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上海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进一步查处网络圈群造谣行为的公告，对谣言制造者、蓄意传播谣言者将一追到底、依法惩处，对于一些恶意传播谣言的群组也将依法作出处理。

谣言有什么危害呢？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和雅克·勒韦在《谣言如何威胁政府》一书中考察了这样一个事件：1750年5月，在法国首都巴黎多个地方发生群体性骚乱，而起因则是一则谣言的散播，造谣者宣称，有警察毫无缘由地在大街上绑架儿童，而且手段十分残暴、鲁莽。在报道这个事件的时候，一些报刊不加查证，敷衍了事，甚至为整个事件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故意点缀上一些真假难辨的细节。还有一些报纸受政治力量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要么充满偏见和欺骗，要么遮遮掩掩，以致真相与谣言交织在一起，很难分辨和定性。法尔热和勒韦充分挖掘和整理了警方的档案、审判记录、新闻报道和回忆录等资料，将1750年巴黎儿童失踪事件完整叙述出来。他们发现，谣言之所以传播迅速，是因为人们的头脑中多多少少都有谣言的影子，而信息的不对称又加剧了恐慌和愤怒，在混杂着各种情绪后，最终将谣言变成了“默认的事实”。而这一则小小的谣言，在威胁政府声誉导致政府垮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谣言的危害不可低估。

相比18世纪，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不管我们称之为“信息时代”“科技时代”还是“后真相时代”，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知识、更多的信息，也拥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多的表达空间和言说方式，更充分更及时的信息交换机制。然而，我们也招来了海量的谣言。这些谣言一般缺少充足的证据，也有可能是完全凭空捏造的“故事”，具有很大的匿名性和煽动性，不仅可以误导公众的判断和行动，还可以制造混乱、混淆是非、传播恐慌，甚至可以煽动民族仇恨、种族清洗，在某些特殊的时刻还会摧毁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任，甚至可能颠覆政权。然而，吊诡的是，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司南·阿瑞尔（Sinan Aral）等人的研究发现，相比于真实信息，谣言被传播的可能性更高，且传播得更远、更快、更深、更广。那么，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如何才能识别和戳穿各种谣言，捍卫理性与真相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谣言的传播机制。谣言是我们的话语的一部分，它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历史。我们要认识到，“谣言”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它不仅可以用来编造故事，散布阴谋和恐慌，也可以通过某种隐秘的方式，来表达社会公众的情绪、情感和态度。由于信息的传递并不需要某种可靠的证据，也没有严格的审查和监督机制，因而不管是谣言的制造者还是谣言的传递者，对于话语的真实性都不用做出个人的担保。这种低成本，使得谣言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得到大范围传播。

其次，我们要疏通信息表达和传递的渠道。人类的交往、合作、决策与协调的每一个环节都涉及我们关于真相的追寻和需要，涉及对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如果谣言在所难免，对待谣言的最好方式，不是一味封堵，而是用确凿的事实让它不攻自破。所以，及时查证、保证言论渠道的通畅是十分重要的。

再次，我们要规范言语的表达机制。寻找有效的公共交流和对话空间，构建公共理性和话语秩序，对于舆论引导和信息的有效传递，进而对于社会稳定和谐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的呢？如何才能做到真诚表达、理性表达，如何才能捍卫真相并维护我们的言论秩序呢？在谣言与真相之间，不仅考验着公众的道德、理性与判断，也考验着整个社会的治理。实际上，在谣言与辟谣之间，不仅反映出我们对事实本身的需要，也揭示出我们对理性的捍卫和对社会责任的维护。这个时候，如果缺乏有效和规范的话语表达机制，就很容易引起各个层面的混乱。

要维护公共理性，捍卫真相的价值，就需要重塑我们社会的话语秩序。既要保障个体的话语权利，也要合理地分配话语权。既要允许合理的怀疑和批判，又要保持宽容和真诚。正如休谟所说，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做出了错误的推理，就称其为一个流氓、无赖和谎言家。言论市场需要的是规范，是公共理性，而不是无知、偏见与傲慢。

最后，我们要扩大信息的交互和透明度。当各种言论相互竞争，谁也不能说服谁的时候，应该广泛地动员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专家以及社会媒体和公众介入这些信息之中，扩大信息的交互和透明度，让思想和言论市场充分开放。这样，我们既可以保障社会言论渠道的通畅和个人言论权利的充分享有，保障人的信息权、话语权，还可以利用竞争性真相来证明观点、凝聚人心。同时，要强化法治力量，用刚性约束让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