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兴无

黄新廷（黄新廷中将）

开国中将廖汉生（1911—2006），湖南桑植人，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曾先后任北京、南京、沈阳三个大军区的政治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上世纪20年代，他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思想参加了革命。他23岁就当了红军师政委，除了贺龙的培养和影响外，还得益于他的良师益友关向应。廖汉生一生都对关向应充满了“敬仰、怀念、感激之情”，尊关向应为“好领导、好首长、好老师”。

“我和贺龙同志介绍廖汉生入党”

廖汉生与关向应相识于1933年。

当时，廖汉生是贺英游击队的一名游击队员。贺英是贺龙的大姐，在红军主力几度离开、敌人频繁“围剿”的情况下，她带领游击队苦苦坚持在湘鄂边四门岩崇山峻岭之中，为红军守护着这块赖以进退依托的地盘。

1933年初，贺英听说红军从洪湖转移到湘鄂边，立即派廖汉生带一名队员前去打探。廖汉生在鹤峰毛坝找到了红3军（由红2军团改编）军部，见到了日夜盼望的贺龙军长，他旁边还有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瘦瘦的人，贺龙介绍说：“这是红3军政委关向应同志。”廖汉生的手第一次与关向应的手握在了一起，他向贺、关报告了贺英游击队的情况。贺龙说：“红军回来了，大姐的游击队可以下山了。”

◆关向应

几天后，廖汉生领着贺英游击队走出深山密林，到毛坝与红军会合。自从1931年春在走马坪送别贺龙和红军，已经两年了，贺龙姐弟俩见面，格外亲热。关向应握着贺英的手说：“云卿经常念叨大姐，百闻不如一见，大姐果真女中豪杰。”几天后，红军要去打桑植县城。贺龙、关向应命贺英游击队继续留守鹤峰。1933年5月6日凌晨，由于叛徒出卖，贺英部在鹤峰洞长湾遭敌袭击，贺英等英勇牺牲。廖汉生等收拾余部，奉命组成鹤峰县游击第四大队，被任命为副大队长，继续同敌人战斗。

1933年7月的一天，贺龙、关向应把廖汉生调到军部当书记员，游击四大队编入红7师21团。此时，由于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大搞内部“肃反”，给红3军造成了严重损失，缩编为7、9两个师。党团组织解散了，红3军各级政治机关也被撤销，政治干部关的关、杀的杀，只剩下军政委关向应。8月，夏曦带领红7师留守湘鄂边，贺、关带领军部和红9师到宣恩、咸丰、利川开辟新区。关向应利用这个机会着手恢复党团组织，首先恢复了军部党支部，接着开始发展新党员。

廖汉生到军部才一个多月，没有受“肃反”的牵连，一身“清白”，加上红3军有文化的干部基本杀光了，廖汉生高小毕业，是个“小知识分子”，于是把他列为发展新党员的第一个对象。

◆年轻时的廖汉生。

9月的一天，军部党支部召开会议，讨论廖汉生的入党问题。廖汉生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关向应到会，另一位介绍人贺龙因下了部队没有到会。关向应简要介绍了廖汉生的情况：“廖汉生过去一直在贺英大姐队伍里，长期坚持游击斗争，大姐牺牲后他当游击第四大队副大队长，我们把他调来军部当书记。他有文化，工作积极，经受过艰苦斗争的考验。现在党和红军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急需这样的同志参加党，因此我和贺龙同志介绍廖汉生入党。”关向应做完介绍，其他党员都表示同意。这样，廖汉生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支部会上，关向应还讲解了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当前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将来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对关向应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廖汉生没有听懂，对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他记得清清楚楚。这一“初心”，他终生不忘。

“扩红本质上就是做政治工作”

在关向应的言传身教下，廖汉生进步很快，1934年8月，调任红9师政委。同年10月，红3军与红6军团会师后，恢复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红2、6军团作为一个战略单位，由贺、任、关统一指挥。由于红2军团干部力量相对薄弱，从6军团调了一批干部充实到2军团，袁任远任红6师（由9师改称）政委，廖汉生改任副政委，他虚心向袁任远学习，甘愿当好助手。

红2、6军团发动湘西攻势，攻占永顺、桑植、大庸等县城，建立湘鄂川黔苏区，成立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袁任远调到省军区工作，关向应安排廖汉生重任6师政委。

红军在围沅陵时，总部提出“三个月内扩大一万二千主力红军”的任务。部队每到一地，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号召贫苦农民参加红军，动员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当红军。

部队之间开展扩红比赛，出现了单纯追求数量的问题。当廖汉生兴冲冲地向关向应报告扩红成绩时，关向应冷静地告诫廖汉生：“扩大红军，要注意分析人员的政治成分。首先来的这批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贫苦农民，可能是一些兵油子。对这些人要加以改造。”廖汉生一愣一愣地望着政委，关向应进一步开导说：“扩红是党在红军中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本质上就是做政治工作。红军刚到新区，还没有开始土地革命，真正的贫苦农民没有得到实际利益，会来当红军吗？要扩大真正的贫苦农民当红军是不容易的，必须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在长征中，廖汉生更是推进扩红工作制度化、组织化、经常化，每个连队、个人都有扩红计划。红军每到一地，就深入到群众了解其疾苦，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和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使群众获得实际利益，提高其阶级觉悟，使群众懂得红军是工农武装，主动而踊跃地参加红军。

同时，争取敌军俘虏兵参加红军。政治机关加强对俘虏兵的教育，严格执行俘虏政策，愿意留下当红军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俘虏兵多是贫苦出身，看到红军战士自觉自愿为工农群众战斗，从而懂得了两种军队的本质不同，做出了“当兵就要当红军”的选择。6师在云南祥云县一次争取到近千名俘虏兵加入红军。

通过扩红，红2、6军团的兵员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在长征中始终保持着永不枯竭的生命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毛泽东高度评价红二方面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你们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政治委员要站稳政治立场”

1936年7月1日，红2、6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2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会师前，廖汉生一直以为在甘孜会合的不光是四方面军，还有一方面军。到了甘孜才知道，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不在这里。张国焘同中央分裂了，他还想控制红2、6军团。

张国焘派人来红2、6军团发表讲话，关向应明确地告诉来人：“讲话可以，但不能讲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问题，不能讲北上是‘逃跑’。你讲这些，我马上就结束这个会。你只能讲生活问题，讲西北这个地区怎么生活。”结果，这个同志在会上只介绍了在西康怎样生活，过草地应该注意什么。

◆廖汉生长征胜利后红六师政委任上照。

张国焘还以红军总政治部名义给红2、6军团发来两种小册子：《西北讲座》和《干部必读》。《干部必读》攻击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是“机会主义逃跑”。书发到红6师师部，廖汉生警觉《干部必读》不对劲。

这时，关向应打电话问廖汉生：“那两本书发下去没有？”廖汉生说：“没有发，还放在师部的。我感觉不对劲啊！”关向应说：“没有发好。政治委员就是要站稳政治立场。你赶紧派人把书集中起来送给我。”廖汉生立即派人把书送到总指挥部，关向应命人将《干部必读》全部烧掉，只把《西北讲座》留下来给部队作参考。

张国焘想换掉廖汉生、冼恒汉等2军团的3个师政委，企图从政治上控制部队。人都派过来了，但被关向应顶了回去，3个人留下来安排了其他职务。

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2、6军团领导人和朱德、刘伯承的共同斗争下，张国焘只得同意北上会合中央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人指责贺龙是“军阀主义”，二方面军是贺龙“个人的部队”，而且还牵扯到跟随贺龙多年的老部下。卢冬生被当作“军阀主义”的代表挨了整，廖汉生等人则被用作指责贺龙“任用亲信”的话柄。

◆1937年3月，贺龙（前右一）、关向应（前左三）、廖汉生（后左三）等在陕北合影。

面对非议，廖汉生感到十分委屈。他跟贺龙有亲戚关系（廖为贺的外甥女婿），从小就把贺龙当作了不起的英雄来崇拜。参加革命后，“贺龙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是在他头脑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他在思想上、政治上打开了眼界，相信党的领导超过了崇拜个人英雄。

廖汉生找关向应坦陈心迹：“没有贺龙，我廖汉生现在还不知道干什么呢！我们桑植那个地方有枪则王，也许没法活下去，我早被逼上梁山去了！”接着，又提了自己的想法，“我可以离开嘛！不一定非要跟着贺龙不可，到哪里都可以为党为革命工作。”

关向应严肃批评了廖汉生的这种想法，指出，政治委员要有政治头脑，不要听到风就是雨。那些对贺龙的非议是片面的，不负责任的。贺龙不是没有缺点错误，但他是一位从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而且是一位有着高度党性、时刻把自己置于党领导下的忠诚战士；他不仅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事将领，而且是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的党的坚强领导者。大家跟贺龙干革命，就是跟共产党干革命。

关向应还着重强调，中央对贺龙同志是肯定的。毛泽东对贺龙作了高度评价：“贺老总有三条：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

◆1938年12月，廖汉生（四排左七）参加一二O师干部会议合影。二排左三起：甘泗淇、关向应、贺龙、张宗逊、周士第。

为了消除影响，以正视听，关向应还专门在延安的报纸上著文说：“二方面军的领导者贺龙同志，他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久经锻炼的战士，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热烈的革命情操，有不屈不挠的革命的坚定性，他是南昌暴动主要领袖之一，他十年来继承南昌暴动的革命传统，领导红军，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今年的‘八一’是红军十周年纪念，对他光荣的过去，致以革命的敬礼！我们相信，这一伟大红军领袖，在党的路线下，团结着二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为中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奋斗到最后胜利。”

在关向应的开导下，廖汉生对贺龙的认识，由过去带有较多感情色彩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了能够深入本质的理性阶段，在思想上解决了服从党的领导与服从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的群众领袖人物的一致性。从此，他的思想上的困惑打消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无条件信任和服从贺关，就像李井泉曾经比喻的那样：“贺关是我们一面旗帜上的两个名字，正如我们党旗上的镰刀锤子一样。”

“毛干各自飞”

1944年7月，中央决定由廖汉生、贺炳炎组织一个干部大队，重返洪湖地区开展工作。他们从中央党校学员中抽调了原红2军团的干部30多名，还有358旅教导队的干部和一批从宜昌来延安学习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共计100多人，编入八路军南下支队。

南下支队由359旅主力和干部大队组成，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下辖6个大队。一、二、三大队是359旅的战斗部队，四、五、六大队是干部大队。其中四大队以原红6军团的干部为基础，随359旅南下开辟湘粤赣新区；五大队以原红2军团的干部为基础，回到原洪湖苏区，加强新四军5师在那里的干部力量；六大队以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为基础，到鄂豫边区加强5师本身的力量。五大队由贺炳炎任大队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

洪湖地区是贺龙、关向应率红2军团开创的老苏区，五大队的干部大多是贺、关从那里带出来的老部下。因此，从受领任务到出发前，廖汉生除向贺龙汇报南下准备情况、聆听指示外，还多次到关向应的病榻前探望、话别、聆听教诲，有时跟贺炳炎一起去。

◆贺龙与任弼时、彭真到医院探望关向应。

关向应自1941年病倒后，病魔折磨得他骨瘦形销。看到廖汉生、贺炳炎来了，他很高兴，撑着病体缓缓而谈。他谈国际国内时局，鼓励他们去工作，去战斗，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深情地回忆起洪湖苏区人民对革命的支持，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大有所为。他沉痛地谈起“左”倾路线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告诫他们不要再犯过去“左”和右的错误。他严肃地谈起团结的重要性，要求他们注意搞好党内党外、这部分与那部分的团结。

一次，关向应语重心长地对廖汉生说：“你跟贺炳炎两个脾气都不好，你们自己要团结好，同时也要团结下属，尊重上级，遇事不要急，要冷静思考，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要克己宽人，取人之长来补己之短。”

临行前，廖汉生、贺炳炎再一次向关向应告别。关向应躺在病床上，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拉着他们，激动地说：“过去你们虽然是军事、政治主官，但主要是在一个大的编成内、在上级统一号令下行动，如今你们是独当一面的负责干部了。去吧，像羽翼渐丰的鸟儿，毛干各自飞了！”说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他们紧紧握着关向应的手，相对流泪，泣不成声，最后挥手擦掉眼泪，坚定地表示：放心吧，关政委！我们一定记住你的教诲。

1944年11月7日，廖汉生告别延安，踏上南下征程。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冰天雪地中跋涉数千里，冲过道道封锁线，于1945年1月底，到达湖北大悟山区，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5师会合。然后，贺炳炎、廖汉生带着干部前往洪湖地区，渡过襄河，于3月2日抵达襄南三分区。按照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贺炳炎任三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任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这样，他们正式加入到新四军序列。领导是鄂豫边区和新四军5师的郑位三、李先念等新领导，部队是还不熟悉的新部队、新部下。他们提出一个口号：“服从新的领导，团结原有同志，开展对敌斗争，扩大部队，扩大根据地。”

◆贺炳炎（左二）与廖汉生（右一）等战友在攻占的敌堡上留影。

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领导几百万人口、上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根据地，对廖汉生而言还是头一回。他紧紧依靠根据地军民，挫败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主动袭击、围困敌据点，迫使敌人向中心城镇收缩，把被敌人分割的地区打通，使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向长江以南和襄河以西地区发展，建立江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以桃花山为依托向长江两岸发展，打通与鄂南的湘鄂赣地区的联系。建立襄西指挥部，向荆门、当阳、远安发展。襄南根据地达到了鼎盛时期，并与其他地区一起构成了对武汉外围的战略包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5师决定组建一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二级军区。贺炳炎任江汉军区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江汉军区下辖襄南、襄北、鄂中3个军分区和1个独立旅。10月中旬起，江汉军区配合主力发起桐柏战役，在大洪山区扫除了反共顽固势力，建立了洪山军分区。

1946年3月，国民党军30万大军对中原解放区的围攻部署已全部完成。解放区和部队都在缩小，为了保存力量，中央决定将部分干部撤回延安。3月下旬的一天，中原局打电报给廖汉生、贺炳炎，要他们准备撤回延安。4月，廖汉生到汉口，通过军调部搭乘一架美国运输机飞到北平，然后转飞延安。

回到延安，廖汉生去探望关向应。卧在病榻上的关向应，见面就说：“回来了好！贺炳炎呢？”廖汉生说：“他跟董老转从重庆，又经北平、张家口回晋绥去了。”廖汉生简要报告了南下的情况，衷心祝愿关政委早日康复。关向应微笑着说：“我不会死的，去年没有死，现在可以拖过去的。”

“关政委你不能死啊”

1946年5月，根据中央的决定，廖汉生跟随贺龙离开延安，东渡黄河，重返晋绥前线。

6月，晋绥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织晋北战役，向蚕食、进犯解放区的阎锡山军进行反击。组建了晋北野战军司令部，担负前线指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炳炎、廖汉生分别任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晋北野司指挥来自晋绥、晋察冀两大解放区的部队各一部，由北向南，自西向东，逐个拔点，逐段歼敌，取朔县、收山阴、克繁峙、下代县、夺宁武、占原平、进围应县和忻县，共歼敌8600余人，控制铁路200多公里，彻底分割、孤立了大同、太原两城，使被长期分割的晋绥、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晋北战役紧张进行中间，一个噩耗传到晋北前线：万恶的病魔夺去了关向应的生命。中共中央向各级党政军民机关、部门发出《讣告》：“中共中央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第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于7月21日下午10时，在延安因肺病逝世，享年44岁。”

8月1日，晋绥解放区万余军民在兴县隆重悼念晋绥根据地的开创者和领导者、120师的好政委关向应。晋北野战军则在前线以战斗的胜利来悼念关向应政委。

战斗间隙，廖汉生一想到敬爱的关向应政委永远地离去了，就禁不住泪如泉涌，失声痛哭。13年来的培育之恩，不久前的殷殷教诲，一起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一遍又一遍地从心底里呼唤着：关政委、你和我们永别了！关政委，你不能死啊！他饱含热泪，写了一篇悼文，托人送到《晋绥日报》发表，倾诉他对关向应政委的深切怀念。

1946年11月，晋绥军区第1纵队政委廖汉生与司令员张宗逊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部西渡黄河执行保卫延安的光荣任务。12月5日，第1纵队近万名指战员列队延安飞机场开动员大会。关向应墓地就在飞机场边上。廖汉生带领全纵指战员伫立关向应墓前，默哀致敬。廖汉生后来写道：

今天我们在关政委的墓前召开动员大会，仿佛关政委还像以往那样带领我们誓师出征，他永远活在我们的战斗行列中！

世事沧桑，斗转星移。关向应的音容笑貌一直鲜活地浮现在廖汉生脑海里，他把对关向应的深深缅怀一直珍藏在心底，伴随他度过了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度过了此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一直延续至他的晚年。

1989年8月，廖汉生和黄新廷、杨秀山等老战友一起跟随王震来到关向应的家乡——大连市金州区，参加关向应铜像揭幕仪式。站在铜像前，廖汉生再一次呼唤老政委的名字，并默默地告慰他的英灵：您和无数革命者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共和国将永远铭记着你们的名字，你的精神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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