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晋书》，就会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诏》里讲的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大概写晋朝历史的人是最多的了。按一般的说法，在唐以前写成的晋史有十八家之多，而实际上则有二十几家。唐太宗认为前人写的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都不是出于“良史之才”，因而在“深为叹息”之余，便指示大臣组织史家、学者重写《晋书》。当时，担任相当于宰相职务的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他们组织了一大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年）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就写成了一部新的《晋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二十五史中的《晋书》。

这部《晋书》，包括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晋书》的内容，包含西晋、东晋以及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十六国”的历史。它记事的年代，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即《晋书》本纪中的宣帝）早年的政治活动，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以宋代晋。

这部新的《晋书》同以往诸家晋史著作相比，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它在内容上“甚为详洽”，详尽而广博。以往诸家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而对“十六国”史事则又不曾有比较系统的记述。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们都不是完全的晋史。《晋书》的“详洽”，克服了以往诸家晋史的这个缺陷。还有，《晋书》中的志，往往从三国时期写起，这就多少弥补了《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不足。这也是它“详洽”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太宗很重视《晋书》的修撰工作，他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这四篇史论都题为“制曰”。他在《宣帝纪》的后论里，说司马懿这个人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又说他是“欺伪以成功”、“好回以定业”。肯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功，批评了他在做人方面的欺伪行为。早年，唐太宗曾同大臣虞世南论说历史。“商略古今”。虞世南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尖锐地批评司马懿“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这说明他们对司马懿的看法是一致的。唐太宗在《王羲之传》后论里，高度赞扬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己。”这在中国古代书法评论史上，也可以说是一段佳话。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这么多的作者合撰一书，各尽其才是很重要的，如：

令狐德棻，唐初著名史学家，曾主编过《周书》，并负责具体指导《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编写中的协调工作。这次被所有参加编撰《晋书》的人“推为首”，在确定《晋书》的体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敬播，唐初著名的文、史学者，与令狐德棻共同制订《晋书》体例。

李延寿，唐初很有成就的史学家，参与过编撰《隋书》，后又独自撰成《南史》、《北史》一百八十卷，是《晋书》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李淳风，唐初著名天文学家，《晋书》的《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出于他的手笔。

房玄龄，以宰相身份负责组织和监修的工作。

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体例的创新。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瞿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