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是南朝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史类文学作品，属"二十四史"之一。《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历史#

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乃上疏曰：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违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乱，约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万姓廓然，蒙被更生，泽及昆虫，功垂万世。陛下圣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广访失得，三代之隆，无以加焉。臣窃桉《春秋》水旱之变，皆应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徒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传曰：“安土重居，谓之众庶。”昔殷民近迁洛邑，且犹怨望，何况去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乎？且南方暑湿，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以变阴阳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济元元。书奏，肃宗下其章。司空第五伦亦同终议。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难伦，以施行既久，孝子无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终复上书曰：“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之曰‘先祖为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而己’，以其无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

【译】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十三岁时，做郡小吏，太守认为其才很奇特，派他到京师学习，学《春秋》。显宗时，召他到兰台，拜为校书郎。建初元年(76)，大旱，谷价昂贵，杨终认为广陵、楚、淮阳、济南等处的牢狱，充军的人达万数，又远屯于绝域，官吏百姓怨旷的甚多，于是上疏道：“臣听说‘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意译“：优待善良的人应延及子孙，惩罚为恶的人应只限其自身，不可延及后代。”)百王常典，不变的道理。秦朝政治残酷厉害，违背上天之心，一个人有罪，连累到三族(父族、母族、妻族)。高祖平定乱世，约法三章。太宗(汉文帝)极仁慈，除去收孥之律(即妻孥受累)。万姓廓然，蒙受再生之福，恩泽达到昆虫，功绩垂于万世。陛下圣德英明，德被回表。今以连年干旱，灾疫不止，自奉菲薄，广泛访问得失，即使三代的隆盛，也不过如此，不能再增加了。臣私下查《春秋》记载的水旱之变，都应暴急，恩惠不下流。自永平年间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追，互相牵引，掠考犯人，冤及无辜，家属充军。加以北方讨伐匈奴，西方开拓三十六国，连年服役，转输耗费很大。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百姓怀念家乡，怨恨结在边域。《传》说‘：安土重居，谓之众庶。’(即安土重迁，是百姓的习惯。)从前殷代人民近迁到洛邑，尚且埋怨，何况离开肥沃的中原土地，到不毛之地的荒原呢？并且南方暑热潮湿，障毒互生。愁苦的百姓，足以感动天地，移变阴阳了。陛下留心观察，救救百姓吧。”书奏上，肃宗将奏章交给臣下讨论。司空第五伦也赞同杨终的意见。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人与第五轮辩论，认为移民之法施行已久，孝子没有改父之道的权力，先帝所建制度，不应回异。

终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载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时，太后兄卫尉马廖，谨笃自守，不训诸子。终与廖交善，以书戒之曰：终闻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尧、舜为之堤防，桀、纣示之骄奢故也。《诗》曰：“皎皎练丝，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谓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杀太子母弟，直称君甚恶之者，坐失教也。《礼》制，人君之子年八岁，为置少搏，教之书计，以开其明；十五之太傅，教之经典，以道其志。汉兴，诸侯王不力教诲，多触禁忌，故有亡国之祸，而乏嘉善之称。今君位得尊重，海内所望，岂可不临深履薄，以为至戒！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既无长君退让之风，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纵而莫诲，视成任性，鉴念前往，可为寒心。君侯诚宜以临深履薄为戒。廖不纳。子豫后坐县书诽谤，廖以就国。终兄凤为郡吏，太守廉范为州所考，遣凤侯终，终为范游说，坐徙北地。帝东巡狩，凤皇黄龙并集，终赞颂嘉瑞，上述祖宗鸿业，凡十五章，奏上，诏贳还故郡。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永元十二年，征拜郎中，以病卒。

【译】杨终又上书道：“秦代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思改革，终于失掉天下。所以孝元帝放弃了珠崖之郡，光武帝断绝西域之国，为的是不用远夷换我中国。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笑道‘：先祖为之而己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为的是对百姓无妨害。襄公作三军(即三卿)，昭公舍弃中军，君子以为是复古，认为不舍弃就有害于民。现在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不还，不是天意。”皇帝听从了，迁还那些流放之人，全部停止屯边的办法。杨终又说：“宣帝广泛征召郡儒，论定《五经》在石渠阁。当前天下太平无事，学者得以完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应照石渠旧例，永为后世的法则。”于是诏诸儒在白虎观论考同异。碰上杨终因事入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认为杨终对《春秋》很有研究，学术上多独特见解，上表请求，杨终又上书自我表白，即日赦免，于是得以参与白虎观。后来受诏删削《太史公书》为十多万字。当时太后之兄卫尉马廖，谨慎笃厚自守，不训诸子。杨终与廖友情甚善，写信劝廖道“：我听说尧、舜的百姓，可以比屋得到封赠；桀、纣的百姓，可以比武得到诛杀。为什么呢？尧舜为之提防，桀纣示之骄奢的缘故。《诗经》上说‘：皎皎练丝，在所染之。’(即墨子说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的意思。)上智下愚，不可改变，中庸之疏，要在教而化之。《春秋》上记载晋侯杀太子申生，直称晋侯，表示厌恶，就是因为他失教缘故。《礼记》规定，人君之子年八岁，替他设少傅，教之书写计算，以开其智慧；十五岁设太傅，教之经典，以引导他立志。汉朝兴起，诸侯王不致力于教诲，多触禁忌，所以有亡国之祸，而缺乏嘉善的称号。今君位置尊贵，海内寄予厚望。难道不可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为警戒么！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既没有长君的退让之风度，而要结交轻狡无行之宾客，放纵而不教诲，视成任性，鉴念过去的教训，可令人寒心。君侯应该以临深渊履薄冰为戒。”马廖不采纳。儿子马豫后因悬书诽谤犯罪，马廖回到封地。杨终之兄杨凤为郡吏，太守廉范被州所考核，派杨凤候杨终，杨终替廉范游说，被充军到北地。皇帝东方出巡，凤凰黄龙并集，杨终赞颂嘉瑞吉祥，上述祖宗之大业，共十五章，奏上，诏免罪回故乡。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字。永元十二年(100)，召拜郎中，因病而死。

李法字伯度，汉中南郑人也。博通群书，性刚而有节。和帝永元九年，应贤艮方正对策。除博士，迁侍中、光禄大夫。岁余，上疏以为朝政苛碎，违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权重，椒房宠盛，又讥史官记事不实，后世有识，寻功计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为庶人，还乡里，杜门自守。故人儒生时有侯之者，言谈之次，问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尝应对。友人固问之，法曰：“鄙夫可与事君乎哉？敬患失之，无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诸身而已矣。’”在家八年，征拜议郎、谏议大夫，正言极辞，无改于旧。出为汝南太守，政有声迹。后归乡里，卒于家。

【译】李法字伯度，汉中南郑人。博通群书，性格刚直而有节。和帝永元九年(98)，应贤良方正对策，授博士，升为侍中，光禄大夫。一年多，上疏认为朝政苛碎，违背永平、建初年间旧例；宦官权势太重，后妃宠幸太多，又讥史官记事不实在，后世有识之士，寻功计德，必不明信。因犯了失旨罪，下交有司法办，免职成为庶人。回到乡里，关起门来自守。老友儒生时有问候的，言谈之余，问他不合上意的缘由，法不曾回答。友人坚决问他，法回答道：“鄙贱之人可以和他侍君吗？如果担心失误，谄佞的行为将无所不至。孟子说过：‘仁者好比射箭，必须身子站正尔后发箭。发而不中，不必埋怨胜过自己的人，反求于自己罢了。’”在家八年，征拜为议郎，谏议大夫，正言极辞，不改老毛病。后来出去做汝南太守，政治很有名望。后来回到乡里，死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