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设馆，以赵尔巽为主约100余位学者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曾有学者将其列入“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

国共内战后，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国史馆清史组编修《新清史》。200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打算在10年内编纂一部高水平的《清史》。

目录

清史稿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到了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经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把各卷刊印出版，以《清史稿》的名称刊行，以示其为未定本。由于参加编修的史官多为清朝遗老，书中对清朝歌功颂德，贬低辛亥革命，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后，把此书定为禁书，禁止刊印发售，此后学术界为此书解禁不断奔走。到目前为止，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不少学者将其列为“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之一。

编撰过程

1914年袁世凯设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总领《清史稿》的修撰工作，参与者有一百余人，没有固定编制，人员由馆长聘用。如赵尔巽曾亲自拜访夏孙桐，请其出面任总纂。当时《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桐城派。如秦树声、朱师辙、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皆为桐城人。

馆内设有“功课簿”，记载馆员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时宪志〉。缪荃孙撰〈儒林传〉、〈文苑传〉、〈土司传〉。吴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纪〉、〈大臣年表〉。吴士鉴撰〈地理志〉贵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艺文志〉初稿。章钰撰〈忠义传〉、〈艺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顺治三朝列传及〈列女传〉。秦树声撰〈地理志〉直隶卷，王大钧撰嘉庆朝列传。夏孙桐撰嘉庆、道光朝列传及〈循吏传〉、〈艺术传〉。田应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罗惇曧撰〈交通志〉，戴锡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军机大臣年表〉。王树楠撰咸丰、同治朝大臣传。叶尔恺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张采田撰〈地理志〉江苏卷、〈刑法志〉、〈乐志〉、〈后妃传〉。吴怀清撰〈地理志〉陕西一卷、〈食货志〉征榷卷。张书云撰〈礼志〉，补辑（舆服志）、〈选举志〉。俞陛云撰〈兵志〉与部分列传。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传，修正〈文苑传〉。蓝钰撰〈地理志〉云南一卷。朱师辙有言：“列传撰人甚多，在馆诸人，几人人皆有。以余论，虽以咸同列传为主，而康乾以来各朝，皆曾补撰。盖每朝皆出于众手，惟每朝有主体撰人；又重修整时，归何人为主，则其负责为多。”

撰稿期间，往往须请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觅书手缮写，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馆计算”。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后赵尔巽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由柯劭忞完成刊行。全书于1928年刊印完成，1929年发行[来源请求]。

清史馆职名卷次说明

全书的最初版本共有536卷，包括〈本纪〉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传〉316卷。记载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称帝（1616年），到辛亥革命结束清朝统治（1911年）共296年的历史。

本纪 志 表 列传 版本来历版本对比重印本较之于关外本： 重印本较前两个版本均少了7卷，仅有529卷。评论清史(中华民国)编撰过程

自《清史稿》完稿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内部就有应重新编写“清史”的声音，但因战乱而无法实行。国府撤台之后，于民国四十三年（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会上，一百多位代表联名敦请中华民国政府延揽史家，从速编纂清史。其后，几位监察委员于民国四十八年（1959年）又提出“敦促政府迅修清史案”。次年，第三次国民大会二百多位代表联名提出“请政府迅速编成清史以维护文化传统案”，针对当时内地开始考虑纂修清史的新情况，声称“大陆确已着手编拟清史，显有篡窃之企图，故此事刻不容缓”。

在这一波波声浪之下，中华民国总统兼国防研究院院长蒋中正终于同意纂修清史，并在国防研究院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开始工作，张其昀为主任，萧一山为副主任，彭国栋任总编纂。但这部《清史》从一开始就被定位成“献礼工程”，张其昀决心于1961年“元旦出版第一册，双十节出齐，以为庆祝五十年国庆之贡献”，仅留给修史者一年的时间。

经过内部讨论并征求各方意见，国防研究院“清史编纂委员会”首先拟定了21条凡例，后来成为台版《清史》卷首的叙例。凡例中明确此《清史》将以《清史稿》为蓝本，主要是修订而非撰写。之后修史人员明确各自分工，除23位编纂委员以外，又外聘了几位专家参加撰稿和修订工作，最后由主任并口总编纂负责统稿。一年后，全书告成，以国防研究院和中国文化研究所合作名义刊行《清史》，共计8册。

该书除以《清史稿》(关内版)为蓝本进行编纂外，以“正其谬误，补其缺憾”，对《清史稿》的内容进行了部分订正。一方面，史家修改用词，使其笔法较为客观。如书中有关明清战争的内容，《清史稿》中称明朝“寇”、“犯”等字样，一律修改为“攻”。其他如在行文中根据情况将“诛”改为“杀”、“僭号”改为“建号”，“为乱”改为“举事”等。另一方面，增补了一些史事，改正了部分错误。这在纪、志、表、传各部分中都有所体现，如本纪中，史家根据《清实录》等书的记载，对一些错误的时间记载加以修改，还增补了一些重要史料。《天文志》中增补了一些天象记录，《灾异志》中删除了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和并不罕见的三胞胎记录等，其他地理、职官、艺文、邦交各志也有一些修订。表的方面，对部分年表进行重新规划，更正了《清史稿》原表中的几千处错误，还重写了《大学士年表》和《疆臣年表》的序言。传的方面，《后妃传》中不再避讳，客观记录了清代帝王诞生后的名字，如“太祖生”改为“生努尔哈赤”、“太宗生”改为“生皇太极”等等，又删除了宣统退位后在民国年间给予旧臣的封号、谥号，其他各传增订或改正的地方还有很多。

其次，还新编了《南明纪》、《明遗臣列传》、《郑成功载记》、《洪秀全载记》和《革命党人列传》。这部分内容大多源于国府撤台引发的政治需要和学术兴趣，虽然由于政治取向问题使得某些史评未必客观，但台湾学者对这一部分是下了较大功夫的。他们广泛收集史料，增补了许多史实。从彭国栋《清史纂修纪实》一文所见，仅《南明纪》就引用了五十五种史料，《郑成功载记》亦引用数十种。这样，仅从保存大量史料一点来看，这部分就自有其史学价值。

但是，总体上看，台版《清史》仍未摆脱原著弊病，错漏百出，粗制滥造，无怪乎刘振东义愤填膺地三次质询。身为总编纂的彭国栋自己也承认，台版《清史》十分之八沿用《清史稿》，因仓促付印，没有时间详细考证，该书本纪中的时间错误还有许多地方没有修正。又如《天文志》中正文与附表内容不符，《清史稿.地理志》中原来就缺少的察哈尔一卷居然仍没有补入等等。诸如此类问题，俯拾皆是，不一而足。即使是修史者自己非常重视的新编部分也有诸多问题，有些提法在清史范畴里显得不伦不类、有的地方不合体例。例如《革命党人列传》4卷，第一、二卷是编年体，第三、四卷是传记体，名为列传并不合适。此事虽被提前发现，但是因为该书的目录早已印出，为了前后一致而没有更名，最后造成了名实不符的错误。

台版《清史》之所以留下了这么多的遗憾，除了当时台湾缺乏清代档案文献资料、修史条件并不理想等客观因素外，和主事者不按学术规律修史，一门心思与大陆纂修清史抢时间、打造“献礼工程”有着很大关系。短短一年时间，无论如何也编不出一部规模宏大、能够涵盖近三百年史事的学术精品。此前只有同样为人诟病的《元史》编纂如此仓促，无怪乎张其昀不得不在台版《清史》序中声明“依新史学之体例与风格，网罗有清一代文献，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则寄厚望于后来之作家”。

民国七八十年间，国史馆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合作，陆续出版了《清史稿校注》十六册，该书采取以稿校稿的方式，在基本上不更动《清史稿》原文下，取两馆所藏清代档案官书对进行校注，其校注处皆清楚注明出处与所引文字资料。《清史稿校注》除对《清史稿》具有补正效果外，对读者而言，检索是书更可管窥两馆所藏珍贵史料，故而深获研究者肯定。

现今国史馆清史组正在整修《新清史》，已完成《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圣祖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仁宗本纪》﹑《宣宗本纪》﹑《文宗本纪》﹑《穆宗本纪》﹑《德宗本纪》﹑《宣统本纪》、《地理志》、《职官志》、《时宪志》、《艺文志》。

卷次说明

全书共有550卷，包括〈本纪〉25卷、〈志〉136卷、〈表〉53卷、〈列传〉315卷，补编21卷，为《清史稿》关内版的改订本。删除了反对、诬蔑中华民国的记载。补编包含南明纪（5卷，以南明政权人物为主）、明遗臣列传（2卷，以反清的明朝旧臣为主）、郑成功载记（2卷，以台湾郑氏政权人物为主）、洪秀全载记（2卷，以太平天国人物为主）、革命党列传（8卷、以反清的革命家为主）

清史(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打算在10年内编纂一部高水平的《清史》。该书采用简体横排，以现代白话编撰，不同于台版《清史》。

参考资料《清史述闻》，许师慎辑《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