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正式提出“伪书移置说”之后，不仅纠正了胡适对“伪书”的认识偏差，还深化了对“伪书”的认识。因此，此说得到了容媛、齐震、陈恭禄等人的基本认可。而吕思勉、翦伯赞则在批评或认同此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伪书”中还有“真史料”的观点。要而言之，顾颉刚的“伪书移置说”是一个科学的认识，推进了中国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

大凡一个突破性学说问世之后，都会产生一定的反响。因此，在对“伪书移置说”的提出缘起、学术渊源与基本内涵进行了一番研讨之后，有必要对该说的反响进行一个初步的考察。近代以来，在中国古书考辨工作上，最先具有自觉意识的是胡适。１９１９年２月，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说：“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但是，要将假史料完全弃去不用。就中国哲学史而言，《易经》“乃是一部卜筮之书”，故“全无哲学史料可说”；《尚书》“没有信史的价值”；而只有《诗经》因书中的日食得到了证实，才“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因此，“作哲学史”“只可从老子、孔子说起”。于今来看，关于胡适的这一“截断众流”的做法，虽然被蔡元培认为是一种“扼要的手段”，但实则缺乏彻底的“历史的眼光”与“平等的眼光”。

早在１９２４年７月，杨鸿烈在《中国伪书的研究》中即指出，“自来处置伪书的态度有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是“放任派”，“这派对于真的古书和伪的古书都一视同仁，毫无偏私，他们以为读书便是读书，何必劳精费神去管他是真是假”。与这一派不同的是“排斥派”，“这派对于已证实的伪书固然是严格的排斥，就是疑性很大的古书也不征引”。其中，胡适是以“排斥伪书”“求得信史”为目的的“先觉”，其“在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连《左传》《周礼》《尚书》等可疑的书都一概不征引”。这种办法虽“是得当是合理的”，但“我们还想进一步来将所有伪书像废物似的利用来丰富史料的内容，设法把所有伪书造作时代的‘或然数’考证出来”。于今来看，杨鸿烈的批评颇能成立。要而言之，胡适在“审定史料的真伪”之后，不仅没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伪书”和“真书”，更没有以“历史的眼光”将之置于“作伪”的时代，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可靠的“真书”。较之胡适，顾颉刚的这两种眼光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１９２１年１月，顾颉刚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说：“因为想做史学，所以极要搜集史料，审定史料。”１９３５年９月，顾颉刚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中则直言：“研究历史，第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②不过，承前所述，“审查史料”之后，顾颉刚并不主张将之“除去不用”，而是将之置于造伪的时代，使其成为“绝好的史料”。由此来看，“伪书移置说”之提出，不仅消极地纠正了此前胡适的“伪书”认识偏差，更积极地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科学认识。科学的认识一般会得到人们认可。顾颉刚“伪书移置说”提出之后，即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正面回应。最早注意到顾颉刚“伪书移置说”的是容媛。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容媛对《古史辨》第三册进行了简要介绍，注意到顾颉刚在该书《自序》中述说的古书“建设”“只是恢复其原来面目”，而古书“破坏”“只是移出其所托之时代而置之于出现之时代之意”。对此，容媛表示：“古史材料日出不穷，诚不当以古书自限，然古书既占古史之重要地位，则古书材料之分析及其时代之考定，确为今日急迫之需求。”由此可见，容媛对于“伪书移置说”是颇表认可的。继容媛之后，还有一些学者接受了顾颉刚的“伪书移置说”。

１９３４年６月，齐震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商榷》一文中先是强调，“传说与伪书的本身也是具有史料的价值”。比如，“《列子》是晋人伪撰的，虽然不能代表庄周以前列御寇的学说，但用来讲魏晋间的哲学思想是极好的”。又如，“《西京杂记》是晋葛洪作的而伪托给刘歆，拿他讲西汉的历史便错了，用他来推测晋人的风俗制度便有相当可取的材料”。之后，齐震则表示：“谈到史料问题则顾颉刚的《古史辨》是不可不注意的，他用校勘学做基本方法，在过去的史料（记载）中证明他所发见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一条定例。”本来，“顾颉刚的史学，与其说是‘史学’无宁说是‘史料学’。他对于古书的素养比较深，所以他关于材料整理的见解是可取的”，而《古史辨第三册自序》就是一个例证。由此来看，齐震之所以主张《列子》《西京杂记》等具有史料的价值，当是受到了顾颉刚“伪书移置说”的直接启发。除齐震外，受“伪书移置说”影响的还有陈恭禄。

１９３６年，陈恭禄在《中国上古史史料之评论》中指出：“上古典籍存于今者，数实无几。”孔子以前之典籍存于今者，仅有《尚书》《周易》《诗》《春秋》。其中，“《尚书》之可信者不足二十篇，均为殷周文字”。至于“后人伪托之书，关于思想者，定其著作年代，尚可作为某时代之思想，伪托之史料，除特别用途而外，决无一顾之价值”。此外，陈恭禄在论及《诗经》成书之年代及其真伪可信之价值时专门提到了《古史辨》第三册中顾颉刚、俞平伯的观点。由此可见，陈恭禄之所以认为伪托之书有特别用途，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受到了顾颉刚“伪书移置说”的影响。不过，较之上述学者的单向接受，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学者的修正与进一步发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吕思勉。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吕思勉在《先秦史》中对“古史材料”进行“料检”时批评说，近二十年来，“疑古”之风盛行，“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而且，“伪书仍有其用”。比如，在经书之中，《尚书》中《尧典》《禹贡》等，“决为后人所作，然亦可见其时之人所谓尧、舜、禹者如何”；《周官》“盖战国时学者所述”，“信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固“诬”，然“战国时制者，独赖此书之存”。又如，在子书中，“《家语》《孔丛子》虽为伪物，然古书无全伪者，除以私意窜入处外，仍多取古籍为资，实足与他书相校勘”；“《列子》乃晋人伪书，然亦多有古书为据，善用之，固仍有裨史才，而尤可与《庄子》相参证”。于今来看，吕思勉对“疑古”的这一不点名批评，或是一种误解。其提出的“伪书”存有作伪时代的观念或制度，与前述顾颉刚的“伪书移置说”并不冲突。不过，吕思勉并不囿于这一认识，而是进一步认为“伪书”之中“多有古书为据”。除吕思勉之外，进一步发挥“伪书移置说”的代表性学者还有翦伯赞。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翦伯赞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讲到“史料择别与辨伪学”的时候指出，“到近代，辨伪学仍在继续发展”。其中，“顾颉刚编的《古史辨》，对于辨伪也有不少的贡献”。而“辨别了书的真伪以后，我们就可以从真书上找史料。但这并不是说，伪书完全无用。伪书之所以不能用，是因为著作者不用他自己的名字，而要伪托古人，以致使作品的时代不明。因而只要我们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还是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而且，“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伪书上的史料也可以引用”。因为，“史前时代的人，尚无文字。没有文字时代的人，当然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记录”。“今日所有关于史前时代之文字的记录，不论是载于真书，抑或载于伪书，都是有文字以后的人伪托的。”因此，“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定，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

结语

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由此而言，翦伯赞不仅认识到“伪书”置于作伪时代的史料价值，还进一步提出了“伪书”在史前时代的“旁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