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在世时，将《聊斋志异》最后一卷誊清后，共四函八册，分藏在两只樟木匣子里，作为蒲家的传家之宝封存密室，嘱其子孙善自珍藏，不得遗失。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山东连年灾荒，蒲氏七世孙价人携家眷“闯关东”移居沈阳，《聊斋志异》原稿随身带出，蒲价人一家三代，辗转于山东淄川和辽宁沈阳、西丰三地，家藏《聊斋志异》手稿达85年之久，最终从蒲文珊手中将半部手稿交给了国家。

考《蒲氏世谱》可知，蒲文珊为蒲松龄的10世族孙，是携手稿到东北的蒲价人之子蒲英灏的儿子。蒲文珊对《聊斋志异》的珍视胜过其父。1931年春，奉天省图书馆馆长袁金铠，得知手稿之事，就商量借选印。蒲文珊认为影印是一项善举，便亲自携带手稿前去与袁金铠面议。后由袁会同当时的吉林省省长王维宙组成一个《聊斋志异》原稿审核委员会承担编审事宜。手稿原稿存入奉天银行保管。由于“9.18”事变，选印之事一度搁置。到1933年夏，共选出有王士祯评语的14篇，刻印本未收入的10篇共24篇，题为《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刊印。后来，已任伪满洲国参议的袁金铠与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想购买手稿，被蒲文珊拒绝。

蒲文珊保存手稿期间，遭遇过一次劫难。1948年冬，幸亏当时一个叫刘伯涛的县政府秘书从中周旋倾力相助，才把蒲文珊保存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共4册存下来。其实，《聊斋志异》原稿共四函八册，光绪20年，他的父亲蒲英灏在奉天盛京将军伊克唐阿帐下为幕僚。伊氏执意借阅手稿，其父为防有失，先借其半部，交还后，又把那半部借其阅读。不久，依氏奉调北京，后来八国联军进京，依氏下落不明，半部原稿从此失落，至今无从查找。

《聊斋志异》手稿“闯关东”，历经磨难，经有识之士全力拯救，幸留得半部存世。1951年，西丰县政府通过辽东文教厅，将两函四册《聊斋志异》原稿送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处。经专家鉴定，两函四册是四函八册原稿中的一、三、四、七册，共收入234篇，比刻印本多23篇，是极为珍贵的《聊斋志异》定稿本。

《聊斋志异》的刻印本中，清乾隆31年(公元1766年)赵起杲、鲍廷博刻印的青柯亭本是《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刻本。在此前，蒲松龄因为家贫，无力刻书，只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青柯亭本为鲍廷博出资谋划，赵起杲主持，余蓉裳校雠。青柯亭刻本的底本用的是据郑方坤抄自蒲家手稿本的过录本，编刻者删去了其中“单章只句，意味平浅者”以及有违时忌，怕触犯文网的内容，基本上保持了原著面貌，所有优秀篇章都在其中，而且刻印精良。青柯亭本为以后所有刻本、评本的祖本，直到建国后6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友鹤的“会校、会注、会评”的所谓“三会本《聊斋志异》”，青柯亭本才算退出了《聊斋志异》出版史的舞台。可见，青柯亭本的重要性和巨大的历史作用。青柯亭本于2005年由淄博市博物馆从拍卖会上拍回，现存于市博物馆，《聊斋志异》也算是回归故里。想来，聊斋先生也该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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