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治小说者，论及志怪，多将目光聚于魏晋，谈及唐代小说，又多推传奇，似乎志怪小说乃魏晋六朝所特有，唐代小说除传奇外，再无其他。实则不然，检阅现今各种文言小说总目，可知唐代小说除传奇外，仍有不少属志怪体的小说，在数量上同样较为可观。

一、唐志怪内容之取材

文言小说的内容十分广泛，天文地理、鸟兽虫鱼、民风民俗、社会文化等等无所不包，尤其发展至唐，小说本身得到发展的同时，其所涉范围亦越加广泛。不可否认唐小说内容之广博，当中志怪小说同样不可忽略。那么，这些广泛的唐代志怪小说素材，又是如何取得的呢？

（一）对唐前志怪的取材

唐小说绝非传奇一种，可进一步思考与传奇并存的志怪，其源流又在何处。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其实已有所指，他说到志怪的一支演进为传奇，言外之意，魏晋志怪的其他分支乃以有别于传奇的小说形式而继续存在着。

志怪的自我改造，则暗含志怪这一体裁有一个由唐前发展至唐的过程，进一步试想，有这一种可能性，魏晋志怪发展至唐，在保留志怪形态的基础上，被性喜“作意好奇”的唐人加以改造，继而以有别于传奇以及魏晋志怪的新形态存在着。

其实，在对魏晋志怪有所阅读与认识的基础上，再去阅读唐志怪，会发现一个现象——在唐志怪中时常会发现魏晋志怪的影子，无论是志怪素材的直接引用，或者某些志怪思想的继承，唐志怪受魏晋志怪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对比阅读魏晋志怪与唐志怪的基础上，对魏晋志怪的取材方式可以大致作以下设想：一，直接对魏晋志怪进行辑录；二，对魏晋志怪故事模式的套用；三，对魏晋志怪母题的借鉴与吸收。此三种取材模式，综合分析，第一类所占比重较小，缺乏新意，无甚可取，旨在博览视听。

第二类较于第一类，不仅在数量上取优，更是略有创新，在继承故事框架的基础上，添加不少富有时代特征的新鲜血液。最后一类则已脱离故事文本与框架，不局限于内容的临摹，而是对故事思想层面的学习与借鉴，这种因承则更为靠近文学思想层面。

（二）获行事于朋辈

唐志怪的取材可以用“获”形容，这与唐代文人喜爱在聚会上“征奇话异”息息相关。唐人并未将志怪小说置于史的高度，反而是作为一种娱乐的谈资，带有娱乐性、随意性。且小说撰述者，往往是聚会上的听众，属于被动的“获”得，并不需要如撰写史书那般，跋山涉水，访问故老。因此， “获”反映的是唐志怪的取材方式，“获行事于朋辈”十分贴近。

唐前小说之取材方式不外乎两种，即口传与载籍。唐代志怪小说亦难出其藩篱，唐志怪小说的取材一部分来自于载籍，而另一部分同样来源口耳相传，且占据一定比重。

然唐志怪中的部分口传故事，既不同于干宝的“访行事于故老”，亦有别于班固的“道听途说”，而是出于一种具有娱乐性质的文人之间的聚会，这是唐前小说所未具备的取材方式，是志怪小说在取材方面的一种创新。

在这种聚会中，在友人叙谈场合下，所有参与者被要求讲述一件怪异之事，若所述之事不够奇，甚至还会面临惩罚。当所述之事够奇，即命文笔较好之人以笔录之，故而使志怪小说完成了由口传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变，即我们现在可见的唐志怪小说。

总之，唐志怪故事除作者取材于载籍外，更多的则是由别处听闻而来，此亦成为了唐志怪重要的取材方式。

二、唐志怪作家的创作意识

（一）“补史”功用的弱化

论及小说之渊源，学术界各抒己见，莫衷一是，然大致不离以下几个方面：史书、神话传说、辞赋、寓言等几个方面。魏晋六朝小说的史学意味颇为浓厚，从另一角度来看，魏晋时期小说的文学地位并未完全独立，对于史传的依赖程度高。

融志怪、历史、琐闻为一体的魏晋志怪小说，发衍至唐，逐渐分流，小说与史传文学的界线也不再如魏晋时期那般模糊。至有唐一代，随着时人对小说认识的加深以及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大包大揽的志怪小说被逐渐细化，其演进之脉络亦渐次明晰，一言概之，可分为传奇、历史琐闻、考据辨证以及志怪本身。

由此，志怪的记异功能、史学功能、考据辨证功能不再集于一体，而是各有所发展，志怪的“补史”之功被逐渐弱化。

（二）彰显博学之态

小说有着内容广博、包罗万象的特点，文人的博物洽闻与性尚怪异紧密相连，故而志怪小说中，往往可见文人的博学之态。小说家们本身所具有的“博学洽闻”传统自然影响其小说创作，故而唐志怪中时常透露着重知识性的一面。同时唐代进士科考试，对唐志怪作家尚博学、重视知识性的文化心态有着一定影响，进而作家们将此种影响融入到志怪小说的创作中。

（三）现实色彩的折射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彼时的政治、经济、交通、民风民俗、文学风尚等无不对文人的创作产生影响。反过来，文人亦会有意或无意通过文学作品对现实有所反映。小说至唐，为之一变，其“变”绝非仅是志怪向传奇的演变，而体现在多方面，就志怪小说而言，就包括叙事手法、故事内容以及撰述思维的变化。

唐志怪作家不仅关注故事的怪异成分，他们重现实性的撰述思维，使得志怪故事中时常透露着对现实世界的折射。简而言之，唐志怪的故事是荒诞离奇的，其背后所隐含的作者的撰述思维却具有现实性的一面。

（四）唐人之“怪”“异”意识

“怪”与“异”二字意思实则相近，当此二字组成“怪异”一词时，多指向自然界的一些神、鬼、妖、灵异之事。虽然二者差异不大，然若具体到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或说某些文学作品中，两者的差异就逐渐凸显。

在阅读唐志怪类小说时，时常可见“怪”与“异”二字，粗读之下，一瞥而过，“怪”与“异”似乎只是同一意思的不同表达而已，不必咬文嚼字。若细读之，实则不然，稍加思考，便可知此二字在唐志怪小说中的含义存在着相交相离的关系。

志怪发衍至唐，唐人对于“怪”与“异”的认识也有所变化，首先表现为“怪”不再单指异物（神、鬼、妖等），更关注由异物所引起的故事本身。再者，“异”与“怪”开始不再等同，“异”的范围扩至人间事，开始与现实世界更多接触，然又囊括神仙鬼怪，故而“异”的范围大于“怪”。“怪”更多停留在志怪故事之中，而“异”则逐渐向传奇文靠拢。

由唐志怪作家对“怪”到“异”认识的转变，侧面反映出志怪向传奇的演进。

三、唐志怪的叙事特征

小说属叙事文学的一种，唐志怪既被视为小说，自有其叙事之法。尤其志怪发衍至唐，不仅在内容及思想方面有所变化，其篇幅相较于魏晋六朝志怪而言，整体上都得以扩充。随着志怪小说篇幅的增加，与魏晋六朝志怪简单的“实录”相比，唐志怪在叙事手法方面亦有所发展。

（一）叙事视角

根据故事内容的不同以及作者叙述谋略的变化，作者往往会采取不同的叙事视角。唐代志怪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全知叙述视角；限知叙述视角；混合视角。

全知型叙事视角在史传文学中极为常见，史传作者站在一个上帝视角，对所记历史事件无所不知，进而能够更为全面地将历史呈现给读者。志怪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故而在故事叙述中，亦较多采用全知型叙述视角，唐志怪亦难出其藩篱。

限知视角，指叙述者尽量独立于文本之外，不再对故事文本进行干预，将叙述视角固定在某一人物身上，作者通过此人物的视点逐渐开展情节。唐志怪小说较多采用限知视角。全知视角能较快的使读者领会故事的完整过程，而限知视角则在情节上善置悬念，将故事内容随着情节的发展一点一点透露给读者，吸引读者兴趣，让读者不自觉沉入其中。

除此之外，在同一故事中，往往会有不同的故事人物，不同的故事人物背后，隐含的则是不同的叙述视角，因此，一个故事文本中，往往会有许多个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视角，有利于作者从不同层面刻画人物，讲述故事，亦使读者能够更为全面细致地了解文本内容。

（二）叙事结构

唐代志怪小说相较于传奇而言，虽说篇幅短小，然其既被称之为小说，自有其叙事结构，往往一两百字之间，便体现了作者结构上的精心安排。

志怪故事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有时不仅不是该故事的主要人物，甚至在后文的叙述中完全消失，有学者将此类人物称之为“功能性人物”。他们不是作者想要浓墨重彩刻画的对象，其出场仅仅是为推动情节发展，满足作者的某种叙述要求，当叙述目的达到之后，便再没有存在的意义，因而作者在后文中较少提及该类人物，甚者不写。

倒叙的叙述手法在志怪小说中并不常见，究其缘由，一方面是由于志怪脱胎于史传文学，史传文学作为其母体，对其影响深远，史传文学本身就很少采用这一手法。另一个原因，唐志怪相较于魏晋志怪，虽说在篇幅方面有所增长，然志怪毕竟为笔记小说，与其他类型的叙事文学相比，篇幅仍显较小，不利于倒叙、补叙手法的使用。

唐志怪对故事人物的出场，较多情况下采取略写的手法，而对于异物的出场以及异境的描写则着墨颇多。作者有意减少现实成分的叙述，而增加对怪异事件的描写。推其根源，唐志怪作家欲重点表达的是故事的怪异性，而非纪实性。不可否认，唐志怪中亦有不少可资劝诫、警示众人的故事，然整体而言，却仍是以突出志怪故事的“怪异性”为主要撰述目的。

（三）叙事语言

首先，在阅读唐志怪时，往往会发现，即使不同的故事类型，但读来却极为熟悉，那是因为唐志怪在表达方式、塑造人物形象、行文结构方面，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习惯，且不容易改变。唐志怪小说在鬼怪异物出场前的铺垫，就有着一定的共性：在异物出场前，往往会有以下描写：一人独居、月黑风高、香气四溢。

其次，唐人还会将诗歌运用到小说之中，其实这绝非唐人首创，早在魏晋时期，已有文人将诗歌穿插到小说中。但魏晋六朝志怪小说对于诗歌的运用不够成熟。志怪发衍至唐，唐人承前人余绪，扩其波澜，在志怪小说中穿插大量诗歌，才使诗入小说这一现象蔚为大观。

最后，在一个故事中，往往包含多种叙事语言，如叙述式语言、描述氏语言、对话式语言，其中描述式又包括心理描述、动作描述、环境描述以及外貌描述。在唐志怪中，对话式语言占据极大比例，且于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言，也较为重要。其在志怪小说中的功用可大致分为：交代故事情节、交代人物身份、刻画人物形象。

结语

志怪小说发展至唐，相较于魏晋以前的小说而言，有了全新的自我发展与创新。这些小说取材范围广泛，内容充实；在创作目的上讲，由先代的“补史”向叙事、描写“怪”与“异”的方向发生了转变，同时，唐人亦在叙事手法上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这些内容大大地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为后世人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