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朱右曾在《汲冢纪年存真》序言中说：“秦政燔书，三代事迹泯焉。”认为夏、商、周史书泯灭于秦政焚书。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亦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认为《诗》《书》和诸侯史记毁于秦火。其实，秦始皇所焚之书乃民间和地方流传或私存的史料，包括六国史记、《诗》《书》、百家语、诸刑书，国家馆藏的历史典籍仍完好无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那样，秦始皇焚书，主要是焚六国史书，诸子百家是次要的，作为历史档案，秦始皇要求博士部门留存一套。秦始皇焚书最恶劣的影响是，严重破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态，文化专制主义由此滥觞。郭沫若曾痛心地指出：“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求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也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然而，公允地讲，西周官修史记泯灭不独因秦政燔书，西周末年犬戎之乱和王子朝奔楚已使西周馆藏的历史典籍亡佚殆尽，而秦政燔书后，楚人一炬又使秦朝馆藏的中国古史典籍全部化为灰烬。

夏、商、周三代非常重视历史记录和珍藏历史文献，因为史书可以使后人知先王之务，知废兴而戒惧，从而昭明德而废幽昏焉。

专家指出，中国历史上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而最早创设文字的人，可能就是“史”。由史转变为史官，是从夏朝开始的。夏朝建立了国家，设置一系列官职，其中的“宅准”实际上就是史官，负责祭祀、记事、制律、册命等。后来宅准又分成多种称谓的史官，《吕氏春秋·先识》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说明夏朝末已设太史令。

今考殷甲骨文所见史吏名目甚繁，如史，尹、王史、寝史、大史、三大史、小史及东、西、南、北四方史等。西周时期国家机构有太史寮，太史寮中有等级不同、分工明确的"五史"：

主官太史属六卿之一，兼管神职与人事。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周礼•春宫》）。“志”谓记也；“奠”音定，或为“帝”，即谛，审慎也；系，指姓氏；世，指谱牒。小史之职是非常谨慎负责地记录系与世。小史一官职，殷既有之，故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在卜辞中见到的非常完整。

内史也称"作册"，为内部文书，并管理典籍和册命。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周礼•春官·大宗伯》)，其职为书写天子下达京畿以外的命令，掌理四方邦国的史记以及三皇五帝的典籍。

女史为专记后宫之事者。

西周墨子说，夏有《夏书》，商有《商书》，周有《周书》或《周春秋》，燕、赵、齐诸国也各有春秋，有时更说“吾见百国《春秋》”。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书。” 说明自夏以降，无论大邦抑或小国，皆有其历史。《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尽管价值观不完全相同，文体有流变，内容有虚实，记录有侧重，但史不绝书。

由此可知，西周在犬戎之乱以前，史书应该是完整宏富的。然而，犬戎攻破镐京后，西周王室藏书便荡然无存了。

周幽王在位时，西周国势已颓，戎狄恃强，屡侵王畿，军事斗争形势严峻；三川皆震，河水竭，岐山崩，自然灾害严重；幽王无道，远君子、进小人，任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之徒，如以虢石父为卿士治国理政，国人皆怨；幽王又宠爱褒姒，“坐则叠骨，立则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成天饮酒作乐，滥施淫威。周王室危机四伏。

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所生的儿子伯服（伯般或伯盘）为太子。但幽王的王后本为申后，申后的儿子宜臼早已立为太子。幽王便想废掉申后和宜臼，改由褒姒和伯服代替，遭到大臣的强烈反对。然而，幽王一意孤行，于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褒姒则为王后。褒姒得势后，更与一群奸邪小人勾结，惑乱朝政，迫害忠良。

申后的父亲是申国国君，申国是周朝分封的汉水流域上游的重要封国，国力强盛。申后在宫中受到迫害，太子宜臼则逃往申国避祸。幽王听说宜臼逃到申国，便兴兵讨伐申国。申侯忍无可忍，于幽王十一年联合缯国和犬戎，发兵进攻镐京。犬戎军队和申缯军队分别从西、东两个方向杀向镐京，幽王急令点燃骊山烽火，但由于他曾烽火戏诸侯，诸侯没有派兵勤王。犬戎和申、缯军队攻入镐京，幽王和褒姒带着珍宝逃至骊山山脚下，犬戎军队追击幽王，幽王和伯服被犬戎所杀，褒姒被俘。

幽王既死，“先是，申侯、鲁侯及徐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以奉周祀。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称为携王。“以本非適，故称携王”。周二王并立。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东周建立。余臣在平王十一年，即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二王并立局面。

“犬戎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浩劫，周幽王以前的官修古史典籍散佚殆尽。一种可能是为犬戎所焚烧化为灰烬。《东周列国志》第三回：“平王曰：‘今犬戎逼近镐京，祸且不测，朕欲迁都于洛何如？’今宫阙焚毁，营建不易，劳民伤财，百姓嗟怨。”戎狄不识礼义，毁宫焚书，并不出人意外。

一种可能是为犬戎劫掠一空。《史记•周本纪》：“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有学者认为《夏书》《商书》《周纪》以及记载诸侯国历史的书籍也是“周赂”即财物，“尽取周赂”，史书不会独存。东周的王室没能继承周之财物（指《周纪》等史书），于是，在遗史的传承，或者只是在对周赂的记忆基础上，就按照自己的体系执笔编写史书，这就是《书》和《诗》，其真实性、可靠性不高。

西周馆藏史书为犬戎劫掠的可能性最大，但以犬戎的文明程度而言，其在劫掠和保管过程中必有所毁损、散佚。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汲郡有个叫不准的贼盗发界内古墓（魏襄王冢），获古书简册凡数十车，经过官方整理，得书75篇，《竹书纪年》13篇即其中最重要者。《竹书纪年》上起黄帝，下到战国，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史书，学者称之为“我国古代唯一流存的未经秦火和汉儒篡改的编年体通史”，是“这一时期唯一完整的年表”。

专家推测《竹书纪年》的部分史料来源是犬戎。《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献公）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晋献公不仅得骊姬，而且一定掠走了犬戎曾尽取的“周赂”，包括盗掘汲冢发现的《乘》（晋纪）、《周纪》以及古周时玉律及钟磐等等财物，而后世魏在三晋分家时占有了“周赂”。《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隋书•经籍志》云：“《纪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无诸侯国别。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谓之‘今王’，盖魏国之史记也。”魏哀王应为魏襄王。古本《竹书纪年》或在五代或在两宋间散佚，其碎片化历史信息散见于其他史书，古本的一些内容本身就有错讹，加之后世的传抄之误、臆注、篡改，历史真伪更加迷离难辨。

犬戎之乱后，王子朝奔楚又使周典神秘失踪。王子朝​，姬姓，名朝，是周景王姬贵的庶长子。周景王的太子聪明但早逝。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因宠爱王子朝，想立他为太子。同年四月十八日，周景王还未立王子朝为太子，便在荣锜氏那里去世。王子姬匄与王子朝争夺王位，国人拥立周景王嫡长子王子姬猛为王，王子朝攻击并杀害姬猛，国人给姬猛上谥号为悼王。王子朝占据王城洛阳数年，周景王嫡次子王子匄避居泽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顷公出兵支持王子匄复位，王子朝战败后携带周朝典籍、礼器，在召、毛、伊、南宫四大家族追随下，出洛阳城，沿宛洛古道，抄近路直奔楚国都城寻求庇护。9年后，王子朝被周敬王派人刺杀。他随身携带的大批周典神秘失踪，中华文明自此形成断崖，给中国历史留下了诸多至今还没有解开的谜团。

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典籍屡遭劫难，王子朝奔楚之后，又有秦政燔书和楚人一炬。

公元前213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闻也。今青臣又面谕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仆射周青臣恭维，博士淳于越指责，秦始皇心中肯定不是滋味，但他表面显得很平静，令臣下各抒己见。这时已为丞相的李斯，见淳于越当众反对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影射自己阿谀逢迎，不是忠臣，非常气愤，便有意偏离主题、扩大事态，抓住淳于越主张主张“师古“的言论大做文章。李斯非淳于越曰：“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敕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诸刑书者，悉诣守尉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是古非今者，族灭；吏见之弗举，与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种树之书。若有欲学令，以吏为师。”始皇许之。本来是讨论秦应不应该分封的问题，李斯却借题发挥，炮轰诸生厚古薄今，惑乱黔首，并把一切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最后竟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其负面影响不可估量。

钱穆说：“李斯得志，遂以高压锄异说，而先秦学术蓬勃之气，至是而熸。”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专制文化，因抱残守缺，缺乏鲜活的文化因子注入，注定会变得衰弱苍老、死气沉沉，而一个缺少学术争鸣乃至思想活力、精神动力的社会行之不远。

本来，秦政府并没有烧毁国家典藏的六国史记、《诗》、《书》、百家语、诸刑书，作为历史档案还保存了一套，但愚蠢的项羽为报复秦统治者，不仅杀了秦降王子婴和秦的全部宗室家族成员，把秦宫里的珠宝和后宫的美女据为己有，而且还放了一把大火，大火烧了三个月才熄灭，焚毁了秦所有的宫室及宫室中保存的历史文化典籍，进一步严重地戕害了中国古代文化。

因为项羽火烧秦宫，导致六国官修史书成为灰烬，民间史料也很少流传，这给司马迁编撰《史记》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司马迁编撰《秦始皇本纪》，主要使用秦国政府的纪录、奏事章和石刻等材料，相对真实可靠，但写战国部分则真实性打了折扣。专家指出，司马迁写《史记》战国部分时，《秦纪》是最主要的参考材料之一，而《秦纪》“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对东方六国的记载尤为简略，因而《史记》写诸侯事迹包括《六国年表》其中特别是记述各国国君的世次年数方面不免产生种种混乱和错误。

虽然经过犬戎之乱、王子朝奔楚、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烧毁秦宫，国家馆藏史书亡佚殆尽，但古史信息并未完全断绝。除了《史记》《汉书》《战国策》《山海经》等，战国时代的简策和其他物质文化遗存不断被发现，如孔壁古文、汲冢竹简、秦简，还有甲骨、铜器、陶器、漆器、石磐、石鼓、玺印、兵戈、家书、契约、凭证、瓦当、木板地图等图文，都为后人提供了有限的古史信息。然而辨析历史文献的真伪殊为不易，这不仅因为先秦史书之散佚，还因为既有历史文献的主观色彩较浓。

其一，春秋据礼判断是非，不合书法者则不书之。比如：孔子删编《诗经》。孔子生活在王纲解纽、诸侯纷争、杀伐四起、民生凋敝、礼崩乐坏的西周末期，他孜孜不倦地传承道统，梦想恢复周礼，光大古代文化，匡正世风。因此，孔子删编《诗经》，以维护周礼为目的，以西周王宫礼乐为标准，是一种“文化提纯”。其结果不仅十五个诸侯血缘族团的颂诗、史诗被删去，十五国之外的民歌也被删去，甚至曾作为最早部落联盟盟主的东夷虞族之颂诗《韶》乐、中原夏族之颂诗《虬歌》也都被删去。今存《诗经》中的颂诗，仅存“商颂”“周颂”“鲁颂”。孔子还以理性的自负，不语怪力乱神，将原来丰富的巫术神灵、图腾神话进行了历史化改造。颂诗、史诗中本应是天体崇拜与祖先崇拜并重，但孔子按照自己的思想价值取向，将图腾神话、天体神灵几乎删减殆尽，只是稍稍保存了极其简化了的“玄鸟生商”“履迹生子”图腾神话，祖先崇拜部分虽多有保留，但也大多理性化、人间化了，失去了其天国神灵的浪漫气息。

再如：董狐秉笔直书。春秋时，太史掌记载史事、编写史书、起草文书，兼管国家典籍和天文历法等。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以礼义违合为书法原则。晋国大夫、赵盾的堂弟赵穿在桃园杀死了晋灵公。赵盾正在逃亡中，但还没有逃出晋国国境，闻之就回来了。太史（董狐）记载说：“赵盾弑其君。”并且把这条记载在朝廷上公布。赵盾说：“不是这样。”太史回答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你作为正卿，虽逃亡但未过国境，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你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董狐记载“赵盾弑君”，当然不符合直笔实录精神，难怪赵盾在朝廷之上急于辩解正名，但董狐坚持“书法”原则，理直气壮进行反驳，抵死不从。

其二，后朝抹黑前朝，以证明其执政的合法性。比如造谣秦始皇实行严刑峻法。从出土的秦简看，秦始皇时期并未实行严刑峻法。参与云梦秦简发掘和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陈抗生说，西汉初年的儒生们，以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对前朝全盘否定，这里边既有意识形态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这些评论性的东西，遮蔽了史实本身。秦律的出土，让人感受到秦制度并不是后人所说的苛政，而是“秦代有法可依、执法甚严，秦法于吏于民都有绝对权威”。云梦秦简记录了战国末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制度思想。在这些记录中，并没有公开提倡法家“轻罪重罚”和“以刑去刑”之类的原则。陈抗生说，秦律确实严厉，“但并没有崇尚暴力，并不完全是严刑酷法、草菅人命的法家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