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汉书》则是第一部断代史，在司马迁与班固为后世的史学家奠定基础之后，第二部断代史却出现了难产的问题。

东汉末年，蔡邕曾与卢植、韩说等人写了一本《汉记》，但因遭遇黄巾、董卓之乱，故而未能成书。董卓被杀后，蔡邕在座中叹气触怒了王允，因而被捕入狱。他上疏自陈，请求留一条活命，以便“继成汉史”。但王允还是将他处死了。大儒郑玄听闻蔡邕的死讯之后，不禁长叹说：“汉世之事，谁与正之！”

蔡邕死后，再也无能人承担续写《汉书》的重任。因此，第二部断代史被耽搁了下来。东汉灭亡之后，历史进入了三国时期，史学家们忙于撰写魏、蜀、吴各自的国史，无人兼顾已经久远的汉朝旧事。在西晋完成统一之后，陈寿在近人的基础上，率先写出了《三国志》，成为历史上的第三部正史。

《三国志》从东汉末年一直记载到西晋平灭吴国为止，部分填补了《汉书》以后的空白，但是尚缺一本记载整个东汉时期的断代史，以便将《三国志》与《汉书》衔接起来。从魏晋到刘宋，曾出现过许多版本的《续汉记》，但他们或者质量不佳或者遭遇兵火而散失。直到公元445年，范晔才写出了《后汉书》，此时距东汉灭亡已经有两百多年了，而距《三国志》成书也已过一百多年，可谓是姗姗来迟。

《后汉书》比《汉书》晚了400多年

《后汉书》为什么这么“难产”？

二十四史里，以“难产”而著称的史书共有三部，分别是《后汉书》、《晋书》和《明史》。其中，《晋书》初稿成于晋武帝时期，以泰始元年为断限，后代逐渐增补。晋朝灭亡后，谢灵运、臧荣绪等人都在官史的基础上写过《晋书》，然而直到唐朝初年才最终完成这部史作，距东晋灭亡已过两百多年；《明史》从满清入关的第二年开始纂修，至乾隆年间定稿，历时九十多年，距明亡已近百年了。但要说最为坎坷的修史经历，非《后汉书》莫属了。

在东汉初年，班固于光武帝及汉明帝年间写出了《汉书》，专门记载西汉一朝的历史。书成之后，明帝又令他与陈宗等人共同写一部本朝的历史，名为《世祖本纪》。这本书共有纪一篇，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记录了光武帝起兵兴复汉室的史实，成为最早的东汉史作。之后，每代皇帝都令史官修补，添加进《诸王》、《功臣》《南单于》等内容。到了汉桓帝时期，又命边韶等继续编纂，扩充至一百一十四篇，定名为《汉记》。

东汉末年，续写《汉记》的任务落到了蔡邕、卢植等人肩上，他们在东观阁进行修史，故而书名也被称为《东观汉记》，它与《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蔡邕临死之前，本纪部分已经续写到了灵帝时期，又新增了四十二篇列传，粗具规模。后因董卓、李傕、郭汜之乱，《东观汉记》遭到焚灭，仅部分手稿存世，第一部东汉史以流产而告终。

第一部东汉史

曹魏建国之后，只修了一本《先贤表》，残缺的《东观汉记》则由杨彪家族收藏，部分继续流传。西晋之时，秘书丞司马彪有志续成汉史，写了一部《续汉书》，起元光武，终于汉献，分纪、志、传共八十篇。同时，散骑常侍华峤也在残存的《东观汉记》基础之上，编成一部《后汉书》，共有帝纪十二篇、皇后纪两篇、典十卷、列传七十篇，另有三张年谱，篇幅比司马彪的《续汉书》略大。当时的东汉史要首推华峤版的《后汉书》，故而藏之秘府，成为西晋官方认可的正史。

然而不久之后，晋朝便遭遇八王之乱，继而胡人入侵，神州陆沉，《后汉书》再度失传，仅五十余卷存世。东晋时，东阳太守袁宏模仿荀悦的《汉纪》，写过一部编年体的《后汉纪》。一直到刘宋时期，宣城太守范晔才广集学徒，穷览旧籍，续成一部新的《后汉书》，共有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其好友谢俨帮忙写了五篇志，因范晔获罪入狱，谢俨害怕受到牵连，便将五篇志全部焚毁掉了。

刘宋灭亡之后，南梁人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三十卷志补入范晔的《后汉书》中，使其成为一本完整的史书。范晔版的《后汉书》集前人之大成，充分利用了东汉以来的众多史料，又保留了司马彪版的志，故而在流传中渐居主流，经刘昭、李贤等人作注之后，渐成正史。从《东观汉记》初稿到范晔版的《后汉书》问世，共历时400多年，其中屡经流产、难产和腰斩，最终才勉强拼凑完成，作者们如蔡邕、范晔等人相继入狱而死，可谓异常坎坷。

总的来说，《后汉书》之所以这么难产，要与时代背景有关。自东汉末年之后，全国就陷入了战乱，朝廷屡次播迁，导致不同版本的《后汉书》屡遭兵火，变得残缺不全。在东汉时本已有一部《东观汉记》，在西晋时又有华峤的《后汉书》，皆因都城沦陷而流失。进入刘宋之后，南北对峙形成，政局也趋于稳定，所以才能够形成一部相对完整的范晔版《后汉书》。

现今，有关于东汉的史书大多已经失传了，仅存有一部纪传体的《后汉书》和一部编年体的《后汉纪》存世。此外，《三国志》里有许多地方也记载了东汉末年的事，对比三本史书，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历史。

范晔版的《后汉书》集前人之大成

《后汉书》与《三国志》的差异

范晔版的《后汉书》虽然比陈寿的《三国志》晚了一百多年，但它所采用史料多是前朝旧史，有些是直接抄录过来的，故而不能用成书年代来推定谁更古老。且《后汉书》的三十篇志是司马彪的作品，他与陈寿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后汉书》至少有30%内容与《三国志》一样早。

在叙述东汉史的时候，《后汉书》是立足于汉室的角度来写作，而《三国志》的立脚点则是曹魏政权。这点对比《后汉书》的《孝献帝纪》和《三国志》的《武帝纪》就可以看得出来。《后汉书》说曹操自令冀州牧，自为丞相，自立魏公，自加九锡乃至于自为魏王，凡曹操升官加爵，都是他自封的，并非献帝之本意；《三国志》则说是天子令曹公领冀州牧，之后又任命为丞相，策命为魏公，进而封为魏王，曹操的官爵全是汉室合法授予。从实权与虚名的关系来看，当时曹操掌有实权，而献帝坐拥虚名，故而曹操能用权力来迫使献帝配合册封手续。因此，虽是出自曹操的本意，但却也属于程序上的合法。《三国志》便把这些程序、形式如实地记载了下来，而《后汉书》则抛弃形式，直接点明实质，说曹操的升官加爵都是亲力而为，并非出自献帝本意。

其他列传方面，董卓、袁绍、刘表、吕布等人在曹魏篡汉之前便已死去，按断代来说应属于《后汉书》而不入《三国志》，但因他们与曹操的崛起息息相关，所以陈寿效仿《汉书》为陈胜、项羽立传的先例，将其纳入《三国志》里。这样就出现了董卓等人在《后汉书》与《三国志》中都有传记的现象。

但范晔在写《后汉书》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抄袭陈寿，而是新增了不少史料，写法上也存在差异。例如在《袁绍传》里，范晔新增了陈琳讨伐曹操的檄文，添补《三国志》的空白；又加入刘表劝袁谭不要投降曹操、审配劝袁谭兄弟和睦等第一手的书信史料。

《后汉书》与《三国志》存在不少重合之处，但叙事角度不一样

范晔在《后汉书》里的一点“私心”

比较有争议的是荀彧的立传问题，从年代来看，荀彧死在曹丕篡汉之前，但他是曹操的谋主，为曹魏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应像刘穆之入《宋书》那样写入《三国志》里，而不必入《后汉书》。

《三国志》中，荀彧与荀攸、贾诩同卷，被视为曹魏的臣子。然而范晔考虑到荀彧虽然辅佐曹操，但他忠心于汉室，与郭嘉、程昱等人存在区别，故而在《后汉书》里仍为他写了传记，与孔融共在一传，视为汉臣。末尾还说荀彧死后，“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燕乐”，记载汉献帝听闻荀彧死讯后的反应，这句话不见于《三国志》。

关于荀彧究竟是魏臣还是汉臣，历来存在争议。但从荀彧的本心来看，他认为曹操起兵的目的是为了匡扶汉室，所以才尽心辅助其削平群雄。曹操虽然敢欺凌天子，但荀彧认为这只是像梁翼、何进那样的权臣而已。曹操自己也曾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故而荀彧早期曾积极追随他。等到董昭等人商议封曹操为魏公并加九锡之后，荀彧才发觉曹操有代汉自立的意向，故而极力阻止，说：“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导致封公不成。

把荀彧写入《后汉书》中是范晔的一点“私心”

《献帝春秋》记载，伏后的父亲伏完曾将皇后写的信给荀彧看，里面有骂曹操的话，荀彧虽然感到厌恶，但却隐而不言。之后樊普秘密告知曹操，说伏后与皇上有阴谋，曹操为此提前戒备。荀彧知道后，害怕被牵连，便跑去邺城见曹操，并劝他尽快废掉伏后。

曹操问他：“卿昔何不道之？”

荀彧假装吃惊说：“昔已尝为公言也。”

曹操便说：“此岂小事，而吾忘之！”

这时，曹操才知道荀彧并不忠心于自己，他在外面虽未表露，但内心中已经厌恶此人了。等到出征寿春时，荀彧想要与曹操谈话，曹操都不肯见他。所以《后汉书》写作“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这与《三国志》说的：“彧疾留寿春，以忧薨”大相径庭。

荀彧因忠于汉室才追随曹操，也正因忠于汉室才被曹操逼死，故而范晔将其写入《后汉书》里，与郑众、孔融等同为汉臣，实属公允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