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赵建成，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编号：13&ZD10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学术史视域下李善《文选注》引书研究”(编号：16BZW04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李善《文选注》经部引书研究”(编号：2016M590307)。

四大名注指的是学术史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四部经典注释：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与唐李善《文选注》。这四大名注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最大成就，是在注释中广泛采用了征引体式，即征引大量文献进行典籍注释。这样做的意义，一是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所注经典本身，这是其根本价值；二是附加价值，即这些古注中保存的大量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校勘价值，对于已佚文献则有辑佚价值。

本文的撰写，意在简要勾勒汉魏以来经典注释的流变与征引范式的确立，略考四大名注征引四部典籍的情况并进行适当的学术史分析。

一、汉魏以来经典注释的发展与征引范式的确立

经典注释的出现，缘于人们阅读与理解经典的需要。最早也最重要的经典注释是经注，子注、集部典籍注释与史注也随后应时而生。从汉魏到两晋南北朝，伴随着学术思潮的转移与学科分野的变迁，经典注释的体例和面貌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在学术思潮的转移方面，汉代儒学一尊，魏晋之后则玄风大畅，佛学日盛。相应地，汉儒注经，最重文字训诂、章句之学与名物典制，旨在发明经典本义；而玄学背景下的经典阐释，更加注重名理之辨析，往往有偏离经典文本的情况，具有明显的玄学色彩。对此，汤一介总结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注释经典的传统……汉朝注释经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地作详细解释，还有用‘纬’证‘经’的方法，形成纬书系统。到魏晋则为一变，玄学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辩名析理’的方法。佛教传入以后，对佛经也有各种不同的注释，有‘音义’、‘音训’等等。”①汤先生的概括很精当，我们可以略举一例进行说明。《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章，郑玄注云：

億，谓以意，意有所疑度。必，谓成言未然之事。固，谓已事囙然之。我，谓己言必可用。绝此四者，为其陷于专愚也。②

梁皇侃《论语义疏》引颜延之注云：

谓绝人四者也。[云毋意者]一也。此谓圣人心也。凡人有滞，故动静委曲自任用其意，圣人无心，泛若不系舟，溪(应作“豁”)寂同道，故无意也。[云毋必者]二也。此谓圣人行化时也。物求则赴应，无所抑必。故互乡进而与之，是也。无所抑必由无意，故能为化无必也。[云无固者]三也。此圣人已应物行化故也。固，谓执守坚固也。圣虽已应物，物若不能得行，则圣亦不追固执之。不反三隅则不复，是也。亦由无意故能无固也。[云毋我者]四也。此圣人行教，功德成身退之迹也。圣人晦迹，功遂身退，恒不自异，故无我也。亦由无意故能无我也。③很显然，郑玄注旨在字、词、句、章之解释，而颜延之虽依《论语》本文，但长篇大论，颇以老庄玄学之思想、概念疏解之，玄学色彩浓厚。

学科分野的变迁，主要是指经学、史学之分离。汉代自武帝之后，经学开始在思想、学术上占据支配地位，史学则是经学之附庸。《汉书·艺文志》承刘歆《七略》，将《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等史学著作置于《春秋》类典籍之末，即是明证。魏晋之后，这种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这种转变有多方面的表现，一是于《三国志》最早出现的“经史”一词④，到了唐修《晋书》中已经可以经常见到。胡宝国说：“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⑤二是西晋时荀勖因郑默《中经》而著《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丙部为史学著作，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别。到了东晋，李充又以《中经新簿》为基础，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并将史学典籍调整为乙部。《隋书·经籍志》承之，并沿袭至今。

在这种转变发生之前，史书的注释是模拟经书注释的，如延笃《史记音义》、胡广《汉书解诂》、服虔《汉书音训》等。《隋书·经籍志》正史类小序云：“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⑥周一良说：“这些音义注释，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上面。”⑦而伴随着史学的独立，史注也逐渐打破了对经注的因袭模拟，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陈寿《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故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之。他“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为《三国志》作注，有补阙、备异、惩妄、论辩之例⑧，从而确立了新的史注范式。自此以后，在大体上，注经与注史有了较为显著的差别。清人钱大昭云：“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⑨陈垣则以“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⑩之语概括之。

需要说明的是，裴松之《三国志注》虽然开创了新的史书注释范式，但文字训诂的史注体例并没有被取代，还是继续存在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裴松之之子裴骃的《史记集解》。而且，从总体上看，更多的史注还是继续采用名物训诂的旧式注释方法。

另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三国时期，魏何晏撰《论语集解》，开创了经典注释的集解之体。此书“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11)。“诸家”指的是《论语序》前文已经提到的苞氏、周氏、孔安国、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八家之《论语注》，然何晏未取周氏注，故为七家，再加上何晏本人的注释，《论语集解》共汇集八家之注释。杂采众家，各取其长，集解体之优长。因此这一注释体例很快流行开来，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集解体注释著作，如应劭《汉书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等。

总之，到了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国古代经典注释的体例、方法已经基本完备了，这些体例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因典籍性质与注书目的、注书条件之差异而有所不同，更经常会综合运用。总的趋势是日渐融通和丰富，成为未来经典注释的样板和基础。

二、四大名注引书考述

清李慈铭云：“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12)的确，裴松之《三国志注》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所开创的补阙式注史体例，对后世史注乃至普遍意义上的经典注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产生了刘孝标《世说注》、郦道元《水经注》与李善《文选注》。三书皆承其绪，又各有发明，与裴注一起，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名注。

四大名注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征引浩繁。因其所引典籍今已大部亡佚，故因之而保存的大量佚文便弥足珍贵，四大名注也因而成为古籍辑佚之渊薮。而其引书有传世文本者，引文亦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四大名注因其所注原书之性质、内容有异，故其对典籍之具体征引情况亦有不同，下面分别说明。

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典籍，清末沈家本有《三国志注所引书目》，为其《古书目四种》之第一种，著录裴松之注引书共210家。其中经部22家，史部142家，子部23家，集部23家。四部引书的具体情况见表一。沈氏书目有遗漏、误收、重复之情况，但大体上接近裴注引书之实际，可以作为参考、分析的依据(13)。

裴松之注《三国志》，出于补阙、备异、惩妄之目的，引述了大量的史料，共征引史部典籍142种，在引书中所占比例最大，为68％。史部典籍诸类别，除正史、古史、杂史类典籍皆引十余种，中规中矩外，比较突出的是引用杂传类典籍62家，谱系类16家，这是杂传、谱系类典籍走向繁荣的一个信号，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影响日益增强。到了刘孝标《世说注》的引书中，这一态势的发展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详见下文。

另外，裴松之《三国志注》是纯正的史注，“务在周悉”，所以其引文往往比较完备。《四库全书总目》云：“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压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14)

刘孝标《世说注》所引典籍，据笔者考证，共有475家。其中经部40家，史部306家，子部40家，集部73家，释家类12家，另有不可考者4家(15)。四部引书的具体情况见表二。

刘孝标为《世说》作注，其宗旨、体例都受到了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影响。他对于《世说》，亦以史视之，故以注史之谨严态度为之作注。在引书方面，刘孝标《世说注》所引亦以史部典籍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共306种，占全部引书的64％。然《三国志注》务求周悉，侧重于补其脱漏，《世说注》则更注重于勾勒书中人物发言、行事之历史、时代背景，故又有所发扬。体现在引书上，也有所不同。《世说》作为世族文化背景下“名士底教科书”(16)，刘孝标为其作注时引用了杂传类典籍152家，谱系类典籍48家，充分体现了六朝文化的门阀士族特色。这也是《世说注》引书的一大特点。另外，由于玄佛合流，名僧的名士化，刘孝标注还引用了若干佛经，在杂传中还有一些僧人的传记，直接反映了佛教对我国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影响，中国的思想学术界逐渐由两汉时期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展成儒、道、佛多种思想交融竞争的格局。

郦道元《水经注》所引典籍，郑德坤有《〈水经注〉引书考》，据其序，《水经注》共征引典籍凡436家，其中经部84家，史部208家，子部62家，集部82家(17)。四部引书的具体情况见表三。

《水经注》引书遍涉经史子集四部，仍以史部所占比例最大。然其引书最大的特色是征引了大量各种类型的地理类文献，仅计归于史部地理类者便有96家，在全部引书中占22％。郑德坤云：“《水经注》征引地理书之富，隋、唐以前无能出其右者，其作品在地理上之价值，可想而知。”(18)其中有全国性地理文献如《山海经》《十三州记》等，也有包括各地地方志在内的区域性地理文献如《赵记》《陈留志》《洛阳记》《襄阳记》《钱唐记》《会稽记》等，有河川地理文献如《江水记》《汉水记》等，有山岳地理文献如《庐山记》《罗浮山记》等。尤其是地方志，数量极多。清陈运溶云：“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19)《水经注》还引用了大量的碑刻文献，这也是与其他几部注书相比之特色所在。

李善《文选注》，据笔者考证，共征引典籍1969家，其中经部232家，史部354家，子部190家，集部1157家，佛道典籍34家，无主名者2家(20)。四部及佛道引书的具体情况见表四。

李善《文选注》在四大名注中征引典籍最多。整体上看，四部中以集部引书数量最多，为1157家，占全部引书的59％。这是由《文选》作为“文学总集”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与前面三部注书相比引书结构的最大不同。而在诸部典籍内部，亦颇有值得注意之处。经部引书232家中，谶纬类文献共87家，比例达到37.5％，这充分说明谶纬思想在汉魏时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史部引书中引用较多的，是正史类61家，杂传类60家与地理类128家，这与《文选》作品多涉史实、人物、史地典实等有关。集部引书中，赋类295家，诗类363家，书类101家，数量最多，这是最常用、也最重要的几种文体。

作为四大名注最晚出的著作，李善《文选注》继承了前代经典注释的传统并进行开拓创新，无论在注释方法还是注释体例上都具有集成与总结的性质。既有传统的训诂、章句、音注之内容，又有补阙、备异、纠谬等体例。引书繁富是李善《文选注》的重要特色和风貌，这是由其作注宗旨决定的。李善《上文选注表》云：“握玩斯文，载移凉燠；有欣永日，实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劳，寄三余之暇，弋钓书部，愿言注缉，合成六十卷。”(21)“弋钓书部”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揭橥文本背后的事典与文辞来源，从而确立了集部注释学的一种新的范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对后代的注释学尤其是诗文集注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集部典籍注释最高成就的代表。

三、余论

四大名注征引浩繁，除所注内容本身的需要外，与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与学者个人的学术追求密切相关。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朝，学术界重视“隶事”即“典故学”，重视知识，并形成风气，也成为一些学者的学术追求。如《南齐书·文学·崔慰祖传》：“(崔慰祖)好学，聚书至万卷……建武中，诏举士，从兄慧景举慰祖及平原刘孝标，并硕学。……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临卒，与从弟纬书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22)又如刘孝标，其于齐武帝永明四年(486)自魏地逃还江南后，“苦所见不博，闻有异书，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于是博极群书，文藻秀出。”(23)《南史·刘峻传》又载著名的“策锦被事”：“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24)而裴松之与郦道元，《四库全书总目》云《三国志注》“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25)；清全祖望为赵一清《水经注释》作序，批评郦道元“过于嗜奇，称繁引博，反失之庞，读者眩焉”(26)。这些批评，其实正反映了二人的闻见之广，而这恰恰是他们注书的基础。至于作《文选注》的李善，据《新唐书·文艺中·李邕传》：“(李邕)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27)是否真的“不能属辞”，颇可存疑，然而“淹贯古今”、号为“书簏”，则与齐梁时期重视典实之风一脉相承。

注释：

①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

②据伯希和2510号唐写本郑玄《论语注》。《论语》本文“意”，此本作“億”。见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04页。

③[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17页。

④《三国志》卷四十二《尹默传》有“皆通诸经史”之语，中华书局，1982年，第1026页。

⑤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31页。

⑥《隋书》卷三十三，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见其《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⑧[南朝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见《三国志》，第1471页。

⑨[清]钱大昭：《三国志辨疑·自序》，见杨翼骧、孙香兰主编《清代史部序跋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8页。

⑩陈智超：《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65页。

(11)[魏]何晏：《论语序》，见《宋刊论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3页。

(12)[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己集，咸丰九年(1859)二月初三日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第918-919页。

(13)关于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引书数量与引用书目，自清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以来直到今天，学术界多所考论。由于引书判断的标准与处理原则不同，加之裴松之引用时存在同书异名、同名异书以及不符合今天的“规范”等情况，诸家的考证结果多有不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从整体上看，各家之考证，以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最为精审。

(14)《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三国志》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参见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引书目录考》，《文学遗产》网络版2016年第1期。

(16)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9页。

(17)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序》，见《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79页。关于郦道元《水经注》的引书数量与引用书目，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收录《水经注》引书375家，颇有遗漏。陈桥驿有《水经注·文献录》，将《水经注》引书分成地理、历史、人物、图籍、论说、杂文、诗赋等十八类，共477家，不包括碑铭文献。陈氏另有《水经注·金石录》，收录《水经注》所引碑铭文献357家。《水经注·文献录》颇多重复收录，往往将典籍的诸多篇章皆作为独立的引书而加以收录。如除《史记》外，又收录汉褚少孙《史记补》、太史公《禹本纪》(即《史记·夏本纪》)以及《史记·赵世家》《史记·乐书》《史记·年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河渠书》《封禅书》，实即《史记》一书；又如除《山海经》外，又收《山经》《西次四经》《中山经》《海外西经》《海内东经》《大荒西经》，实即《山海经》一书。见陈氏《〈水经注·文献录〉序》《〈水经注·金石录〉序》《水经注·文献录》《水经注·金石录》，收入其《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故本文于《水经注》引书，依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18)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序》，见《郑德坤古史论集选》，第79页。

(19)[清]陈运溶：《〈荆州记〉序》，见陈运溶、王仁俊辑《荆州记九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20)参见赵建成：《李善〈文选注〉引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

(21)[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本。

(22)《南齐书》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72年，第901-902页。

(23)《南史》卷四十九《刘峻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9页。

(24)《南史》卷四十九，第1219页。

(25)《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三国志》提要。

(26)见乾隆甲寅年(1794)小山堂雕本《水经注释》。

(27)《新唐书》，卷二百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5754页。

（刊于《浙江学刊》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