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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包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佩饰，在满语中称为“fadu”。它历史悠久，在清宫里也经常能看到它的影子。但在清代宫廷的历史背景下，荷包存在的意义远不止是装饰品。它是皇家礼仪、皇帝对大臣的赏赐激励，乃至宗教外交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清宫荷包的使用，是皇帝治国手段与权术的一种重要延伸。

清 馈岁荷包

皇家礼制中的荷包应用

在清宫，荷包使用极为广泛，除了皇帝日常佩戴之外，还会用于室内尤其是卧室装饰，在美观之外，起到熏香的作用。

更能体现荷包在清代服饰制度中重要地位的是，清代皇帝的吉服在元旦等特殊场合均佩有荷包，在皇室婚礼制度中也有荷包。据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皇帝吉服带所示，皇帝腰间佩“绣有满文的荷包三、压金蝠寿纹火镰盒一、红宝石牙签盒一、镀金嵌松石短刀鞘一”。

清康熙吉服带

不仅如此，清帝在元旦所戴的荷包比吉服带和朝服带上的要多，全则十个，左拴四个，其内分别盛“全年如意、双喜、金银八宝、金银钱”等；右拴六个，其内盛“事事如意、笔定如意、岁岁平安”等，其中也有空囊。

清嘉庆吉服带

皇太极在崇德元年便以谕令形式规定了内外王贝勒及官民人等的婚嫁筵宴聘礼制度，在提到和硕亲王娶妻、娶媳时，规定所赠衣服包括：“缝珍珠金银花之妆缎、蟒缎及素缎袍，女齐肩朝褂、裙共八袭，蟒缎及缎被褥六套，金项圈一，荷包一，大簪子一，小簪子三，耳坠一副，戒指十”。

此外，在多罗郡王娶妻、娶媳和多罗贝勒娶妻、娶媳时，所赠衣服中，也明文规定可以赠予女方“荷包一”。而自固山贝子娶妻、娶媳始，规定所赠衣服只有“缝珍珠金银花之妆缎、蟒缎、素缎袍，女齐肩朝褂、裙共五袭，蟒缎及缎被褥三套，金项圈一，大簪子二，小簪子二，耳坠一副，戒指四”，不再包含荷包一项。

清嘉庆红色缎平金锁绣福禄寿字荷包

皇帝对内外王贝勒等婚嫁的规定，处处体现身份品级之别，而准予使用荷包，也成为皇帝对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和多罗贝勒身份的一种肯定。

赏赐大臣过程中荷包的应用

清宫荷包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皇帝对大臣的赏赐。

赏赐大体分两种，一种是年节赏赐，一种是奖励赏赐。

在清朝，年节赏赐大臣福字荷包等物已形成惯例。

清乾隆黄色缎口满纳菊花双喜小羊纹腰圆荷包

《道光实录》曾提及：“每遇年终，颁赏内外臣工福字，原为内外诸臣终岁经理公务、谨慎黾勉，节届新春，特恩锡福、共迓吉祥、永受恩泽之意。”

一些官员手稿日记等也留下了收到赏赐荷包的记载，在《曾国藩日记》中便有关于荷包的记载，例如咸丰九年正月十三日记载：“申刻，接军机处咨，蒙内赏福字荷包等件。”官员年节收到赏赐荷包等，堪称极为珍贵的礼物，自己佩戴之余，亦可转赠亲朋，以示皇恩。

清乾隆石青色缎平金锁绣福禄寿纹葫芦式荷包

这种年节赏赐也有特殊情形，《道光实录》《同治实录》均曾提及，在先皇帝大行未满一周年之时，皇帝会“心有不安”而“本年暂停赏给”，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年后再行照前颁赏”、“二十七个月后，再行照例赏给”等不同方式照例补赏。奖励赏赐荷包则比较多见，既有单独赏给荷包，也有伴随升迁以及其他赏赐一起的情况。

清嘉庆红色缎口满纳福寿双钱纹鸡心式荷包

翻阅《清实录》，单从奖励赏赐的荷包来看，比较普通的有大荷包、小荷包。如《道光实录》中，道光帝某次赏赐提督齐慎时就包括“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以示嘉奖。多数情况下，会通过荷包的纹饰、质地、数量等，对荷包加以区别，显示出论功行赏的意图。同样是《道光实录》，在某次剿匪后论功行赏中，就赏给长龄“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杨遇春“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杨芳“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后又赏长龄“黄辫珊瑚豆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御用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这里，从普通的大荷包、小荷包，到珊瑚豆大荷包，再到黄辫珊瑚豆大荷包，直到御用大荷包，可以想见，赏赐的等级越来越高。

此外，也会有一次性赏给多个荷包的情况，尤其是在军事行动中，便于主帅论功行赏。据《咸丰实录》，咸丰帝就曾一次性赏赐向荣“荷包一百四十四个”，以提振士气。

清道光红青色缎绣腰圆荷包

荷包赏赐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用于皇帝对患病官员的慰问。据《乾隆实录》，乾隆皇帝在额驸策凌患病之时，曾派侍卫前往探视，“赏给额驸大小荷包、人参二斤”。嘉庆皇帝也曾在额勒登保患病时，“并赏亲佩小荷包一个，如朕亲临问病”。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年节赏赐还是奖励赏赐，都是清代帝王勉励臣工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赏赐彰显皇室威严，也传达着帝王治国方向。

国家宗教外交过程中荷包的应用

清代，荷包在宗教外交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清光绪湖色缎绣荷花纹花篮式荷包

查阅《清实录》，与宗教相关的荷包赏赐，多是针对藏传佛教，从中可以折射出清代“兴黄安蒙”的边疆治理政策。据《道光实录》，曾赏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赏班禅额尔德尼“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泷咙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达赖喇嘛之师荣增班第达之呼毕勒罕“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

清乾隆黄色缎绣福寿云鹤纹椭圆荷包

清代中后期，除了朝鲜等邻近国家外，与洋人打交道越来越多，荷包的身影也渐渐出现在外交活动中。对朝鲜等国使臣的赏赐中，时常提到赏赐“荷包等物如例”，洋人情况则各有不同。据《嘉庆实录》载，英吉利使臣来访，虽“其为无礼莫此之甚”，但仍“不加深责”，在收下所呈礼物之后，“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据《光绪实录》载，曾“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筵燕各国使臣，并颁赏如意缎匹荷包等物”。

清乾隆石青色缎平金银锁

绣灵芝团寿纹椭圆荷包

比较有名的则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赏俄国使臣、英国使臣“各颁给大卷江二匹、大卷库缎二匹、瓷器二件、荷包一匣”。在赏给洋人荷包一事上，清政府态度相对较为谨慎。据《同治实录》载，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左宗棠曾“请赏加德克碑提督衔，并赏给大小荷包衣料”，但同治皇帝因考虑与“前次奖叙戈登谕旨不符，未便互有参差”，表示“若径加以提督衔，则该洋将官职较崇，难保不渐生骄纵，恐以后难于驾驭，是以未经照准”，“如该洋将以得受赏物为荣，即著左宗棠备办衣料等物，传旨赏给，以示鼓励”。

清孝贤皇后绣花卉火镰荷包

清宫荷包运用较为广泛，相应数目也极为可观。道光皇帝就曾赏给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火镰荷包一个”。根据《内务府奏销档》所载，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至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五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宫中使用“各色大荷包六十二对、各色小荷包六百九十八对”，仅各色大小荷包累计就达七百六十对。荷包能在清代宫廷礼仪中起到重要作用，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从其使用过程来看，可以反映出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清光绪红色缎平金锁绣龙凤呈祥纹荷包

一是反映鲜明的阶级之别。皇室婚礼制度中，荷包的使用与身份相对应；皇帝赏赐大臣荷包时，也有大荷包、小荷包、珊瑚豆大荷包、黄辫珊瑚豆大荷包，乃至皇帝御用荷包之分，荷包的绣纹、颜色等均有明显的阶级之别。服饰制度对荷包的影响在图案纹饰上面有明显的表现，如早期的清宫荷包多数绣有云、龙、海水，为彰显皇权特有的图案。另有较能体现皇权的事件则是议定年羹尧反逆罪名之时，罗列其罪状之一便是“用鹅黄小刀荷包”，黄色为皇帝的御用颜色，百姓臣工不容擅用。

二是反映朝代的兴衰。据《光绪实录》载，大臣春福等奏称，“张家口所属布鲁图台站，溃散废弛”，“据称该将军等本年接奉由台转送御赐福字荷包等件，木匣皮包，均有破烂之处，荷包银钱等物，亦短少大半。”

清代白缎地五彩平绣花卉纹荷包

此种现象，并非直到光绪年间才出现，早在咸丰年间，曾国藩收到咸丰皇帝赏赐福字荷包等物后便发现，荷包虽完好，但糕点却被吃得所剩无几，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是日巳刻，接奉由内交出年赏福字、荷包之类，其南枣、挂面、奶饼之类，驿站竟将包拆开，偷窃十分之七八矣。此向来所未有，亦足见纪纲废弛，下无忌惮，日甚一日也。”

曾国藩所言并非毫无道理，皇帝赏赐大臣年节礼物，驿卒不仅不严加看管，反而主动窃取，可见皇权威严逐渐损毁。

清代红缎地绣海水团寿花卉纹荷包

荷包作为一种日常简单配饰，在清宫的礼仪制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不仅因其民族传统、文化意义，更重要的是传递了皇帝的治国手段与权术。在皇帝眼中，荷包这样小小的装饰物也能牵涉利害。赏罚是国家大事，哪怕小小的荷包，也不容许皇帝以外的人来操纵、赠予，尤其是带兵的地方大员，更不能“犒劳私恩”，结党营私。

[参考资料]

《清宫荷包的礼仪用途及其文化内涵》 崔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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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诗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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