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一说这个时候的小说。

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模仿史传的。最早的笔记，就是一个文人听说一点什么好玩的事，就用散文记下来。笔记重要的不是真实，而是猎奇。当然，猎奇的事要一直能流传下去，传成段子，需要符合人们内心的期待，符合真实的感受。为什么叫“小说”呢？就是小小地说，跟台面上的那些光明正大的说法不一样，给你提供另一种解释，另一种可能性。所以从笔记来的小说这一路，天然地具有解构性。

六朝的笔记小说已经很发达了。今天把六朝的笔记小说分成两类：志人和志怪。志怪就是有什么奇怪的事，就记下来，多半是神神鬼鬼的事。志人就是记录名人逸事，谁有什么上不了正史的好玩的事，就记下来。我们先讲志人。志怪小说等讲完陈隋再讲。

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就是《世说新语》。我在《年轻人的国文课》里已经讲过一些《世说新语》里的故事了，这里再聊聊这部书的读法。

这本书到现在为止，我讲的段子基本上都来自《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对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巨大的，现在我们经常拿《世说新语》当史料用，有时候也没有更好的史料。但是我们要注意，《世说新语》毕竟是小说，不是史书。与其说《世说新语》是史实，不如说它是心灵史，反映的是刘宋的人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看法，也反映的是刘宋人的心理。《世说新语》作为史料不一定都是可靠的，但是如果通过《世说新语》来分析刘宋这个时代人们的心态，会很有意思。

如果我们把《世说新语》还原成小说，用小说的理论去看它，还能看出好多东西。《世说新语》里的好多段子，你如果多想一步，这段子是谁传出来的，会很有意思。有的段子是可能传出来的，那也肯定得是当事人之一传出来的，那么这个叙述人就有他的视角。有的段子，明显不可能是当事人传出来的，那就只能是段子，是后来人的杜撰。但是从文学的角度讲，这个杜撰可能更有价值。

比如说，他写曹丕毒死了曹彰，还要杀曹植。其中写太后怎么去救这个曹彰，写得特别生动具体。但是你想想，皇上要杀亲王，太后光着脚往井边跑这个场景，是谁传出来的？而且这个场景也太有戏剧性了，太具体了，所以有可能是段子。那么曹丕毒死曹彰这个说法，从史学角度看，就得打个问号。那么说曹丕又要杀曹植，这个可信度有多少呢？后面太后这句话——你已经杀了我的曹彰了，不能再杀我的曹植了——说得很有表现力，虽然很残酷，但是光看语气的话，很像老妈妈说的话。这种很细的地方，作为史料其实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作为小说是有价值的。

曹丕要杀曹植的说法，《世说新语》是比较早提及的，而且描述是比较详细的，细节多得可疑。我们看曹丕、曹植自己的诗文，他们兄弟的感情其实没有这么糟。我说曹植一生最大的悲剧，不是他哥哥要杀他，而是他要离开他最亲爱的哥哥。就是说，曹丕要杀曹植这个说法，是刘宋这个时代流行起来的。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是刘宋流行起来的呢？

首先有一个问题是，《世说新语》的编纂者刘义庆，他的身份跟曹植很像，也是皇室的亲王。刘义庆那时候的皇帝是宋文帝刘义隆，刘义隆其实是一个特别猜忌亲王的皇帝，他是杀过自己的兄弟的。刘义庆当时也是被猜忌的，他很紧张，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野心，连马都不敢骑。在这个心态下，就可以理解他在脑补曹丕和曹植的关系的时候，会尽量地夸大曹丕对曹植的猜忌。刘义庆也是在文学方面努力的亲王，可能他对曹植也有一定的代入感。包括他脑补曹丕杀曹彰，可能也是他现实中亲身经历的代入。

但是，这也只是刘义庆一个人的代入。他只是《世说新语》的编纂者，实际上这些故事本来就在那儿了，他只是采用了他最有共鸣的一种说法而已。也就是说，当时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意识，就不会有这些故事，刘义庆也没处找这些故事去。就算他一个人编出来，如果全社会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人共鸣，这个故事也很难继续流传。所以，我们还得从更广泛的社会意识去思考。刘宋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会让曹丕猜忌曹植这样的说法广泛流传呢？

我们想想，刘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刘宋这个时代，大家对什么是士族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了，当时门阀下降，寒素上升，寒素和皇权结合。在这个时代，曹植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成了士族的第一代表。曹丕虽然跟他是一个妈生的，但他是皇上。如果皇帝是士族的领袖，问题还不大。一旦皇家不是第一等门第了，大家就不觉得曹丕和曹植是兄弟了。大家自然会觉得，皇帝是压制士族的。这时候大家都崇拜曹植，就会觉得，像曹植这么高贵的人，居然没有做皇帝，而且他跟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他同母的哥哥就是皇帝。曹植诗写得这么好倒没做皇帝，曹丕诗写成这样倒做了皇帝，在刘宋的人看来，已经觉得不平了。虽然他们是亲哥儿俩，但是曹植身上投射的是士族的形象，曹丕身上投射的是皇帝的形象。到刘宋的时候，士族和皇帝的关系变得紧张了，皇帝和寒素的形象开始重合了，所以大家就把曹植和曹丕的关系想象得越来越复杂。《世说新语》里关于曹植和曹丕关系的描写，不能说明曹植和曹丕真实的关系，但是可以很好地说明刘宋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理。所以我说，《世说新语》是心灵史。

又比如说，《世说新语》里说阮咸跟他姑妈家的鲜卑族婢女未婚先孕了，然后阮咸的母亲去世办丧事的时候，姑妈带着婢女搬家了。阮咸穿着重孝，跟来吊唁的宾客抢了一头驴，骑着驴去追这个婢女，为的是要回肚子里的孩子，一路上大喊着“人种不可失”。管肚子里的孩子叫“人种”，跟牛种、马种一样了。你想想这个情景，其实这不是什么浪漫的爱情故事，阮咸这德行散大了。这是件淫荡的事。像这种事，可信度就很低，因为这种段子大家爱传。后面他还圆谎，说阮咸的儿子之所以叫阮孚，字遥集，就是因为他妈不是汉人，是从远方来的。这个有可能是根据阮孚的名字附会出来的、有点低俗的一个段子。

你要是拿着这个段子，去证明阮家人轻薄无行，就呆了。其实阮家在中古士族社会的地位很高，阮家人可以鄙视谢家人，说他们是“新出门户”，说谢家人轻薄无礼。说明阮家在东晋就已经上升成古老高贵的家族了。这么高贵的家族，这么有名的人，你说他这么满大街叫唤自己的丑事，满大街散德行去，这就有一种反差，这样的段子大家就爱传。这就是小说性。

另外，这个婢女为什么非得是鲜卑人？是匈奴人、羯人可不可以？那时候有很多鲜卑人在中原做奴婢吗？我注意到，五胡中最后在中原做稳了北朝皇帝的，是鲜卑人。只有他们汉化成了中国的皇帝，成了南朝势均力敌的敌人。南朝和北朝其实已经不是民族矛盾，而是政权之间的矛盾了，但南朝人对鲜卑人的仇恨也是真实的。他们好像在想：你不是牛吗？你不是跟我们为敌吗？

几百年前，你们只配给我们做丫鬟！所以，这个丫鬟非得是鲜卑人，是南朝人另一种怨气的化身。那么，这个丫鬟也就不可信了，很可能是不存在的。

一个是我朝的高贵家族，另一个是敌国的皇帝，但是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呢？他们曾经通奸，弄出过私生子，还满大街散德行去。这样的故事，讲起来就不是一般的解气。这就体现了《世说新语》的解构性。

关于《世说新语》里的疯子，我已经讲过不少了。除了欣赏《世说新语》里的士族风度，我们也要学会把《世说新语》当小说读，运用小说理论去解析这个文本，而不能把小说里的事都当真。

我们中文系的人，不能把什么都当真的，更不能满足于知道“这是假的”。考证出“这是假的”，是历史系的事，历史系到这儿就可以发论文了。而他们发了论文，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要继续追问，既然是假的，那么这个故事为什么会有人讲？这才是我们中文系要考虑的。历史止步的地方，文学开始了。

《世说新语》是小说，不是冷冰冰的史料，而是我们文学的一部分。

选自《张一南北大国文课：六朝文学篇》浦睿文化·岳麓书社202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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