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直到如今，成书于民国初年的《清史稿》一直还带有一个“稿”，始终没有能够正史。
去年的时候，我国的一些清史专家又重新编写了一部“清史”，这也就使得这部《清史稿》永远无法“转正”了。
《清史稿》是一群满清遗老编写，诸如柯劭忞、缪荃孙、夏孙桐、吴廷燮、王树枬等人。
参与编修的清遗老“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古未有之奇”（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之言）。
这些人拿着民国的薪水，却不站在全体国民的立场，一边吹捧清朝，一边贬低民国，污蔑那些反抗满清的华夏志士，真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人品也是着实低劣！
这套书存在着极大的问题，傅振伦所撰《清史稿评论》指出：
其一，即是不奉民国正朔，乃只用干支，叙事复不明显，态度暧昧，有反民国之嫌，兹举数例如次：
《劳乃宣传》云：“丁巳（按，应作民国六年，下同）复辟（指张勋合谋宣统复辟），授法部侍郎。”
《沈曾植传》云：“丁巳复辟，授学部尚书，壬戌（民国十一年）卒。”
《世续传》云：“世续辛酉年（民国十年）卒。”
《伊克坦传》云：“癸亥年（民国十二年）卒。”
《周馥传》云：“移督两江（光绪）三十三年，请告归，越十四年（当作民国十年）卒。”
《冯煦传》云：“闻国变，痛哭失声，越十有五年（应作民国十五年）卒。”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对于满清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在书中会写清朝皇帝的年号，但对于民国，他们则是十分的嫌弃，不写民国年份，只用干支纪年。
其二，竭力为清廷统治者的罪过辩解，污蔑反清义士。
有清一代，汉族志士起而走险，揭竿而起均不予书，诸如朱氏后裔、明代臣民之抗清，洪（秀全）杨（秀清）之倡义，党（指国民党）人之排满，秘密结社之组织，均不详载；
清代屡兴大狱，慑服汉人，比如说在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搞了一百多次文字狱，使得整个天下“万马齐喑”，许多都是大案，动辄诛人九族。
然而，这些在“清史稿”中均不见记载。
（满清血淋淋的文字狱，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却不见《清史稿》记载）
此外，还有清军在全国各地的屠杀，也基本上是一笔带过。
清朝晚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屡屡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对此，《清史稿》往往做模糊化处理。比如，《清史稿》对《南京条约》的记载仅仅为：“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几十字一笔带过，其中只提到相对无关痛痒的五口通商，而对于丧权辱国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条款均绝口不谈。
《清史稿》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书中非但大肆诋毁辛亥革命，对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各种形式的革命也都一概全盘否定，称之为“匪”、“逆”、“寇”、“贼”。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126天后，满清王朝轰然倒塌。《清史稿》的编纂者对此也是恨之入骨）
相对的，对于抗争革命的保守派，《清史稿》却极尽溢美之词。比如，在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立传时，多次出现“骂不绝口”、“不屈遇害”、“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等盛赞之言。
对于这些情况，当时的学者也是看得十分的清楚。
《中国史学会为修订〈清史稿〉呈教育部文》呈文说道:“细检《清史稿》之失，举其荦荦大者，盖有两端：一曰缪妄，二曰阙略。往代修史之例，皆以昭代为内，胜朝为外，以明主客之分，其于易代之际，称昭代开创之君，必曰我太祖，新朝之军，必曰大军。《清史稿》不然，其于总理孙先生，则直斥其名，其于革命军之起义，则书曰党人谋乱，其以举义不成被戕者，则书曰伏诛，是以革命先烈为叛徒，民军起义为谋逆。求诸前史，绝无此例。抑清末诸氏如康有为、王闿运、严复皆卒于民国纪元以后，亦一一收入，似失于断限。王国维卒于民国十六年，更无收入之理。至列国维于‘忠义传’，以明其忠于清室，尤为可笑，此则谬妄之宜纠者一也。”
这段文字虽然用的是文言文，但并不艰深，只要受过一定教育的人，都能看得懂。
而且《清史稿》成书仓促，讹误百出，这些遗老也知道成书仓促，对于《清史稿》付刊，一些遗老担心“难逃天下后世之责备”，力加劝阻，但终无结果。
对于草草完工的《清史稿》，这些遗老也知道成书后必然会被人诟病，影响自己声誉。
赵尔巽本人在《清史稿发刊缀言》中都承认《清史稿》是“未臻完整”的“急就之章”，是“大辂椎轮之先导”的未成书。
（《清史稿》的主编赵尔巽像）
后来台湾省商务印书馆编写的《清史稿校注》，校注六万余条，指出《清史稿》里面的各种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一人两传，人名、地名、年月前后不一的错误。
但话又说回来，就算给足了这些人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有机会慢慢打磨这套书，又能怎样呢？
只要他们心中的反动思想不除，他们编出来的这套书，永远就只能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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