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别裁详解》中的“别裁”，指的是以《世说新语》的内容为基础，摒弃传统的按门类讲解，按照东晋袁宏《名士传》的编写体例，以人物为单位，把每个人物的故事从书中“打捞”出来，集中在一起，向读者提供一个能够把每一个人物都能看得清楚、读得完整的全新文本。——董上德

董上德《世说新语别裁详解》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扫码观看分享会直播

《世说新语》是一部跨越1500多年的现象级古典文学作品，主要记载东汉后期至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鲁迅先生曾赞叹，《世说新语》可以看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傅雷给儿子傅聪写信说:“《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化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董上德教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开设了十余年的《世说新语导读》课，以人物为纲讲解《世说新语》。近期，他将其讲义精华结集出版，取名为《世说新语别裁详解》，以《世说新语》原文为基础，以人物为线索，展示一幅魏晋名士图鉴，着力塑造魏晋士人群像。由人及史，呈现出27位名士在动荡政治下的生存状态与艰难抉择。

日前，在南都读书俱乐部主办的“魏晋文坛朋友圈真相——《世说新语别裁详解》新书分享会”上，董上德教授指出，《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但《世说新语》之难读也是公认的。首先，在于文言文本身，其中的名物、制度与现代生活有隔阂。其次，《世说新语》写作是碎片化的，其结构比较零散，全书分36个门类，每个门类的故事互相之间没有关联，读起来缺乏整体感。“每一则故事都是简单的片段，但它的背景又往往很复杂。如果孤立地看某个人的单个故事，有时会觉得此人颇有气质，很显个性；然而，如果把他的故事综合起来看，尤其是考察其一生的出处行藏、得失成败，结论就可能不一样了。”

《世说新语别裁详解》中的“别裁”，指的是以《世说新语》的内容为基础，摒弃传统的按门类讲解，按照东晋袁宏《名士传》的编写体例，以人物为单位，把每个人物的故事从书中“打捞”出来，集中在一起，向读者提供一个能够把每一个人物看得清楚、读得完整的全新文本。全书分为四卷:正始名士卷、竹林七贤卷、中朝名士卷以及东晋名士卷。“前三卷的框架与名单，是借鉴东晋袁宏《名士传》的，第四卷其实是袁宏来不及编写的东晋名士卷，可视作我为之续编。”董教授说。至于“详解”，顾名思义，就是详细解释每一个原文的出处、内涵以及人物关系和故事背景，并且融汇了刘孝标注释里面的精彩内容。“对于《世说新语》的阅读，本书尝试开启一种新的读法，即大体按照人物的生平经历，重做整合，参以正史，结合注释进行阐释或辨析。”

如何读好《世说新语》?不妨看看董上德教授的精彩阐释。

访谈

“竹林七贤”的不同命运

南都:说到魏晋风度，如刚正孤傲、处变不惊、玉树临风，就不得不提著名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这个“朋友圈”是怎么“建群”的?

董上德:我们讲魏晋文坛的朋友圈，“竹林七贤”十分著名。他们分别是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世说新语·任诞》说“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水经注》记载七人“同居山阳(今河南焦作山阳区)，结自得之游，故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我们先梳理一下他们“建群”经过。“七贤”当中，有一部分是河南人，有一部分非河南人。当时的京城是洛阳，他们因为各种原因都聚居在洛阳周边。这七个人的组合源于山涛和嵇康的相识，山涛后来再认识了阮籍，三人交好。山涛和嵇康年龄差距较大，两人的认识有可能通过向秀，因为向秀是山涛的同乡。另外，阮咸是阮籍的侄子，王戎是阮籍很喜欢的小朋友。至于刘伶，应该是嵇康和阮籍共同把他拉进去的，他和两人关系很好。

值得一提的是，“竹林七贤”应该还有第八个人:吕安。吕安不但是向秀和嵇康共同的好友，更与嵇康结成生死之交——嵇康更因为吕安辩护而死。但为什么吕安没有加入“竹林七贤”?我推测，“竹林七贤”都住在洛阳附近，而吕安是山东人，由于地域的问题而没有加入。顺带说一句，“七贤”是可以落实的，可“竹林”是实景还是虚语，学术界看法不一。如陈寅恪先生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取《论语》“作者七人”之遗意，是中国的，而“竹林”二字是后人追加的，取的是“天竺竹林”之名，是外来的。

南都:千古闻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让山涛成了“反面人物”。读了《世说新语别裁详解》才知道这并不是事实。在你看来，山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竹林七贤”后来各自不同的命运又说明了什么?

董上德:“竹林七贤”的特殊性在于生活在曹魏政权的由弱转衰，最后走向灭亡，改朝换代的时候，其实他们活得比正始名士更加伤脑筋。《与山巨源绝交书》写于景元二年，即公元261年，此时嵇康大概38岁，次年被害。当中的缘由是山涛高升，官位空缺，希望能让老朋友来继任。山涛此举是出于好心，希望高官厚禄能够帮补一下嵇康的家庭。但嵇康是曹魏女婿，只能选择与司马昭切割，故而不得不与山涛绝交，这是他们二人交往史上的悲剧结局。出乎意料的是，嵇康在临终前没有把年幼的儿子嵇绍托付给哥哥嵇喜，却托付给了山涛。他对儿子说，“山源在，汝不孤矣。”意思是说，有你山伯伯在，你不会是个孤儿的。山涛果然顶着世俗的非议，在嵇康遇害后成功地培养、扶持嵇绍走上仕途。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山涛为人厚道。而纵观山涛的上位史，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与司马氏家族是亲戚关系，他自然会在情感上亲近他们，但他也没有因此去做危害朋友、超越底线的事情，反而尽可能地去帮助他的朋友。山涛得享天年，这与其处世圆融不无关系。

其实，“竹林七贤”除了嵇康和阮籍是在西晋政权建立之前离世的，另外活下来的五位，日子过得不算太差。山涛和王戎仕途顺利，刘伶也想做官。我们去理解“竹林七贤”的结交、具体的故事时，都要放在具体的背景中来看。他们一开始结为一体是为了躲开曹爽，但在正始十年之后，政治局势变动，各人的遭遇不同，态度也会有差别。比如，向秀本来和嵇康是“统一战线”，但是嵇康遇害之后，向秀总是要谋生的，于是拉下面子去求职。所以，“竹林七贤”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超脱，这从他们后半生的选择中就可以看出来。

“正始之音”源出老庄

南都:正始名士是玄学的开创者，也是后世清谈家的偶像，他们的言谈及其方式被尊为“正始之音”。“正始之音”的生成逻辑是怎样的?

董上德:读《世说新语》，我们需要了解魏晋的清谈玄学是怎么形成的，就要讲到正始名士和“正始之音”。我们要从儒学内在生成、发展的逻辑来看待这个问题。何晏、王弼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儒家。首先，先秦儒学存在一个先天性的缺陷:欠缺抽象思维。儒家阐释道理，大多是具象化的表述，这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儒学盛行于西汉，但因无法找到继续发展的空间，在东汉末年走向了衰弱。到了正始年间，由于曹操的许多做法存在颠覆性，如在用人方面，他轻视品德、重视才干，因此产生了问题:一个人的才能和品德有什么关系?于是，才性论出现，这是魏晋玄学很重要的论题。

其次，万事万物的运转有没有规律?先秦儒学未能解答此问题，但老子和庄子解释得较为清楚。在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借助老子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来补充先秦儒学以来的欠缺。《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玄”是抽象之义。如此，便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玄学结构。正始之音，是玄学最早的阐述方式。玄学的形成有特定的儒学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

南都:谢灵运是与广州颇有渊源的人物。《世说新语》里谢灵运只留下一则故事，这与其名气显然不匹配。为什么?

董上德:论言行举止，谢灵运与谢玄、谢安乃至于王导、王衍等，可谓风神互接、一脉相承。但是，《世说新语》的编写者敬重谢安，哪怕谢安发一次脾气，有失仪态，编写者也要为他辩护一番，这在整部书里也是极为罕见的。而对于同属谢氏家族的谢灵运，编写者则持鄙夷态度，整部书只收了谢灵运故事一则，且属于负面的。根据《宋书·谢灵运传》，刘宋政权尤其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使用谢灵运的问题上极有保留:“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原因是谢灵运其人“为性偏激，多愆礼度”。谢灵运的性格多面，如讲究服饰，喜肆意遨游，他是一个文采风流、生性轻浮之人，有文学上的才华不一定有政治上的才干。

因此，编写者刘义庆对谢灵运持否定的态度表现其编写心态:他时刻对“魏晋风流”进行反思。虽不能说一概否定，但也不是盲目欣赏，更不是以之作为名士养成的教科书。只要思考《世说新语》全书为何有一个内在的正负二元结构，就会明白这是一部充满着反思意味的大书，内含刘宋政权的东晋论述。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饶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