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19年,是甲骨文发现与研究120周年。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知、了解殷商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我们给予甲骨文多么高的赞誉都不为过分。
除了久远的甲骨文,在我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古文献资料,对殷商历史有着较为详实的记载,与甲骨文上的文字记载遥相呼应,构成了殷商王朝那恢弘的历史版图。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除了甲骨文之外,还有哪些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和传承了殷商。
一、《史记之殷本纪》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殷本纪》对于我们今天认知和了解殷商历史,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我们探索殷商历史的基础与根本。
在夏商周时期,我国逐渐形成完整的史官体系,专门负责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记载。那时候对于国史记载的资料,统称为《春秋》——传说古代的历法先有春秋二季,“春”与“秋”代表了一年时间,后来才又划分出冬夏二季。
今天我们从先秦典籍中,依稀还可以看到近百种曾经存在的古史典籍名字:《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经世》、《世传》、《上古记》、《故记》、《丹书》、《虞书》、《夏书》、《商书》、《虞箴》、《夏箴》、《商箴》、《诰》、《康诰》、《唐诰》等等。
然而在漫长的夏商周王朝更迭中,这些文献资料没能保留下来,佚失、散乱、毁灭于社会动荡、战乱纷争中。
到了司马迁所生活的西汉时期,距离殷商王朝已经跨越将近千年光阴岁月。
司马迁及其家族世代为史官,拥有良好的家族传承。面对历史文献逐渐凋零、毁灭的现状,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司马迁决定整理一部记载中华历史传承集大成的著作——即我们所熟知的《史记》
当时,日渐强盛的西汉王朝也非常注重文化的复兴与传承。
此前汉惠帝废除了挟书律,文帝、景帝和武帝更是不断加大对历史文化典籍整理和挖掘的工作力度,鼓励民间献书、著书,所有文献资料要“先上太史公(即司马迁),副上丞相”。
正是这样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司马迁整合了最优质、最全面的文史典籍资源,为他创作《史记》奠定了良好基础。
司马迁本人还游历甚广。青年时期他就曾经壮游四海,在他担任太史公期间,经常跟随汉武帝行遍大江南北。所到之处,司马迁无不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实地调查,同他所掌握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闻进行比对、梳理、确认。因此司马迁著作的《史记》不仅基于详实的文献资料,更是经过实地考察与调研,是非常严谨的。
经过司马迁的不懈努力,形成了迄今为止对殷商王朝历史记载最为全面的文献典籍——《殷本纪》。
在《殷本纪》中,司马迁向后人展示了自殷商始祖契直至商王朝最后一个君主纣王的覆灭,绵延近千年起伏跌宕。我们所熟知的“玄鸟生商”、“成汤建国”、“网开一面”、“伊尹流放太甲”、“盘庚迁殷”、“武丁中兴”、“武丁拜相傅余说”、“帝辛覆灭”等典故,皆记载于《殷本纪》。
创作于明代的神话小说《封神演义》在开篇第一章就洋洋洒洒地写道:
“(成汤)在位十三年而崩,寿百岁,享国六百四十年,传至商受而止:
成汤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
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 祖乙祖辛
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
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
武乙太丁帝乙纣王”......
如果没有《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作者(传说为许仲琳)是无法挥洒自如地将殷商王朝的王位传承罗列其中。
《殷本纪》奠定了今天我们研究殷商历史的基础、框架与格局。
二、《诗经》
《孟子-离娄下》记载“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中提到的“诗”即是《诗经》的前身。《孟子》这段话的描述,再现了夏商周时期在史书记载体系还没有完备之前,历史事件的记载主要通过诗歌流传的真实现状。
之前我曾经撰文写过,《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流传甚广的一些诗歌。这些诗歌产生地遍布黄河、长江流域,记录了夏商周时期的许多历史事件、风土人情、民间传说。据说早年间流传下来的诗歌有3000首之多,后来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晚年继续对《诗》进行了编订,到汉武帝时候,《诗》被奉为儒家经典,正式命名为《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其中在《颂》中,专门有《商颂》,包括:《那》、《烈风》、《玄鸟》、《长髪》、《殷武》等篇章,分别对殷商时期的一些主要历史典故和风土人情进行了介绍,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名句,就出自于《玄鸟》篇。
因此,《诗经》为我们探寻、认知殷商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三、《尚书》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约成书于前五世纪,传说为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尧舜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比如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古书)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形成了百篇《尚书》。
《尚书》传承至今可谓历经波折,先后历经了秦朝“焚书坑儒”、西晋“八王之乱”以及后世的多次文化劫难,中间也曾有西汉伏生口述传经、孔壁藏书重现天日、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献书等对《尚书》的保护与传承,以及明清时期经学专家对《尚书》留存篇目的真伪考证。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尚书》篇目,大约有65篇,随着明清经学家的考证以及当代专家对“清华简”的破译与研究,其中被认为是伪作的有20篇。
在这现存的《尚书》中,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大板块。
其中对殷商历史记载的《商书》板块分别有:《尹至》、《汤誓》、《仲虺之诰》(伪作)、《汤诰》(伪作)、《伊训》(伪作)、《太甲上、中、下》(伪作)、《尹诰》、《盘庚上、中、下》、《傅说之命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共计18篇。
这些留存下来的《商书》篇目,记载了大量有关殷商王朝王公、大臣的信息,比如《汤誓》记载了商王朝开国君主成汤讨伐夏桀的檄文、《盘庚》记载了盘庚在迁首都于殷时与贵族、百姓们的谈话内容。
《尚书》对于我们今天了解殷商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四、《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西晋武帝时期,汲郡(在今天河南新乡卫辉)人不准(不准是人名)在盗挖战国时期魏襄王墓葬时发现的一批由竹简记载的史书。《竹书纪年》共十三篇,据传说记述了五帝、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是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朝焚书坑儒的编年通史。
可惜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竹书纪年》经过了多次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动荡,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值得已经大打折扣。
《竹书纪年》中,有专门对商史记载的《殷纪》,不过其中许多内容和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殷本纪》截然相反。比如《史记》中记载千古贤相伊尹流放太甲,待三年后太甲思过悔改,又将其迎回重新尊为商王。然而在《竹书纪年》中,却记载为伊尹流放太甲而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杀害。
今天,通过考古学家对商代甲骨文的破译,我们发现甲骨文中不仅有伊尹放逐与迎回太甲的记载,在整个商王朝族人心目中,伊尹地位尊崇,享受和商王同等规格的祭祀,并且伊尹的后人都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力。因此《竹书纪年》中《殷纪》这部分史料恐怕值得商榷,需要进一步探究。
五、《世本》
《世本》又称作世、世系、世纪、世牒、牒记、谱牒等,是古代谱牒。“世”是指世系;“本”则表示起源。据说是由先秦时期(也有说汉代)史官修撰的,记载从黄帝到春秋时期的“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和氏姓,也记载帝王的都邑、制作、谥法等。
《世本》全书可分《帝系》、《王侯世》、《卿大夫世》、《氏族》、《作篇》和《居篇》及《谥法》等十五篇。通过后世学者对《世本》的考证,发现该文献治史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司马迁在著《史记》过程中,引用了不少其中的资料。
《世本》里面关于殷商的记载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其中有记载“契居蕃,昭明居砥石”,今天的学者根据这个信息,进一步考证“蕃”地极有可能是位于今漳河流域。
六、其他资料
除了以上文献典籍对殷商历史较为详实记载外,还有一些典籍,也对殷商历史有一定篇幅记载,虽然并没有那么详尽,主要有:
1、《楚辞》
《楚辞》中的《天问》篇,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所创作的富有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像力长篇诗作。该诗歌中,有不少语句反映了殷商的历史事件,比如“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成汤东巡,有莘爰极”等。
2、《山海经》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具有神话色彩的重要典籍,主要记载了先秦时期我国民间流传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共分为《山经》5卷和《海经》13卷。
《山海经》中,也有不少对殷商历史事件的记载,比如《海经之大荒东经》记载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事件:
“有人曰王亥,双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这个事件再现了殷商的始祖王亥同有易国进行贸易,结果有易的首领见财起意,便杀死了王亥,掠夺了货物——牛。
3、《国语》
《国语》虽然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写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自周穆王时期(约公元前990年)至智伯被灭(约公元前453年)约500多年间,包括周王朝、鲁国、齐国、晋国等多个诸侯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些许对殷商历史的记载,比如《国语之鲁语》中有记载:
“商人帝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
《国语》作为春秋时期的历史典籍,其文献记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信性。
4、此外还有《左传》、《礼记》、《归藏》、《周易》等历史典籍,对殷商的历史也有些许记载,不过较为简略,在此不再罗列。
可以想象,我们今天所能认知和了解的殷商历史格局,是一代又一代殷商研究专家、学者通过剥茧抽丝般的努力,从这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找到对殷商的零星记载,然后通过比对、梳理、核查,才逐渐形成的。
今天甲骨文的发现与破译,同这些历史典籍的研究,恰好形成一个完美的对照与结合,使得我们对殷商的认知与了解更加充分、更加全面。
这是无数专家、学者辛勤耕耘的结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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