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钱穆讲中国史学名著《史记》（上篇）-米儿火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的学术价值也引起了世界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其中日本作者山崎正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剖析《史记》著作而成的《人物四十五讲》已于2018年1月在中华书局出版。今天聚珍君给大家分享一篇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与教育家钱穆先生演讲稿，随钱先生走进《史记》。（文章较长，建议先收藏或转发）

钱穆先生

今天讲司马迁《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里，只有《六艺略》、《诸子略》、《辞赋略》，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附在《六艺略•春秋门》。可见当时学术分类，史学还是包括在经学中，并未独立成一门学问。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这不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讨论的问题吗？依照现在人讲法，司马迁《史记》可说是一个大创造。司马迁如何能完成这创造，这是一个大问题。

（司马迁）

上一堂讲，中国历史有三种体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别记下，像《西周书》。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着年代先后来编排，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所以《史记》是一种“列传体”，一人一人分着立传，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我那年在美国耶鲁讲中国史，曾说历史应把人物作中心，没有人怎么会有历史？历史记载的是人事，人的事应以人为主，事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来的。有一位史学教授特地和我讨论，他说：历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为主脑，这层很有意思。但这人没有事情表现，便跑不上历史。我说：在这上，乃是东西方学术上一很大不同之点。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二十年，里面就没有颜渊，岂不因他没有事情表现，就不上历史。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颜渊不是一历史人物呢？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直到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仍都像中国《尚书》的体裁，以事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们写历史，也跟着西方化，如我写的《国史大纲》，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为主。但此为求简便则可。若进一层讲，也可说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于如《左传》般一年一月这样分着的，当然更没有像《史记》之列传体，这是史学上一极大问题。清代乾嘉时章实斋著《文史通义》，他讲中国史学上盛行的是《左传》与《史记》，分年分人，将来该发展《尚书》体，把事情作主要单位。那时西方新学还没有来中国。道光以后，慢慢地来了，中国人读他们的历史，就觉得章学诚已先见到了，西方的史学就是这样，所以特别在清末民初，大家认章学诚是中国史学一大师。但我们还得进一步讲，这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在我看法，中国人从《尚书》演进到《春秋》《左传》，又演进到《史记》，这是中国史学上的大进步。并不能说中国的《春秋》、《左传》到《史记》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历史体裁。这问题我虽今天只提起这样一句话，不拟详细讲，但这话殊值诸位注意。

今天我要讲的是司马迁怎样会创造出这一种新的历史体裁，就是列传体来？他怎样会提出一个新观点、新主张，把人物为历史中心？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学问总喜欢要能创造，能开新吗？那么太史公《史记》在史学著作上，他是一个极大的创造，开了一条极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这条路跑，继续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请问司马迁怎么样走上这条路？我们能不能在这里用心研究一下呢？

诸位要知道，我已经讲过，做学问要懂得发生问题，这就是所谓“会疑”。有了问题才要求解决。诸位不愿意摹仿，要创造，那应先懂得别人怎样创造的。这问题不是一凌空的问题。司马迁怎会能创造出史学上的新体裁？我们上面已讲过，《西周书》和周公有关系，《春秋》则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创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来写历史，却是一个新创造。孔子为什么来写这部《春秋》？为什么要来一个新创造？我亦曾根据孟子书里的几句话来发挥孔子作《春秋》的大义。现在到了司马迁，他作《史记》，他自己曾有一番详细讲法，在他《史记》的“自序”里。诸位要懂得，读一部书，先该注意读这书的作者自序。这也就是一个新体。孔子《春秋》没有序，序是后来新兴的。如《庄子•天下篇》，叙述庄子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套思想，作这样一套学术？也就是庄子书的自序。但此序不是庄子自己所写。又如《孟子》七篇，最后一段就等于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大史公自序这一体例，在孟子，庄子书中已经有了。以后人写序，不放在最后，而放到最前来，这不是一重要问题。那么我们要读一人的著作，最好应该注意先读他的“序”，他自己说怎样又为什么来写这一部书，应有一讲法，这部书的价值就在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几句。如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儒学案》开头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于我们写了书请人家来写序，这又另当别论了。

今天我就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来讲《史记》，或许诸位已经读过这序，但此文不易读。最好是读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读《史记》，待读了《史记》，再来读《自序》，庶乎易于明白。当知读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读一篇，就能读一切篇。这一篇不能读，别篇也一样不能读。今天大家读白话文，在学术上够标准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随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过去，我们称之曰“翻书”，又或说“查书”，所查又称是参考书，没有说“读”书，这样总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讲，他们这个司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历史官。到了春秋时代，周惠王襄王时，司马氏跑到晋国，那时周朝已衰。到了晋国后，司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国、赵国，又到秦国。司马迁就生在黄河的西岸，陕西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虽是一史官，也学天文、历法。学易、学老庄。曾写有一篇《论六家要指》，讨论战国诸子各家大义，这文章写得极好。他分别着战国时六大家思想，各自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他自然写到儒家，当时的《易经》就算儒家了，但实际上《易经》就近于道家，所以司马谈的最后结论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汉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仅通经学，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黄老。

汉武帝去封禅泰山，司马谈同其他一般方士讲封禅的意见不同，汉武帝就不要司马谈跟着去，司马谈就留在洛阳。他儿子司马迁到外边去游历，那时还很年轻，回来时，他父亲在洛阳病了，就对司马迁说：若使我死后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讨论的很多事，你须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说太史公写《史记》是承他父亲遗命，这些或许诸位都知道。而《太史公自序》里讲他父亲的话，更重要的在下面，读《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许会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记他父亲说：“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他说：我们到现在为什么大家推尊周公？这因周公作了《诗经》之雅、颂、二南，而雅颂二南就是周人的历史，从后稷下来，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历史，由周公写出。我也根据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来证明《诗经》跟历史有关系，一部周代的开国史尽在《诗经》。不过我们今天来讲中国史学名著，照一般讲法，只讲《尚书》，不讲《诗经》。其实司马谈就以史学眼光来看重周公的《诗经》，而周公《诗经》的贡献依照这话讲，便在它能宣扬周代的历史。所以又有一句话：“汤武之隆，诗人歌之”，这是说诗人所歌的便是历史了。后来直到唐代，韩昌黎《平淮西碑》，李义山诗极称之，谓其：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

这就是把《尚书》和《诗经》并提。当然我们不能根据李义山来讲《尧典》《舜典》是真《尚书》，但可讲《诗经》也就是历史。这里便见各人读书，可以有见识不同。诸位不要认为一句书只有一条路讲。我此所说，从古代直到唐时人，像李义山是一个诗人，他也懂得《诗川书》两经都同史学有关系。周公为什么被人称重？由司马谈讲，是因他在宣扬史学上有了贡献。周代到了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这就是孟子所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了。诸位至此应知，我此刻讲中国史学名著，从周公《西周书》讲到孔子《春秋》，接着讲太史公《史记》，其实太史公父亲就已这样讲。他又说：“汉兴，天下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他是说：我做汉朝的太史官，我没有能把汉代这些事情好好儿记下，那么这个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里废了吗？这几句话，就是我上面所印“无忘吾所欲论者”的话。而后来读《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于说：司马谈因汉武帝没有要他跟着上泰山，他气出病来，对他儿子说：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该把许多事情写出来，于是遂说太史公史记是一部“谤书”，来谤毁汉武帝这个朝廷的。他父亲一口怨气死了，所以司马迁《史记》就是要写《封禅书》。请问这样，一部《史记》尚有何价值可言？太史公父亲司马谈就因做了汉朝太史官，而没有为汉朝写下一部历史，所以遗命司马迁要完成父志。今试问写历史从哪里来？岂不是从周公、孔子来，那岂不是历史应以人物为中心，也就跃然纸上了吗？

（《史记钞》内页。宋代形成的文本细读、评点风气，到明代达到兴盛阶段。此本《史记钞》是明代唐宋派古文健将茅坤编著的《史记》选注本，共91卷。）

诸位听着我前面几堂讲，便知读书不易。读了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不是不懂这句话怎讲么？读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的注脚。你能说司马谈没有读过《孟子》吗？诸位只有翻书的习惯，《史记•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这句话便不易翻到。读到太史公这里，孟子这句话便有用了。此是书之不易读。而《太史公自序》记他父亲司马谈讲话，大家又只读了上一截不再读下一截，不是不曾读，乃是读了仍如不曾读，此是读书不易之又一例。

司马谈死了三年，果然司马迁接他父亲做太史官了。司马迁接着说：“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他说他父亲讲过，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这个作史责任，便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他来写《史记》，是跟着周公孔子而写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后有孔子，再后五百年有他。诸位试把此一番话去读《孟子》最后一章孟子也就是这么讲。尧舜后多少年有汤武，汤武后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后多少年该有人出来才是。可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曾读过《孟子》，都有他们的学术传统。司马迁又说：有人能绍续这明世，出来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此《易传》、《春秋》、《诗》、《书》、《礼》、《乐》，在他那时都是经，还没有史学。不过他是个历史官，该要写历史，而所写出来的则还是经学。我们也可说，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理想中的新经学。诸位今天认为中国旧史学全可不要，要学西洋新的，这也不错。但西洋史学也应有本有原从头直下，怎么来而到今天。你须先知道，才能继续得下。做学问不能只叫自己做一个跑龙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个配角，有些表演。即做一个跑龙套，也须约略知得全本戏了才去做。要讲西洋史学，也须知道有一整套西洋的史学史，然后回头来写中国历史，可以周公、孔子、司马迁、班固都不要。我们说：我要写的是中国的新历史呀！诸位，这责任又是何等般的大！

现在有个大问题。今天以后写历史，固是再不会二十六史了，那么下边该怎么办？这不是个大问题吗？原来讲了半天，要讲太史公的创作，但他仍是继续的旧传统，周公、孔子一路而来，他自己讲得很明白。而太史公《史记》所特别用心的，乃是要学孔子，《自序》下面有一段太史公讲孔子《春秋》的话。我们上面都依照孟子来讲《春秋》，现在要讲司马迁讲《春秋》是如何般讲。诸位且不要自己讲《春秋》，且听从前人讲《春秋》。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从前人这么讲，我且也这么讲。当然孟子、太史公以下，还有别人讲《春秋》，但我们总得有个挑选。如下面我们将讲到刘知几怎样讲《春秋》，譬如近代康有为、章太炎怎样讲《春秋》？但这是在我们不要讲的范围之内了。诸位莫说康有为、章太炎是近代大人物，孟子、太史公是古代了。但当知再过五百年、一千年，孟子、太史公还存在，还是个大人物，至于章大炎、康有为是否还是个大人物，便有问题。如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伯经考》，是否都能存在？或是只存在于图书馆，给人家翻查批驳，只当一份材料就是，那就在未可知之列。

有一位太史公的朋友间太史公：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以下云云。董生便是董先生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主张表彰六经排黜百家的便是他。太史公说：“余闻之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周道衰微，正是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孔子就在这二百四十二年中间，来讲它的是是非非，要为天下立下一个标准，所以他“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样可把理想上的王者之事表达出来。这是司马迁引述董仲舒讲孔子《春秋》的话。太史公《史记》是学孔子《春秋》，那么在《史记》里偶然讲到汉高祖、汉武帝，有些处近似《春秋》“贬天子”，而后人偏认他为父亲泄冤气作谤书，那怎么能来讲大史公的《史记》？《史记》不仅是要写下汉代初年很多事情，还要在这很多事情中有一个是非标准。他说：“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讲几句话，不如在实际的事上来讲，可以很深切、很著明。所以说“春秋，王道之大者也”。孔子要讲天下之道，孔子说：我若空讲一番话，不如在过去的事上把我的意见来表现出这样不对，这样才对。所以曰：“春秋以道义”，孔子《春秋》只讲个义不义，而在以往二百四十年的事情背后来表达。

故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一部《春秋》里，“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至于其他许多诸侯跑来跑去不能保其社稷的，不晓得多少。为什么弄到这样？所以说：“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说：《春秋》“礼义之大宗”。这些话，太史公都是引的董仲舒。可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没有这样的话。（其实《春秋繁露》也不一定是董仲舒自己的书。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也不见这些话。《太史公自序》中说这几句话，是他亲闻之于董仲舒讲孔子何为而作《春秋》，这一段话非常重要。至于太史公自己讲，却说我的《史记》不能同《春秋》相比，我只是把故事稍加整理，记下就是。这是太史公之自谦。而且他并不能自己说，我也要来贬天子，退诸侯。既然不敢，何以又在《自序》里把董仲舒的话详细写下？这篇《自序》实在是一篇极好的大文章。此刻我来讲《史记》，其实只抄此一篇《太史公自序》，直从周公孔子到太史公，都已讲在里面了。现在我们接到刚才所讲，太史公怎么来创造出他的一部《史记》，他的大创作，诸位不是大家要创作，不要守旧，不要摹仿，不要跟着别人吗？但太史公却只是跟着周公孔子，他的创作，就从模仿中来，不然又怎么叫所谓学问呢？

第二点我们要讲的，太史公《史记》创作，特别重要的是在体裁方面。我已讲过《西周书》以事为主，《春秋左传》是分着年讲的，而太史公《史记》则分着人讲。太史公为何在这分事、分年之外，特别重视人呢？其实这些我们已不用讲，《太史公自序》里已详细交代过，他就是要学周公孔子，那不就是以人为重吗？今天我们学西方人讲法，史学该讲事，而中国古人则从头下来重在人。我们也可说，至少从孔子《春秋》以下，早都是以人为主了。如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不是在事情背后一定讲到人的吗？太史公又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他写这文章时，已经不做太史官了。但他曾经做过汉朝的太史官，这些明圣盛德，我不能废而不载。这些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我不能废而不述。那是他父亲告诉他要讲的，他若不论著，那是“罪莫大焉”。所以他写《史记》，乃求勿“堕先人所言”，又曰“无忘吾所欲论著”。自从那时起到今天，写历史已经莫不以人物为中心。事情背后有一个“礼义”，我刚才说过，“春秋，礼义之大宗也”，而礼义则在人不在事。若使我们今天立下一个题目要来研究中国史学观点中何以要特重人物的一个来源，这可以从中国古书一路写下，直到太史公《史记》，远有渊源。我想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大观点，也可说是中国一番绝大的历史哲学，而且亦是中国传统学问中一绝大精神。即照《太史公自序》，他就是看重一个周公、一个孔子，一千五百年直到他当时，这不就是历史应以人物为重的一番最大精神已经表现无遗了吗。

我今天讲太史公《史记》，主要就讲到这里，下边还有关于太史公《史记》里很多问题，暂可按下不讲。我再重复一遍，今天讲的，接着上一堂讲中国史学演进之三阶段。第一阶段是纪事，第二是分年，第三是分人立传。至于这三大阶段中有很多问题，诸位可以自用思想，自用智慧，自具见识来发挥。但诸位千万不能随便空想，一定要有书本，有证据。如我讲中国古代，只讲周公孔子，讲《尚书》，既然古文《尚书》是假的，今文《尚书》也不可靠，可靠的只是《西周书》，而《西周书》一定与周公有关。我讲孔子《春秋》，下面接着是《左传》、《公羊》、《谷梁》，而讲到《史记》。我这一大段讲法，至少《太史公自序》中的话，句句可做我讲演的证据。我们只要把那些有证有据的四面会通起来，直觉得我读到古人书，却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这在我们是学问上的一种快乐。至于从前人讲话有不对的，我们也该能下判断。如说《史记》是一部谤书，因《史记》中如《封禅书》，乃是特别为他父亲遗命而写下，这些都是读了卜文，不读下文，这即是不通。诸位只要能把《太史公自序》读一遍，两千年来讲《史记》的很多话，有真有不真，有对有不对，自能批评。所以读书贵能熟，且莫多看，莫乱翻，更不要急速自己发挥意见。近人做学问便不然。不仔细读书，却急欲找材料，发意见。要讲《史记》，凡属讲《史记》的先抄，所抄材料愈多，自己的聪明反而模糊阻塞，而《史记》一书之真相，也终于捉摸不到。若先只读《太史公自序》，愈读愈会有兴趣，有了兴趣自会有聪明有见解。其他的话，我们也自会批评。这是今天我借此机会来告诉诸位一个读书做学问的方法。

我此一堂课，只如上国文课，只在讲《太史公自序》，把太史公自己的话来讲他作《史记》的缘起，那我也只是来讲历史，并无自己主张。若诸位说：我是读通了《太史公自序》那一篇文章，我已经感到很满意。诸位且不要先把自己看得比司马迁要高，看得自己太重要，便不肯再来向古人学问。诸位说：人类是进化的，但进化有一段长远的过程，一两百年往往不见有很大的进步。而且更不能说我们比周公孔子司马迁都进步了。今天云大多，光明不出来，若我们能坐架飞机跑到上空，云都在下面，上面是很干净的一片天空。诸位能读一部《春秋》一部《史记》读通了的话，就如坐飞机到了云的上层去，那时自能重见光明。若讲材料，一年一年地积下，孔子《春秋》中材料，就不如《左传》多。《左传》里材料是记载得多，但《左传》比不上孔子《春秋》。诸位读《史记》，先该懂得这道理，不能拿着一部《史记》从头到尾把事情记得一清二楚，这是你不会读《史记》。太史公《史记》明明是学孔子《春秋》，我之很欣赏《史记》的，在其记载事情之上，还有他一套。诸位更不要说：我学近代史，学唐宋史，《史记》和我无关。读《史记》可长一套聪明，一套见识。实际上，我并不是要学《史记》，乃是要学司马迁。你有了这一套聪明和见识，随便学哪一段时代的历史，总是有办法。所以我告诉诸位，做学问该要读一部书，至几部书。读此几部书，该要读到此几部书背后的人。《史记》背后有司马迁其人，他一辈子就只写一部《史记》。他自父亲死了，隔三年，他就做历史官。此下花他二十年精力写一部《史记》。又如司马温公花了十九年写一部《资治通鉴》，欧阳修修《新唐书》花了十七年，李延寿写南北史也写了十七年，班固《汉书》不知他花了几十年，又是父子相传下那工夫。我们只要懂得前人这番功力，也就好了！我今天只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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