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是私人记载的一种，按照年月日记录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以及作者对人对事的看法，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治史者所必须参考的。由于日记记录的是当天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事后的追忆，故比较准确。由于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作者的个性。此外，日记中谈到的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情况，亦可与官书和书信、回忆录等其他私人文件互相参照比较。

日记原本是写给自己看的，多数日记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日记能反映作者“真面目”，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但也有少数日记是被作者当作“著作”，准备身后发表的，甚至是在当时就供给他人阅读的。这类日记时时有些做作，难以从中看见作者的“心”，即灵魂深处的东西。但如果作者是某方面的重要人物，记下了他所掌握而一般人不知道或难知其详的种种情况，则这种日记仍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因篇幅所限，兹先将文化人物的日记各择数例，以说明其史料价值。

一、文人的日记

文人、学者的日记，除论文论学的内容外，也往往包括其他方面的内容，有些颇有史料价值。兹先举几种文人日记予以说明。

李慈铭画像

（一）《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今所见者，始于咸丰四年(1854年)，止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共40年，内容包罗甚广，“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李氏的日记不仅是写给自己看的，还常借给他人阅读。由于李氏日记带有公开的性质，所以要从中看出他内心的活动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去衡量，鲁迅对李氏日记给以尖锐的批评。他说:“《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 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 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虽有上述缺点，但因其内容丰富，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

《越缦堂日记》中有许多李氏的读书札记。这方面的内容瑜瑕并见，后人评价高低不一。李慈铭基本上是一个文士，尤长于诗，读书范围虽广，但在经史小学方面都未做过专深系统的研究。不过，在若干具体问题上，李慈铭也有独到见解，这是不应当抹煞的。例如，他在同治五年五月十一日(1866年6月23日) 的日记中，敢于指出清修《明史》对李成梁及其子弟评价不高，是因为“成梁战功多与国初兴京事相连，又亲加害于二祖，史臣为本朝讳，故有不敢质言者”。李慈铭称赞说:“李氏父子兄弟五人相代镇辽东，而成梁先后凡三十年，镇帅之久，古所罕比。”同光时期的文网虽已远不如康雍乾时期的罗织诬陷，动辄大兴“文字狱”，但李慈铭的这番议论仍然是极其大胆的，没有很大勇气是不敢写的。

《越缦堂日记》

日记有关时事部分，有些很有价值，为后人留下了重要史料。例如，胡适指出:“记光绪九年十一月六日阜康银号的倒闭，因叙主者胡光墉的历史，并记恭亲王奕䜣及文煜等大臣的存款被亏倒，皆可补史传。”李氏十一月初七日记中有一大段谈胡光墉事，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指出:“其邸店遍于南北，阜康之号，杭州、上海、宁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资为奇赢。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其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劫攘一空。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亦有寒士得数百金托权子母为生命者，同归于尽。”对胡光墉破产案，清廷责令浙江巡抚刘秉章清查，其子刘体智所著《异辞录》追记此事，可与《越缦堂日记》互相印证。“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其子店面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未久光墉以破产闻……文协揆存款三十五万，疏请捐出十万报效公帑，其余求追，以胡庆余堂药肆之半予之……其外，京朝外省追债之书，积之可以丈尺计。”文协揆，即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文煜，素有富名。文煜被给事中邓承修参劾后，奏称存阜康号银为36 万两，上谕“所奏尚无掩饰，唯为数较多，著责令捐银十万两……以充公用。”王公大臣纷纷把钱存在阜康号，以谋取高利，可见清朝已腐败到了什么程度。

《越缦堂日记》还保留有不少社会经济史料，可供后之治史者参考。张德昌利用《越缦堂日记》，写了一本《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生动、具体地揭露了京官与外官的互相勾结以及京官的享乐生活。清朝京官俸禄微薄，而外官则除俸给外有很多直接搜括剥削百姓的办法和机会，但外官也必须把贪污所得的一部分用于“馈赠”京官，以“通声气”、“保位”、“求升擢”。以光绪元年至十四年计，李慈铭的馈赠收入超过官职收入的有十一年，低于官职收入的只有三年。光绪八年(1882年)官职收入为194.8两，馈赠收入为609两，后者竟达前者的3倍多。有了外官的馈赠(节寿送礼以外，还有“别敬”、“炭敬”、“冰敬”等名目)，京官就得以过着侈糜享受的生活。他们讲求居处、饮宴、服饰、车马，追逐声色，内蓄姬妾(李慈铭有三妾)，外养歌童，在清朝大厦将倾的时候，仍然醉生梦死，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李慈铭有一天“良心发现”，在光绪三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记记道:“得三妹前月二十八日书，惊闻仲弟之讣……其殆以饥寒死耶! 余读书四十年，窃官铜臭，而令弟以馁死，其尚得为人类耶?余虽穷，而计今年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通计出门七年以来，寄弟者不过十金耳!”

张德昌根据《越缦堂日记》，还整理了“有关钱银比值变动的记述”( 咸丰七年至光绪十三年)、“有关物价的资料”(咸丰六年至光绪十五年)、“有关工资的资料”(咸丰七年至光绪十四年)，都是很有价值的经济史料。

（二）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

有些文人日记集中于一段时间谈一个主题，内容虽不多，但后人要了解这段时间的这个问题，是必须参考的。《莫斯科日记》就属这类日记。

罗曼·罗兰

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之请访问苏联，6月23日到达，7月21日离开莫斯科返回瑞士，逗留近一个月。罗曼·罗兰把他这一个月的日记亲自打印，装订成册，题为《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935年6月—7月》。在原稿标题页上写有题词:“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 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无论是全文，还是简录。我本人不发表这个本子，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

罗曼·罗兰热烈赞扬苏联社会的新气象，说:“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到无边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有关;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不可能相信，这种齐心协力是由上面的某种指示指使的……在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新时代都是由这种时刻开始的。必需的只是最终的胜利。这将由未来决定。”但罗曼·罗兰对苏联并非一味歌诵，他也看到一些严重问题，并深为忧虑。例如，政府封锁国外的消息，造成人民对外国的误解。“可是，成果的获得(成果是有的，这一点对千百万人来说是没有疑问的)并非没有众所周知的和严重的损失。甚至高尔基也当着我的面对正在蜕化成虚荣心的自尊感的滥用表示可惜，仅仅意识到正当地完成了职责，已足以使工人们保持这种自尊感。此外，不仅他们个人的自尊或者工作自尊，而且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来自国外的消息本来能使苏联劳动者对他们国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态具有正确的概念，但这种消息却遭到系统的隐瞒和歪曲。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估，并且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的政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它们的生存力……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罗曼·罗兰的话不幸而言中，几十年后苏联青年一旦了解西方真相，思想便“动荡”起来，由看不起西方一变而为盲目崇拜西方。

《莫斯科日记》

罗曼·罗兰指出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苏联上层的特权和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普通群众。他说:“组成国家精华的精英人物不应该脱离国家，因为精英人物的真正作用就在于养活国家，与国家融为一体。精英人物不应该为自己攫取荣誉、福利和金钱的特权……布尔什维克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像高尔基这样善良和宽厚的人，也在吃饭时(虽然自己难得碰一下吃的东西) 浪费够许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而且并不因此感到任何享受——对他来说，最大的快乐是伏尔加河上的搬运工工作!) ……了解下述这一点就已足够: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即使应该得到这种恩赐) 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 而进行艰苦的斗争。”罗曼·罗兰在1935年7月16日的日记中还写道:“我发现，在他(指高尔基) 的家里，继续在滥用服务人员的时间，而且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服务人员在所有客人都离去后才能上床睡觉，不早于夜里两点，而早晨7点就得起床。”20世纪30年代，当苏联上层的特权现象刚刚出现时，罗曼·罗兰就敏锐地看出了问题，可谓远见卓识。以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特权阶层已经形成。

二、学者的日记——《朱自清日记》

《朱自清日记》始于1924年7月28日，迄于1948年8月2日，前后共二十余年。朱自清写日记，完全是供自己看的，内容真实可信。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在朱逝世后的三十多年里一直把日记保存着，从未公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五四”文学及其作家们包括朱自清在内的研究受到重视，陈竹隐决定接受友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议，把日记发表。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在“编后记”说:“作者生前曾对夫人陈竹隐说过，他的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正因为不准备发表，也就更直率地记录了他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和更多地记录了他内心真实的感情活动，还记载了一些纯属个人的生活琐事。”“总之，正因为这部日记是不准备发表的，展示给我们的，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真实的写照。”

朱自清

《朱自清日记》生动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朱好美食，1933年2月12日:“平伯以法国面包房奶油蛋糕见飨，美甚，余所未尝。”1934年3月25日，谈吃有名的谭家菜的感受:“谭宅菜味厚重。鱼肚炖鸡及大开乌、松子山鸡等均佳，白菽馅饺子尤特别有风味。”朱虽好美食但有胃病，故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贪吃。1939年6月11日:“肠胃不适。想起了王大夫告诉我的一句谚语:参加盛宴的人是用牙齿掘自己的坟墓。”从这则日记中，我们知道了王大夫的警句，真可谓给一切老饕敲响了警钟。

朱自清勤奋好学，又很谦虚，故能有很高的成就。日记中有多处记他的读书计划。1936年9月12日:“我决定每周读一本中文书，每月读一本英文或日文书。”(书单略——笔者) 1939年11月29日:“读《文人》季刊，从中得到很多知识。学无止境! 应多读点东西。”朱还常常听其他学者的讲演。1940年12月29日:“听李方桂先生讲课，谈学习方法、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以下摘记李的讲课内容——笔者)”1942年11月10日:“参加汤教授(汤用彤)关于‘隋唐佛教之特色’的演讲会……汤教授列举四点……演讲清晰，声调平稳，令人赞佩。”1943年2月4日:“讨论我与浦、闻、钱等合译的一首诗之意义，他们都给我很好的解释，从未想到我理解英文诗的能力如此可怜。”朱自清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1933年9月23日:“上国文，讲错一句，惭愧之至! 惭愧之至!”1934年7月27日:“两个月来学无所成，颇感失望。”

朱自清日记

朱自清的日记中还保存了一些文艺方面的珍贵史料。例如，1935年12月1日记北平市各书茶社演说评书人姓名、书目及地点，计白天19人，灯晚15人。其中有连阔如说的《明英烈》，地点在天桥北赵椎子胡同连和轩。有关评书方面的这一史料，如果没有朱自清日记的记载，今天要找到是很困难的。

三、记者的日记——威廉·L·夏伊勒:《柏林日记》

有些记者，工作能力强，因职务关系接触人物多，消息灵通，多知内幕，他们的日记也颇有史料价值，如夏伊勒的《柏林日记》。

夏伊勒是美国著名记者。1934年，夏伊勒任《纽约先驱论坛报》驻欧洲记者。1935年，他前往柏林，隶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的环球新闻服务社。赫斯特解散环球新闻服务社后，夏伊勒被爱德华·R·莫罗聘用，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无线电广播组。《柏林日记》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希特勒和纳粹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战争情况，写得具体、生动、真切，1941年7月出版后大受欢迎，到 8月已印了35万本。

威廉·L·夏伊勒

第一个问题是假战和法国的战败。德国于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后，英、法两国虽然不得不对德宣战，但仍幻想与德国有讲和的可能，于是坐视波兰的危亡于不顾，并未乘机在西线发动进攻，是即历史上所谓的“假战”。1939年9月10日夏伊勒日记:“在英法宣战一周后，普通德国人开始纳闷，这是否真的是场世界大战。他是这么看问题的……它 们(指英法——笔者)与德国正式处于战争状态已有一周之久。但这是战争吗? 他们问道。的确，英国人派了25架飞机轰炸威廉港。但如果这真的是场战争，为何只派出25 架飞机? 而且如果是场战争的话，为何只在莱茵区撒了几张传单就算完事? 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就位于法国旁边的莱茵河沿岸地区。将波兰人炸得粉身碎骨的军火大部分来自那里。然而还是没有一个莱茵区的工厂挨过一颗炸弹。这是战争吗?”1939年10月10日:“今天早晨在从卡尔斯鲁厄沿莱茵河去巴塞尔的路上，我们经过约100英里的法国边境。没有任何战争迹象，列车服务员告诉我，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这条前线还从未开过一枪。当列车沿着莱茵河行驶时，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碉堡，在许多席 子的遮掩下，法国人正在建造堡垒。在德国这边也是同样的景象。部队似乎遵守着一项停火协议。他们相互在对方的视野和射程中毫不隐蔽地干着自己的事儿。实际上，一发法国75毫米炮弹就可以将我们的列车干掉。德国人在铁路上运输火炮和补给，但是法国人并不干扰他们。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柏林日记》

1940年5月，德军在西线发动全面进攻，6月22日法德停战协定签字。拥有300万大军、号称欧洲头等陆军强国的法国，仅仅6个星期就被打败了。《柏林日记》对法军的没有认真进行战斗，有十分具体、生动的描述。

1940年6月27日:“但是从我在比利时和法国所看到的情况、与两国境内的德国人和法国人以及与沿路的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战俘交谈的内容来看，结论似乎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法国没有战斗。即使法国进行了战斗，那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根据也很少。不仅是我一个人，我的几个朋友也由德国边境沿着主要公路驱车到巴黎并且返回。我们都没有看到发生过激烈战斗的迹象。法国的田野没有遭到破坏。没有在一条绵延不断的战线上发生过战斗。德军是沿着公路发动进攻。甚至在公路上也没有迹象表明，法国人除了骚扰敌军以外，还采取过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这种骚扰性的行动也仅限于城镇和乡村。但是，仅仅是骚扰和迟滞行动而已。没有试图在一条战线上停下来，并且发动有组织的进攻。

既然德国人选择在道路上进行这场战争，为什么法国人不阻止住他们? 对于炮兵来说，道路是理想的目标。然而，我还没看到法国北部有一码道路毁于炮火。在驱车前往巴黎的途中，经过了德军发动第二次攻势的地区。一名错过了此次战役的最高统帅部军官不停地唠叨说，他不能理解这场战役，在那座控制这条道路的高地上，茂密的森林为炮兵提供了绝好的掩护，法国人一定知道可以在那里部署几门火炮。只要少量几门炮，就可以完全控制这条道路，他反复不停地说道。当他研究地形时，还差点叫我们停车。但是在那些林木茂密的高地上并无火炮，在道路上面及四周也没有发现弹坑。庞大的德军几乎是不发一弹便通过了此处。

德军占领巴黎

法国人炸毁了许多桥梁。但是他们也保留了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特别是在缪斯河上。这条河因其河谷深峻、林木茂密而成为一条天然的、难以逾越的防线。不止一个法国士兵在与我交谈时认为，这里面有卑鄙的阴谋。

我在法国没有见到一处公路埋设了地雷，在比利时也只见过两三处埋了地雷，但仅此而已。法国人在城镇和乡村里匆忙地设置了反坦克障碍，往往是用石头和破烂堆积而成。但是，德国人几分钟便可以将其清除。而地雷爆炸造成的巨大弹坑，是无法在几分钟内便填平的……许多法国战俘说道，他们从未看到过发生战斗。当一场战斗似乎迫在眉睫时，便传来了撤退的命令。也正是这种在战斗开始前或至少是战斗尚未决出胜负时不断下达的撤退命令，瓦解了比利时军队的抵抗。

我在贡比涅曾与之交谈过的一名德国军官说:‘法国坦克在某些方面要优越于我们的坦克。它们拥有更厚重的装甲。有些时候(可能会持续几小时) 法国坦克部队能够英勇地战斗。但不久，我们就会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有些心不在焉。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并据此采取行动后，战斗很快便会结束。’一个月前，我会将此类言谈归之于纳粹宣传。但现在我相信了。

被德军摧毁的法国坦克

关于法军不战的原因，戴高乐亦有论述，可与《柏林日记》互相印证。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在我回到凡根堡的指挥部以前，我和总理在一起住了几天……那几天使我充分看到政府窳败到了什么程度。在各党派、各报纸、各行政机构、各企业和各工会内，都有有势力的团体公开赞成停止战争的意见。消息方面灵通人士认为，这是贝当元帅的意见。他是我国驻马德里的大使，据说他从西班牙方面得知德国人极愿出面调停。到处都有人说:‘如果雷诺倒台，赖伐尔将由贝当抬出来执政。这位元帅实际上可以使最高统帅部接受停战条约’……必须指出，某些人认为与其说希特勒是敌人，不如说斯大林是敌人。他们更加关心的是如何打击俄国，是通过援助芬兰的办法呢，还是轰炸巴库，或者是从伊斯坦布尔登陆。至于如何对付德国则很少关心。”

戴高乐

第二个问题是1940年8—10月的不列颠之战。在战争中，在统计战果时，总是夸大对方的损失而缩小己方的损失，这几乎已成为一种惯例。《柏林日记》记录有德国方面的战报。1940年8月11日:“今天在英国海岸发生了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空战。德国发布的英方损失数字一整夜都在不断增加。一开始，德国空军声称，英机被击落73架，德机损失14架;然后是79架比14架;最后到午夜时变成89架比17架。实际上，当我将下午和晚上德方零星公布的数字加在一起时，英机损失数高达成111架。德国空军撒谎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自己公布的前后数字都不相符。”1940年8月13日:“今天是德国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空袭的第三天。昨天德国空军公布的战果是71比17。今晚的战果是69比13。每天伦敦方面公布的英方战果统计数字几乎刚好是倒过来。我怀疑伦敦的数字要更真实一些。”1940年8月18日:“……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在德文《布鲁塞尔日报》上刊登的最高统帅部公报。据它报道，在周五(指8月16日)的不列颠空战中，英国损失了83架飞机，德国损失31架。而我们那位真诚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的小飞行员却告诉我们说，在周五几乎没有看到英国飞机，皇家空军也几乎没有进行抵抗。”

当时任英国外交部常务次长的卡多根在他的日记中对英德空战双方损失的记载，则与德方的恰恰相反，是英方损失少而德方损失大。1940年8月12日:“昨日(指8月11日)空战令人满意。打下(德机)62架，(我方)损失 25 架。”8月14日:“昨天(指8月13日)的空中战斗令人惊奇。我们肯定击落 75 架(德机)……我方损失 13 架，但除3人外其他所有飞行员都得救!”8月16日:“今天战利总数(击落德机)161架——对比(我方)损失27架(但许多飞行员得救)。”在贾德干的日记中，关于英德空战也有具体数字的记录，一直记到1940年9月16日，每次都是德国损失大而英国损失小。

电影《不列颠之战》海报

综上所述，日记的确是一种有价值的史料。但使用日记时，还必须参照、对比其他各种史料，分析综合，方可得出比较正确的历史认识，这是无需赘言的。有些很有名的日记，其中也有糟粕，如李慈铭在他的日记中常常骂人，骂赵之谦最凶。胡适是讲究“容忍”的，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在日记中有时也毫不容忍，甚至恶语伤人，如1933年12月30日日记:“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所主持……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使用日记这种私人史料时，要注意其诬妄之处，方不至为之所误。

来源：本文选编自齐世荣：《谈日记的史料价值》，原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