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逍遥津之战是三国时期东吴对曹魏发动的一场重要战役，是赤壁之战后东吴为维系孙刘联盟共抗曹魏所采取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逍遥津之战东吴的失败，进一步促使东吴改变联刘抗曹的方针。逍遥津之战后东吴采纳了吕蒙的策略，袭取荆州以巩固长江一线，从而对魏、蜀、吴三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逍遥津之战东吴曹魏孙权张辽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14－17

建安二十年(215)，孙权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北上攻打曹魏江北重镇合肥，曹魏名将张辽在合肥逍遥津以七千破敌十万，东吴惨败而归。逍遥津之战是三国时期东吴对曹魏发动的一场重要战役，是三国前期东吴发动的历次战役中规模最大、兵力最多的一次。逍遥津之战东吴的失败，进一步促使东吴改变联刘抗曹的方针。战后东吴采纳了吕蒙的策略，袭取荆州以巩固长江一线。以往史学界对三国时期战争的研究多集中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这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上，对逍遥滓之战这场同样以少胜多的战役则研究偏少。从战役的规模及其历史意义来看，逍遥津之战均比不上上述三大战役，但作者认为，逍遥津之战对魏、蜀、吴三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它促使东吴的政治和军事策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通过对逍遥津战役及其影响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三国时期各国政策和外交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一、逍遥津之战简介

有关逍遥津之战的记载主要见于《三国志》卷17《张辽传》和《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二?孙权传》等文献，另散见于李典、凌统、甘宁、潘璋等双方主要参战将领的传记中。史载：“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馀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辽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於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人，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馀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攻合肥十馀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吴魏逍遥津之战，魏将张辽以七千守军破东吴十万大军，使东吴大为震动，以至于后来张辽抱病随曹休南征时孙权仍“甚惮焉，敕诸将：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

二、逍遥津之战的影响

1、逍遥津之战是三国前期东吴发动的历次战役中规模最大、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

建安二十年(215)，孙权趁曹操用兵汉中之机，亲自率领大军北上攻打战略要地合肥，逍遥津之战爆发。关于这场战役东吴所用兵力，《三国志》卷17《张辽传》明确记载“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馀人屯合肥。…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在张辽死后，魏文帝追念张辽、李典在合肥创下奇功，下诏曰：“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从“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破贼十万”中都可看出东吴当时围攻合肥动用了十万兵力。

然而，在三国时期有名赤壁之战中，东吴却只投入了三万兵力。有三则材料可以说明：

其一，据《三国志》卷35《蜀书五?诸葛亮传》载：曹操南征讨伐刘备之时，诸葛亮用一番精辟的说辞打消了孙权的顾虑，“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其二，在《三国志》卷54《吴书九?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记载：周瑜请见孙权要五万兵马退敌，孙权却抚背说“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

其三，据《三国志》卷32《蜀书二，先主传》裴注引《江表传》记载：“(刘备)乘单舸往见瑜，问曰：‘今拒曹公，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赤壁之战从周瑜请兵五万来看，孙权确有十万之众。但是，孙权却只给周瑜三万兵马用于对抗曹操。

三国时期另外一场著名战役吴、蜀夷陵之战中，东吴也不过动用了五、六万兵力。《三国志》卷58《吴书十三?陆逊传》记载：“黄武元年(222)，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在此之前，孙权于延康元年(220)遣步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后来又移兵益阳。刘备东下时，曾遣马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益阳和武陵临沅相邻，不难看出，孙权命步骘到益阳，目的就是镇压五溪蛮，支援陆逊。那么夷陵之战中，吴方出动的兵力，有据可查者是六万。偏师一万人，由步骘率领，主力五万，由陆逊节制。

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对东吴一方都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赤壁之战，东吴只投入了3万兵力，夷陵之战也不过5－6万，但为了攻打合肥，东吴方面却投入了10万大军，这反映了东吴对合肥的高度重视以及北上攻曹的决心，同时也应该视为此时东吴方面的兵力出动上限了。从赤壁之战诸葛亮去说服孙权时，孙权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於人”，可以看出，赤壁之战时，孙权当时的总兵力也就是十万多一点。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而逍遥津之战则发生在赤壁之战的七年之后即建安二十年(215)，东吴当时还没有夺取荆州、征服山越，夺取荆州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而征服山越是在嘉禾三年(234)，东吴的势力范围当时并没有扩大多少，并且短短七年时间，东吴总人口数也不会有太多增长。故东吴此时的总兵力与赤壁之战时不会相差太多，也就是十万左右，不会有多大增长。但让东吴方面想不到的是，这能出动的10万最大兵力数量，竟然还是被张辽的7000人马打得惨败而归。

2、逍遥津之战是赤壁之战后，东吴为维系孙刘联盟共抗曹魏所采取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

赤壁之战孙、刘两家联手大败曹军，推动了、孙刘结盟。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为了维系联盟多次采取了彼此呼应的军事行动。同时，两家也在明争暗斗。

建安十三年冬，孙权、刘备乘赤壁大捷，主动进攻曹魏。在淮扬方向，孙权率军攻打合肥，围攻四个月不克；在荆襄方向，周瑜攻克江陵，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刘备则进兵江南，取荆州江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

建安十四年，刘备驻兵公安，上表孙权为徐州牧；孙权表刘备为荆州牧，并嫁妹与刘备。

建安十六年，孙权遣周瑜水军驻夏口，欲与刘备共取蜀。刘备欲自图蜀，托言刘璋为宗室，不接受孙权的建议，孙权召回周瑜水军。

建安十八年，曹操率四十万步骑进军濡须口，孙权率军七万抵御。曹操攻破孙权江西营，但受阻于濡

须，两军相持月余，曹军撤退。曹操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

建安十九年，刘备命关羽留守荆州，使诸葛亮率张飞、赵云领兵入益州，和刘备会师合围成都。之后，孙权攻克皖城，曹操举十万之众再征孙权，无功而返。至此，孙、刘并力，刘备得益州；孙权攻克皖城，筑起了江北防线。

建安二十年，孙权派诸葛瑾向刘备索求荆州江南四郡，刘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与此同时关羽尽驱东吴派至四郡的官吏，孙权大怒，派吕蒙领兵两万取江南三郡。刘备也不甘示弱，自“引兵五万下公安”，双方内战一触即发。恰在此时，曹操占领汉中，大有南取益州之势。为巩固新占之益州，刘备向孙权请和，以湘水为界与孙权中分荆州，湘水以东长沙、江夏、桂阳属权，湘水以西南郡、零陵、武陵属备。孙刘联盟重修旧好。

孙刘联盟重修旧好后的同年，两家再度展开彼此呼应的军事行动。在汉中战场，“先主令张飞进兵宕渠，与邰等战於瓦口，破邰等”。孙权则趁曹操用兵汉中之机，亲率大军直扑合肥。可惜，孙权的十万大军攻打合肥，却被张辽的七千守军所破，连孙权本人也差点为曹军所俘，幸赖凌统、甘宁、吕蒙等人奋力死战，才得以脱身。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为了维系联盟多次采取了彼此呼应的军事行动。从东吴方面来讲逍遥津之战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兵力上都超过了东吴之前的历次军事行动，是赤壁之战后东吴为维系孙刘联盟共抗曹魏所采取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

3、逍遥津之战促使东昊改变联刘抗曹的方针，转而采取袭取荆州全据长江一线的策略

逍遥津之战不仅使东吴在军事上遭受重创，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使东吴君臣开始重新考虑己方的政治军事策略。逍遥津之战后，东吴内部展开了取徐州还是取荆州的讨论。东吴主要将领吕蒙明确提出应放弃攻打徐州，转而采取袭取荆州全据长江一线的策略。他指出，“今操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孙权对此深以为是。在逍遥津之战前，东吴的战略重点主要放在淮扬、徐州方向。但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显要，曹魏在此驻有重兵。且徐州地处苏北平原，地形一马平川，利于曹魏骑兵部队作战。而东吴向以水军作战见长，骑兵力量则远非曹魏对手，故对于东吴来说，徐州难攻更难守。而在淮扬合肥方向，东吴方面多次重兵围攻，均以失败告终，而尤以此次逍遥滓之战为最。在既无力向江北发展，又要力图自保的情况下，孙权采纳了吕蒙袭取荆州全据长江的实主义战略。而要实行此战略，首先必须缓和此前同曹魏之间的紧张关系。故在曹操于次年再度出兵濡须之际，孙权派都尉徐详见操请降，魏、吴修好，转而注目势力暴涨的刘备集团，集中力量准备夺取荆州。

荆州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魏、蜀、吴的主要谋士都从战略高度阐述了荆州的重要性。诸葛亮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并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略。鲁肃则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并为东吴制定了“划江而治，以观时衅”的国策。荀或则认为：“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指出占领荆州是曹操统一天下路线图的关键一步。从上述三人的言论可知，荆州若在刘备手中，蜀汉便可从荆州和益州夹击中原，实“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荆州若在孙权手中，孙权便可依长江天险，鼎足江东，与曹操、刘备相抗衡，进而谋取天下。荆州若在曹魏手中，曹魏便可雄据长江上流，顺江而下，吞并江南，一统天下。荆州犹如曹魏统一天下的利爪，犹如蜀国的左臂右膀，而对于东吴来说，则犹如它的咽喉。荆州对东吴的意义，较之曹魏和蜀汉更为重要。可以说荆州构成了东吴的立国之基，无荆州则东吴不足以自保，亦不足以立国。从地图上看，长江绵延万里，是南北双方的天然地理分界线，也是南方政权维持战略守势的天然边界。而以长江天险形成的防御线一般是以三峡为始，直至长江人海的一个相互呼应的整体。荆州地处长江上中游，正是长江整体防线的龙头，在南方政权保持国家独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吕蒙曾一再指出荆州对拱卫江东政权的重要性，“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只要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长江天堑就能为吴所有，东吴就可凭藉长江天堑，确保其立国基地的江东无虞。故要保东吴政权，就必须保荆州。因而，作为江东屏障的荆州自然成了东吴势在必争的禁脔。

公元216年冬，曹操进攻濡须。次年春，孙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处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东吴的外交为什么会突然出这样的大转弯呢?解释只有一个：结好曹操，为占领荆州避免两线作战做准备。公元219年，关羽率军北伐，围攻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以至曹操打算迁都洛阳，以避关羽之锋。关羽与曹魏之间的恶战为东吴袭取荆州提供了有利时机，孙权乘机向曹操提出“乞以讨羽自效”。曹操谋士赵俨指出孙权的意图是“权邀羽联兵之难，欲掩制其后，顾羽还救，恐我承其两疲，故顺辞求效，乘恤因变，以观利钝耳”。但曹操虽然知道孙权的意图，却想借孙权之手除掉关羽而坐收渔翁之利。由于孙权已向曹操称臣，解除了两线作战的顾虑，故吕蒙得以用白衣渡江之计成功地袭取荆州，擒杀关羽。紧接着孙权又遣校尉梁寓使魏，并奉献礼物，以试探曹操的态度。结果是曹操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孙权占领荆州的合法性。东吴变联刘抗曹为联曹制刘，不惜向曹魏称臣的实主义外交策略配合军事偷袭和政治攻心，终于实了夺取荆州、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使东吴鼎足江东有了坚实的根基。

总之，逍遥津之战后，东吴对己方的外交、军事策略作出重大调整，改变了主攻淮扬、徐州的军事策略，而采纳吕蒙“袭取荆州，全据长江”之策，将荆州作为己方的战略重点。这一重大策略调整对后来魏、蜀、吴三方关系的走向起了重要的作用。之后东吴成功袭取荆州，擒杀关羽，导致吴蜀联盟破裂，东吴、蜀汉交恶，东吴全面倒向曹魏，以致引发后来吴、蜀之间的夷陵之战。

综上所述，逍遥津之战是三国时期东吴对曹魏发动的一场重要战役，是赤壁之战后东吴为维系孙刘联盟共抗曹魏所采取的最大一次军事行动。逍遥津之战东吴的失败，进一步促使东吴改变联刘抗曹的方针。逍遥津之战后东吴采纳了吕蒙的策略，袭取荆州以巩固长江一线，从而对魏、蜀、吴三方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