其时，有学生当面对吕先生说“你已经无作用可以回家去了”。中国通史课是讲不下去了，系里安排他讲“历史文选”课。为此，吕思勉又专门编了一本“史籍选读”的讲稿。“史籍选读”课每周四小时，他自言：“课尚不忙，惟学生国文程度太低，甚为难教耳。”[9]稍后，他想给毕业班的同学开设了一门“中国史籍读法”课，以讲座的方式给学生讲点史籍阅读的入门知识。一九五四年的春夏间，“中国史籍读法”开始上课，但仅讲授了几次，他便病倒了。在家养病，他便将要讲的内容写成《中国史籍读法》讲义。这是他最后写成的一篇讲稿，也是他最后讲授的一门课。这时，他已七十一岁。离他一九Ο五年第一次执教于常州溪山学堂，已整整五十年了。

三

课堂教学没了方向，同样没有方向的还有他的学术研究和写作。

一九五一年初，吕思勉撰写了《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方法》、《中国史的分期》二篇文章。写好的文章寄于何种期刊呢？他一时有种从未有过的踌躇。四月八日，他写信给光华大学的老同事胡嘉，询问何处可以刊出这二篇文章，他在信中写道：“弟体尚顽健，惟受各方面打击，此一年来生活殊困。近拟作文两篇，一论国文教学之法，一论国史分期，未知尊处有发表之地不，便乞示及……。”几天以后，他收到胡嘉的复信：“论国文教学之法及论国史分期，此间亦无适当刊物可以介绍”。[10]写好的文章无处可以发表，这是吕思勉从未遇到的事，他不相信这是事实。十月十九日，他再次誊抄了《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方法》，将它投寄到天津的《语文教学》。次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语文教学》寄来了退稿信，杂志编辑在信中说明的退稿理由是：“大作过专门，与教学关系小。希望多多写帮助教学的文章！”[11]时隔三个月的这封退稿信，大概未让吕思勉感到意外。因为在一周前，他已经给好友王伯祥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隋唐五代史》尚在写作之中，但“断代史的写作决意截至五代为止”。[12]

《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

《隋唐五代史》是吕思勉“国史长编”计划中的第四部。大约自三十年代中期起，吕思勉制定了一个长期的写作计划，总结自己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以个人之力，分六卷（即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撰写“国史长编”。此项计划的《先秦史》、《秦汉史》和《两晋南北朝史》先后于一九四一、四七、四八年出版了。新旧更替之时，他正在撰写《隋唐五代史》。与《两晋南北朝史》一样，此书也是一边撰写，一边交开明书店校稿，故王伯祥的日记中常有“诚之续稿二章寄到”、“续稿一批寄到”等记录。[13]同样，此书也由开明书店预支了稿酬。在那米珠薪桂的年月，开明预支的稿酬无疑纾缓了吕思勉的生活困难。但是，另一个难题则是开明书店和王伯祥无法解决的，那就是《隋唐五代史》能否出版。一方面是多次领取了开明预支的稿酬，另一方面是所写的这部书不能出版，这让吕思勉颇感为难。《隋唐五代史》尚且如此，后续的几部“国史长编”如何还能继续呢？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六日，王伯祥在日记中写道：“复诚之，劝一意完成此断代诸史，送续稿报酬二百七万又七十元汇去（稿费前较薄，今争加三分之一）。”[14]信中所谓“劝一意完成此断代诸史”云云，显然，吕思勉对“国史长编”是否该继续撰写下去的犹豫，已非一日。虽然增加了预支的报酬，至一九五二年初，吕思勉还是决定断代史的撰写，到《隋唐五代史》而截止。

《隋唐五代史》是吕思勉所写的最后一部断代史，也是他写得最慢的一部书，这也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书稿还未完稿，出版已不可能。华东师大领导听说此事，便与吕思勉商量，能否将书稿借来抄录一部，放在学校里用作教学参考。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吕思勉写信给王伯祥云：“隋唐五代史承督促而久未脱稿，殊觉慊然。现正努力从事，年内必当写完，以了此一案。（当时亦未忆及写得如此之慢，）此书初写时以为必可付印，故自己未曾留稿，现闻虽可写完，未必能再付印。此间历史系中人拟恳尊处将稿寄下，顾人钞写一分，写毕元稿当郑重寄还，属弟商诸尊处，未知此事可行否？”[15]

吕思勉的性格是乐观的，凡事都从好的一面着想；他的思想不保守，也愿意跟上时代的步伐。五十年代初，他一直参加上海史学会的活动，非常关心史学界的研究动态。他曾写信给杨宽，询问史学界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情况。这时候，受学界中国通史分期大讨论的影响，他很想再编一部中国通史。为了参加上海史学会的有关讨论，他专门拟了一份中国通史的提纲。在这份提纲里，他沿用自己的中国通史三分法，即自上古至新莽为第一期，自后汉至唐安史之乱为第二期，自唐中叶至鸦片战争前为第三期（有时，他也将自后汉至鸦片战争前划为一期，而将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划为第三期）。他批评史学界“所言中国奴隶社会之说，证据多不确实”，说“古书中之奴隶，皆不事耕作也”。然而，当年古史讨论是有底线的 —— 只可商榷中国奴隶社会发生于何时，不可商榷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受此舆情的牵制，吕思勉也必须论说中国的奴隶社会。他说“犯罪者后世多相沿以为奴隶”，上古时受“黥刑者及文身之俘虏，亦必用为奴隶”，或用为生产之主力。“中国之奴隶社会，史失其纪，可凭以推测者，惟此而已。”[16]一九五三年九月，他将拟就的中国通史编写提纲，提交上海史学会讨论。会上，参与讨论的学者都支持吕思勉再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受此鼓舞，他将这份《拟编中国通史说略》寄给华东人民出版社。九月底，他接到出版社的复信，信中说：“因中央人民出版社已分编出版范文澜同志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该书同时在华东印行，为避免重复起见，我们不拟另出一部中国通史。”[17]从今日回看历史，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通史由个人自由地写作或出版已不可能，史著的自由写作进入了一个休眠期。吕思勉想编中国通史的计划，自然不可能实现。然后，在后人看来，当年没能实现的这个计划，一点也不用惋惜或遗憾。因为在那个年代，若要写成和出版一部中国通史，一定会较多地迁就舆情和时势。史书编撰一旦迁就舆情和时局，其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会是一部遗憾之作。

《拟中国通史教学大纲》

四

一九五二年初，高校系统开始“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七月，改造学习运动结束，吕思勉写了一份《自述》，又填写一份“教职员学习总结登记表”。登记表上有学习小组领导写的小结，记有吕思勉的学习情况及部分发言，他在学习小组上曾说：“我是研究汉学的，对宋明理学没有研究，所以不会自我检讨。”又说：“自我检讨是儿戏”。这些言论引起同组成员的严厉批判，他们批评吕思勉的检讨（即《自述》），前段好像讲家谱，后段就是讲学说。所谓“后段就是讲学说”，[18]那是指吕思勉在《自述》里对自己学术著作的评说。思想改造运动要求每一位学者对自己的著述做一个小结，其表现之好坏，全看他能否持自我批判的态度；若能自我抹黑、自我贬低，那就能“过关”，且获得大家的好评。显然，吕思勉的《自述》没有做到这一点，大家的批评和不满意也是合乎情理的事。这篇《自述》吕思勉留有底稿，后由家属油印成册分送学界好友，现在已全文收录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全集》的十二册。原件的手稿，现在已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

或许是受此影响，次年，吕思勉着手整理自己的旧体诗。他的诗作一直是附记在日记里的，而大部分日记都在抗战年间焚毁了，诗作也随之亡佚。此时，他将残存日记中的和还能忆及的诗作，都一一抄录下来，每首诗后加有自己的评语。他将这些旧时诗作抄成一册，送请赵敬谋、陈研因、汪叔良诸老友批评教正。翻阅这一册诗钞，笔者发现吕思勉漏抄了一九四三年所作的《再示荣女》一首。荣女即吕思勉的女儿吕翼仁，一九四三年女儿三十岁，吕思勉写了《荣女三十》、《再示荣女》两诗赠与她纪念。十年之后，吕思勉在整理诗稿时只录入了《荣女三十》，而《再示荣女》一字未录。《再示荣女》为五言诗，原诗云：

束发受诗书，颇闻大同义。膝前惟汝存，喜能继吾志。人生贵壮烈，龊龊安足齿。壮烈亦殊途，轻侠非所几。嗟嗞天生民，阨穷亦久矣。蒿目岂无人，百虑难一致。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臧往以知来，远瞩若数计。鸟飞足准绳，周道俯如砥。愚夫执偏端，诤诘若梦寐。庶几竭吾才，靖献思利济。太平为世开，绝业为圣继。人何以为人，曰相人偶耳。行吾心所安，屋漏庶无愧。任重道复远，成功安可冀。毋忘子舆言，强为善而已。

今日看来，《再示荣女》的主旨与五十年代社会的主流意识正合节符，为什么他不愿录入此诗呢？查阅手稿原文，可知并非漏抄，而是抄录之后又有意删去。在该诗的最后一行，吕思勉写有这样一句评语：“此诗今日须删之，不然人视之将与今之群儿等耳。”[19]这里的“群儿”指谁，可不加细究。就吕思勉看来，他之所以服膺唯物史观，一是唯物史观对社会远景的论说，与他的大同理想契合一致；二是作为一种治史的观念方法，唯物史观自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但今日如再来谈论唯物史观，旁人难免将他与“群儿等耳”。也是在这一年，有陈寅恪因中古所所长一职，提出要允诺诸事。陈事常被曲解成陈氏排斥唯物史观。其实，与其说陈寅恪排斥唯物史观，倒不如说他也是怕与“群儿等耳”。如果这样的解说不误，那正应验了孔子所说的“德不孤，必有邻”了！

五

晚年的吕思勉体弱多病，常年不断的支气管炎，使他一说话便喘气不止。自一九五四年上课病倒之后，他自知已不能继续讲课，便向学校递交了申请退休的报告。当时还未有后来的退休制度，校务会议上有关部门征询之党委书记常溪萍，常氏当即说：这样的老教授工资照发。于是，吕思勉便把配给他的住房还给了学校，自己回常州故居退休养病。除了支气管炎，他还患有肺气肿、心脏病和三叉神经痛。那几年，夫人虞菱（繸兰）也常是疾病缠身，日记遂成了夫妇俩的病案记录。虽然患病，退休在家之后，吕思勉主动承担起繁琐的日常家务，日记中常有“至大街千秋坊买物”、“至大街浮桥仁育桥，为繸兰买物，多不得”、“为繸兰出买荔枝不得，红枣甚劣，不可买，求杏仁酥亦不得”等记录。[20]生活之变化，几乎将他变成了“家庭煮夫”。这似乎也在他的意料之中。一年前的重阳节，他与刘约真（刘佛年的父亲）等老友期集于沪上公园，吟诗唱和，他在诗中写道：“春秋易逝原非我，书剑无成竟作翁。”然后，“书剑”原是他一生之志业啊！怎会全部彻底的弃掷呢？家务之余，他不时地还会回到历史学家的角色 —— 阅读《安吴四种》、《唐明律合编》、《明通鉴》，还有恩格斯《马尔克》、亚里士多德《政治论》以及《历史研究》、《文史哲》等杂志刊物。华东师大历史系也时常寄来讲义要他审阅，他看过的讲义有吴瑶青《春秋史》、姚舜钦《三国史》和徐德邻《隋唐史》等。

一九五五年春，有关的政策转向相对的宽松、自由，学术界和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政府在此时推出的多项改善和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其润及吕思勉身上的大约有这几件事情：是年年底，上海市高教局为落实和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将复兴西路二七一号二楼的一套寓所分配给吕思勉，并于农历春节前（一九五六年二月九日）迁入了新居（吕思勉去世后，此房由女儿还给了市高教局）。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海市高等教育局批复华东师大，同意吕思勉的待遇由学校标准六级晋升为五级，同时升为五级的还有副校长廖世承、教务长刘佛年。四月，华东师大第一次职称评定工作结束，吕思勉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同校评为一级教授的有校长孟宪承，同市（上海）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的有复旦周谷城。此年，吕思勉还被聘为江苏省第一届政协委员；只是他因病请假，未尝赴南京出席会议。

吕思勉与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右），一九五六年春，摄于上海复兴西路寓所。

“阳春三月，润物无声”；受到了一系列的改善与照顾，谁还会无动于衷呢？年老衰病的吕思勉，精神也为之一振。他似乎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又想重新开始工作。一九五六年五月六日，吕思勉抱着病躯再回常州旧居，“在家检书至廿九日毕”。他将待整理的札记、文稿等，挑选出来，捆扎打包，交轮船公司托运至上海。七月八日，他返回上海，“七月十六日始撰札”。[21]他很想在有限的年月里，将未完的研究工作继续下去。此时，为协助孟宪承编撰中国教育史，他还写了不少有关教育史的札记。是年的十月，《隋唐五代史》有望出版，人民出版社编辑庄葳（祖海）来请吕先生校稿。这一天的日记，写有这么一行字：

十月初四（闰八月十一）星五。病如故。祖海来，以隋唐五代史属校。[22]

写好多年的书稿有望出版，吕思勉自然异常的兴奋。他顾不得病躯，忙于书稿的校阅，全然不知“死神”正悄悄地临近。自十月四日到八日，他一直抱病校阅《隋唐五代史》。八日夜，病情转剧，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他自觉“此时病状与往日不同”，九日清晨，由救护车送至华东医院组织抢救，至深夜病逝于医院，享年七十四岁，女儿吕翼仁陪侍于侧。

二十多年后，经过一轮“拨乱反正”，高等院校又恢复了招生。一九七九年，笔者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然吕思勉已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消失”得一无踪影。又过了三十年，华东师范大学设立高等人文研究院，决定以吕思勉之名命名为“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接着华东师大设立的学术原创奖，也冠以“思勉”之名。《吕思勉全集》二十六册，也于二〇一五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想，这是吕思勉在学校、在学术界应处的位置。相对应的，学校、学术界也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

注释：

[1]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872页。

[2] 叶圣陶：《西行日记》下，《叶圣陶集》第2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3]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48页。

[4] 吕思勉：《两种关于延安的书籍》，《文献》1946年第1卷第2期。

[5] 吕思勉：《自述》，《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44页。

[6]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886页。

[7]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904-905页。

[8]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886页。

[9]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942页。

[10]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896页。

[11]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908页

[12] 王伯祥：《王伯祥日记》第26卷，第38页。

[13]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893页。

[14] 王伯祥：《王伯祥日记》第25卷，第298-299页。

[15]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934页。

[16] 吕思勉：《拟编中国通史说略》，《吕思勉遗文集》上，第526页。

[17]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938-939页。

[18]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911页。

[19]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第698-699页。

[20]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923、948页。

[21]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991页。

[22] 李永圻、张耕华：《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下，第10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