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史实言，如历史事件发生的年限看，基本可说是真实的。因为太史公的时代，文献保存是个大问题（竹简和帛书都很难保存下来），尤其还经历了秦朝李斯提议的焚书事件和挟书令事件，所以到了汉朝，史料阙如的情况下，构建历史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纪年在史实的基础上是否存在主观虚构？

笔者最初找到纪年时，发现其上限是从黄帝开始的，而非当时流传较广的尧舜禹始，同时，一些人也不谈这本史书对汤武革命的态度。但如果我们自己读过书就可以发现，《纪念》把所有上古帝王都喷了个遍，没有一个落下，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圣王在《竹书纪年》作者群的眼里差不多都是乱臣贼子。

记得以前有人引韩非子和曹丕来说明《纪年》涉及到主观判断的地方可靠，当时笔者尚才疏学浅，也没有走向专业化，所以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后来却发现，曹丕事件本是孤证，而孤证不立。至于《韩非子》，我怕这些人根本就没好好读书，否则，任何一个读过韩非子作品的人总会发现，韩非子对“舜囚尧……”这些人的观点之态度根本就是——乱臣贼子、党羽之言。可见，就算韩非子本人，也绝不认同这些观点。而很多人之所以会如此坚定的认为韩非子有近似的言论，那是因为把舜迫尧误作了舜囚尧。韩非子的态度其实是，大臣如果修身明德，就会把君王比下去，这就是迫君，臣子最好的做法是，暗地里做好事，明面上则把成就都归功于君主。可见，迫和囚绝不是一回事。

《竹书纪年》为何会出现这种怪异的历史观呢？不清楚，但后世的黄老学派可能跟它有关，因为二者都相信，无论君王如何混账，只要臣子反抗了，便是大逆不道。所以我们看《竹书纪年》，它从不说那些末世帝王有多坏，也不说反抗者的品德如何，而单纯只考虑一个问题——做大臣的，永远不要反抗君主，否则就是乱臣。或许正是在这个原则的驱使下，那些史实才会被做了改动——起义和革命都是大逆不道的反叛，采取禅让制度而不是家庭父子承包制，那我们就写你杀死了君主。

我们知道，孔子是否作了《春秋》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春秋笔法，这个用法大家都耳熟能详。问题在于，春秋笔法之于先秦，本是很常见的作史原则，即使说孔子确实作了春秋，却也不能把对春秋笔法的批评推给孔子。从《左传》中不难发现，当时的史官记史本身就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较大程度上以君王为准则。但孔子的《春秋》（笔者比较认同这一种观点），却是对天子和诸侯双方同时做出了批评，所谓罪我者春秋，除了孔子并非史官外，对天子和诸侯双方的批评才是后人可能批评作者的重要理由。另外，当时的史官把重心放在君王身上，不意味着他们作史就没有危险，当时本是礼坏乐崩的年代，史官所记，必然要得罪权臣诸侯，而后者要杀前者，简直易如反掌。

所以，《古本竹书纪年》虽然对我们校正《史记》有很大帮助，却未必没受到春秋笔法的影响。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它相较于早期的史书而言，是绝对的唯天子论者。

清朝学者从另一角度指出，晋人本身就有弑君的传统，所以，他们很可能像曹丕那样，把自己的行为普遍化。有点像什么呢？今日若有个大偷偷窃了不少财物，必定会想象，全天下人可能跟我一样都是偷窃犯——它们属同一个范畴。

不过，《纪年》还有一种可能，除了韩非子的批评，我们推测的史书书写原则，以及清人某些学者的推测三种情况外，公孙龙子之前的一些荒诞而不可看作信史的名家人物或也有关联。这些传说中，确实存在从反面理论批驳三皇五帝的例子，那么即便不是信史（非公孙龙子以前的情况，而是在其后），也未必能说后来没有随着辩论思潮出现过这些思想。或许，正是这些思想影响了史书作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