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语境下的地方话语

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量西方理论的译介为中国民俗学提供了思想资源。中国民俗学者不约而同地转向在语境中观察民俗，传说研究范式亦从文本向语境转换。研究者关注传说与其生长环境的密切关联，关注社会行为和观念对传说文本的诱导和制约，以传说的社会功能为主旨，分析它所代表的人群集团的文化需求、所表达的文化认同倾向。语境下的传说研究关键词大致包括：日常生活；集体记忆；村落；功能；建构；认同；话语；动力。

传说和历史的关系始终是传说学的重要命题，这一讨论约略经过了客观真实的反映论至主观真实的建构论之变化过程。随着后现代史学的理论转向，口述史、社会史、区域文化史研究兴起，以往将传说与历史作为虚构与真实二元对立的传统史观逐渐消解，学者们发现其与历史叙事具有多方面的同构关系，故传说又被视为和历史具有平等地位、同等价值的集体性“历史记忆”。某种程度上，传说在社区建构、凝聚认同等方面甚至发挥着比历史更为深远入微的影响力。

以赵世瑜、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社会史学者关注的议题大到正史书写、族群溯源，小至村落集体记忆、宗族谱牒编纂，多围绕传说话语的选取、改编、建构展开。赵世瑜[38]《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中不止看到移民家族定居、发展的历史，也读出了北方族群关系变迁史，卫所制度等国家制度对基层社会影响的历史，以及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士绅重构传说的时代取向或追求现代性的努力。他在《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中提出，移民传说是讨论地域认同的一个切入点，它是16—18 世纪地域认同不断扩展，也即明清国家形成的重要表征。通过对传说传承和改造的剖析，考察社区和族群建构身份认同过程的研究还有陈春声《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村落历史与神明传说的演变》[39]、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40]，以及郑振满对宗族史的研究。关于同类话题，万建中亦撰有《传说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盘瓠传说为考察对象》《传说建构与村落记忆》《民间传说的虚构与真实》《话语转换：地方口头传统的“在地化”——以新余毛衣女传说为例》[41]系列论文。

学者们还观察传说演述行为与生存语境和地方文化传统的互动关系，常见话题包括传说被生产和传播的动态过程，被提倡和被压制的异文之间的对抗，社会行为、观念对传说文本的诱导和制约等等。对于传说具有的“真实性”“地方性”“变异性”等特质及其生长运行机制，学者们也提供了更为生动深入的看法。

此类研究以陈泳超著《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42]为代表。陈著与顾氏的孟姜女研究、形态学研究都同样关心传说的变异问题，但他专注于观察那些具有明显动机的变异过程。经过在山西洪洞长达八年的田野调查，陈氏提出：地方性、时代性和阶层性的解剖视角，与“民俗精英”对传说的核心话语权和支配力，共同构成了传说动力学的主导模型。作者还揭示了传说的特征“权力性”：一切传说皆具备权力属性，差别只在于权力大小和使用成效。权力的动态表达即是“动力”。王尧对二郎神传说的研究也在山西洪洞的同一地方之内展开[43]，不同的是，后者的研究焦点在于借助传说对神灵之名的持续转化过程，观察地方性神灵的生长机制。

李然《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研究》[44]考察区域社会中传说、信仰及民众生活之间的互动。秃尾巴老李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集合，包含大量口头传说，依托于庙宇和仪式，解释地方社会中的特定关系、秩序和逻辑，成为群体自我认同并向外展示的标志性文化。

语境导向的研究范式为观察传说提供了较文本研究更为立体多元的维度。学者们在田野里观察日常生活中的传说样态，一方面以传说的社会功能为主旨，分析它所代表的人群的文化需求、所表达的社会化倾向和文化认同细节；同时也通过对活态传说的语境化、地方化考察，反观传说自身的生长规律。

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45]探讨了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和传说映射的乡村政治等议题。纳钦《口头叙事与村落传统——公主传说与珠腊沁村信仰民俗社会研究》[46]以一个蒙古族村落个案揭示了传说对村落传统建构的过程和功能。梁昭《表述“刘三姐”：壮族歌仙传说的变迁与建构》[47]将刘三姐的传说、戏曲、电影等各类文本还原回具体的时代和社会语境中，考察一种特定的文化符码如何被表述、建构和接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以语言形态传承的传说日渐衰微，而以“观赏”为主要传播方式的视觉媒介逐渐成为较重要的存在形态与传承模式；余红艳《景观生产与景观叙事——以“白蛇传”为中心》[48]即在此背景下提出“传说的景观生产”概念，着重探讨传说依附现实景观所实现的文化符号的生产过程。

五、 都市传说的兴起

都市传说又称当代传说，是民间传说的一个重要分支，内容与当代都市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也可能包含某些传统母题。[49]都市传说概念来自李扬译介美国民俗学者布鲁范德《消失的搭车客》[50]，在欧美国家已得到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我国对这一领域的探索还起步未久。

李扬撰写了《当代民间传说三题》《都市传说分类方法述论》[51]等文，讨论了都市传说的情节、特征、媒介、与传统传说的异同关系及分类等问题。陈冠豪的《中国当代恐怖传说之“解释”结构探讨》[52]提出当代恐怖传说具有“不合理事件”加“解释”的叙事结构；施爱东的《盗肾传说、割肾谣言与守阈叙事》[53]探讨了都市传说与恐慌谣言的区别以及转化的条件。相关论文还有王杰文《作为文化批评的“当代传说”——“当代传说”研究30年（1981-2010）》等[54]，张敦福、魏泉、黄景春等均提供了颇具代表性的个案研究[55]。近几年还由此衍生了从民间文学视角研究谣言的热潮，以施爱东为旗手，代表作有《谣言的发生机制及其强度公式》《周期性谣言的类别与特征》《谣言生产和传播的职业化倾向》《民族主义谣言的两极策略》《“谣言倒逼真相”的前因后果》[56]。其他学者研究如刘文江《谣言背后的“神话心性”及世界观研究》[57]，祝鹏程《托名传言：网络代言体的兴起与新箭垛式人物的建构》[58]，张静《西方传说学视野下的谣言研究》[59]等。

六、 传说形态学

形态学研究通常将传说置于抽离了时间与空间因素的真空环境之内进行切割，解剖文本内部的叙事组织结构，探索情节生发变异的最大限度，在国内一度被视为“形式主义流弊”而未受到应得的重视。在此类研究中，传说与故事往往被视为同质的解析对象，研究的焦点在于文本内部的叙事规律。然而，纯文本形态下的传说研究尚有较大空间，如传说的形态特征、文类的区隔标志、演述人对文本的局部截取规律、传说负载地方性的限度等等，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开掘。

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60]一文，将一个故事类型切分为9种变体后，创造性地提出情节基干、积极母题链、消极母题链等分析概念，所涉对象以故事为主，亦兼及传说，如“狗尾草”的来历。

施爱东对孟姜女、梁祝传说展开基于形态学的系列研究[61]。《故事的无序生长与最优策略》以梁祝故事的结尾方式为个案，探讨故事生命树的生长机制，把采自不同时代、地区的各种梁祝故事视为均质文化平台上的“故事集合”，站在统计分析的角度证明民间故事形态多样化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孟姜女故事的稳定性与自由度》则对孟姜女同题故事的所有母题进行合并同类项，归纳出9个故事“节点”，指出“节点”是同题故事中最稳定的因素。

张志娟《论传说中的“离散情节”》[62]从纯文本视角下的传说文类特征出发，指出传说的“信实性”“地方性”“解释性”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离散情节”造成的。“离散情节”指传说中游离于主体行动进程之外的叙事成分，是以“名”为中心的叙事。

此种严格约束于“无时空”的纯粹形式研究，虽然通常不讨论那些为语境研究所关注的历史、社会、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外部因素，然而这并不表明形态学就无法进行文本的外部研究，陈泳超《地方传说的生命树》[63]就在尝试扩展形态研究的地域维度。

七、 理论建设

与我国丰富的传说储量不相称的是，近70年来的研究尚未建立起较完善的、专属传说的理论体系。相比神话、歌谣、故事，传说研究较为冷清，系统的研究专著就更少见了。至今被引用最多的基础理论，除了前述威廉·巴斯科姆《口头传承的形式：散体叙事》之外，便是日本柳田国男的《传说论》[64]。该书自1985年译介出版后，成为影响几代学人的入门读物；后来关于传说特征的讨论，也大多在此基础上推进。略感可惜的是，对《传说论》的引用仅集中在“纪念物”和“传说圈”。此书还有许多卓见，如以连续四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传说在信仰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功能和巫觋群体对传说的发明，对当下语境中的传说研究不无启发。

程蔷《中国民间传说》[65]是中国传说学难得一见的理论专著，将传说分为“描叙性传说”和“解释性传说”，并对传说与故事做了明确区分，提出传说的五种独立特征：“可信”的表述方式、推原性的思想、传奇性的情节、人物个性化、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演变。并通过历代典籍中记录的资料，指出中国传说的一些独有问题，为后来者指出了一些可行的研究思路和线索。

张紫晨《中国古代传说》[66]最初定名为《传说概要》，前四章分别对古代传说的类型、记录、价值和特性进行论述；此后则分门别类地展示地方风物、建筑、医药、饮食、手工艺、风俗、历史人物等专题传说。黄景春《民间传说》[67]对传说进行全面论述：传说的定义；与神话、历史、故事的区隔和关联；种类分为人物、史事、名胜古迹、地方物产、风俗传说；特征有四：可信性、传奇性、解释性、黏附性。

邹明华在《专名与传说的真实性问题》[68]中指明传说真实性的一项重要来源：专名。它不仅指向人名，也包括物名、地名、朝代名等。由于专名“先验地为真”，传说自然也被相信与其是一样的“真”了。

此外，毕旭玲、陈祖英、张静[69]等对传说研究的中西学术史进行了清理和反思。

八、 结语

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范式天才式地开辟了一条中国传说的特色研究之路。由此开始的主题流变、文化审美、语境转向、都市传说成为传说研究史上的四种主流取向。70年的传说研究历程显示，无论研究对象、问题意识还是理论方法，从来不曾定于一尊，更不是竞争性的此消彼长、替代更新。区别只在于，问题意识会伴随学者的背景、兴趣和外在条件不断发散，由此引导研究范式转变。既没有绝对过时的理论，亦不存在绝对无价值的问题。时下热门的语境、实践、景观、都市传说等领域大有可为，对基础理论、历史起源、流变传播等问题也应勉力发掘可突破的契机。

进入21世纪后，由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一些入选非遗名录的传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将此类传说转化为旅游资源、人文景观被列入许多地方政府的规划之中，相关论题的文章也大量涌现。对传说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亦将有利于民俗学介入当下文化建设，为实现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平衡，贡献有深度、可持续发展的学理支持。

本文初刊《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4期，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