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五千年人参应用历史，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着历史上形成的人参药用的精髓，谓“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一名人衔，一名鬼盖。生山谷”。对此药效精论，现代学者已经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进行了考察验证，确认《神农本草经》中有关人参医疗作用之记载是完全正确的。

《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其中将药物分为三类：上品120种，中品120种，下品125种。 那么，上中下三品是什么意思呢？《神农本草经》中上品、中品、下品的定义;上品药：以补为主，多为名贵中草药，例如人参、灵芝，虫草，珍珠等，野生疗效更佳，也可以制作成药膳，无任何副作用，可长期服用。适合年老体弱，久病体虚的人群。

中品药：常用方剂，较为常见且品种繁多，例如茯苓，当归，白芍，薄荷等，有的无毒并作为食物，例如生姜，大枣，还有的具有微毒，例如琥珀，黄连，冰片等不可常服，以免产生新的症状。

下品药：毒性较大，内服用量极少如藜芦，适合以毒攻毒等重病、疑难病症。下品药多为外用治疗，如硫黄，麝香等，适合各种皮科病症

《神农本草经》原书已佚，有关内容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唐代苏敬的《新修本草》、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选载。到达明、清时代，有许多本草学者整理撰写，形成了多个版本的《神农本草经》，现有明代卢复版本，清代黄爽版本；孙星衍、孙冯翼版本，顾观光版本以及日本人森立之版本。各种版本对人参的记载甚为一致，且均列为上品。

就其包罗的药物学知识而言，《神农本草经》是秦汉以前本草学成就第一次大总结，全面反映了这个时期的药物学成果。即在这个时代，中国对人参的药用价值已经有了全面总结，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知识体系，达到古代人参史之最高学术水平。

到了汉代，汉代是我国重用人参的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其间使古代零散的医药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为后世的医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涉及人参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以考古资料为根据编著的《武威汉代医简》；在《伤寒杂病论》基础上，由后人辑成的医学名著《伤寒论》等。

1972年11月，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汉墓中，发掘出一批汉代医学简牍，共92枚。其中简78枚，牍14枚， 出土的珍贵文物简牍经过技术处理，除残破者外，所书文字均可辨认。在１枚简、2枚牍上，书写着有人参组成的临床应用复方。

第77号简为断简残文，其内容是：梵四两消石二两人参、方风、细辛各一两肥枣五，这枚断简的全部内容已无法判定，但从其组方特点可知，这是把人参用于解表、祛风、止痛方面的处方，临床上用于外感风寒，表证所致诸多疼痛等病症。可以认为人参与辛温解表药配伍应用，在汉代已是常用的方法。

《武威汉代医简》中记载的各简牍，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医药著作和珍贵文物，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人类记载人参临床应用情况的最早文献，在人参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组方中反映出复方用药、人参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其历史意义更应倍加重视。综合简牍中对人参应用的情况，可概括出有以下突出特点。

(1)人参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有一定的用药规律。

(2)人参的用量相差幅度很大，在剂型和用法上显示着多样化。

(3)普遍使用复方，人参在方中的地位因临床需要而确定。

(4)在人参应用上较《神农本草经》的记载更加具体而准确，应用范围已经明显扩大。

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伤寒论》中载方113方，含有人参者，有21方，占总方数的18.58％。《伤寒论》被誉为“方书之祖”，所收载的方剂，具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 张仲景大范围应用人参，扩大其医疗作用，对后世乃至现代，都具有重大影响。《伤寒论》中应用人参的各个方剂，是广泛应用人参的“医方先祖”，直至现代，在临床上仍然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以东汉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业已形成的应用人参的规律和体系为根据，应当认定，我国汉代是应用人参的重要时期。

唐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高峰期

唐代除《新修本草》中有关人参的论述之外，在大量医学著作中记载得更为全面而具体。而且通过学者和学术上的交流，把中国应用人参的巨大成果传到了日本。其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药王孙思邈及鉴真大师。

孙思邈所著的 《千金翼方》一书。 孙思邈在组方遣药中，非常注重人参的地位与作用。 在其所著《千金翼方》中对人参有专条记载， 在运用人参组方方面，创造了历史上的新纪录，经统计，《备急千金要方》中有445个方含有人参；在《千金翼方》中，有310个方含有人参。

唐王朝全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地域辽阔。其经济和文化交流，遍及欧亚各地。随着唐代文化的传播，中国医药科学也逐渐走向世界。日本以派遣学问增和聘请学者前去讲学的方式，全面学习和接受中国唐代文化。中医中药在日本得以存在和发展，其主要根源植于日本医药学始祖——鉴真大师的伟大业绩之中。

鉴真大师师徒们应日本大使和学问僧邀请，先后六次东渡，把佛学、医药学。语言学、哲学、史学、数学、建筑学以及书法知识带到日本，对当时的日本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鉴真大师把中药辨认鉴定、加工炮制、配伍应用、贮藏保管等知识，亲自传授给日本弟子，使日本有了本草学，因而日本医学史记载，鉴真是日本本草学的创始人，是日本之“神农”。在日本有一座奈良时代的宝物库；称为“正仓院”，该院收藏的宝贵文物中，有大批中药材。 其中就有 “正仓院北编号为第122号”的中药材人参。

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生药学研究手段，经过精心研究；保存得比较完好的第122号中药是产于唐代的人参，它也是最优秀的人参标本。这是世界上仅存的历史最为久远的人参实物。 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关于人参主产区的记载，《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巨著中收载大量应用人参的处方，都令人十分信服，唐代在应用人参方面超过了既往的历史水平。此外，还通过鉴真大师，把我国应用人参的成果传播到日本。因而，唐代应用人参处于历史的高峰期。

宋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持续期

五代十国的战乱，对经济破坏十分严重。宋朝统治者取得政权后即施行改良政策，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农业经济。宋代是历史上整理出版医药著作最多。最重要的时期。

《本草图经》成书于嘉祐六年（1061），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蓝本之一，收载人参的内容可谓十分详尽。在距今九百余年前，对人参原植物的描述及所记载的各个特征，均真实地说明，该书所收载的上党人参就是当代的五加科植物真人参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证类本草》中所绘的潞州人参（即上党人参）图谱，更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人参即为五加科人参的见解是极为正确的 。《证类本草》的人参图，是世界上最早见于文献的人参图谱，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宋代是我国医药著述繁荣的时代，也是应用人参重要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宋代的人参主产区明显向东扩展，增加了人参资源，而且在边境贸易中通过互市交易，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进口人参，保证药用之需。根据本草著作记载，这个时期应用人参的情况，基本上与唐代相当，而宋代是继唐代应用人参达到高峰期之后的持续发展时期。

元朝征服者虽然可使疆域空前扩大，但对经济和医药文化却只能使之处于停顿状态。以元朝较有影响的《世医得效方》为例，其中有306个方剂应用人参，较历史水平为低。

明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困难时期

明代自嘉靖到万历年间，由于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对外交流扩大，陆路和海上贸易发达，有大批药物涌入我国市场。这一时期医药事业兴旺，有关论著大批问世。在这些著作中，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人参传》，该书是《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被收录在《本草纲目》中。

《人参传》在应用人参方面颇有独到之见，反映出明代对人参从理论到应用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李言闻以中医药基础理论为根据，对人参的应用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进而用于指导临床用药，并纠正了一些市井庸医说服用人参上火这一谬论。这在人参史上是仅见的。人参上火一说我们后期讲座专门讲解。根据李言闻在人参应用方面的全面总结，可知在明代，我国应用人参的理论、临床辨证用药的深广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自然，这个时期对人参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大，使人参在供需之间产生了突出的矛盾。

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是我国16世纪以前药物学知识和用药经验的全面总结，是一部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本草学巨著；李时珍继承家传，发扬父愿，在《人参传》的基础上，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人参项下所载超出了《本草纲目》中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

李时珍在其父《人参传》的基础上，总结历代本草学成果，在人参临床应用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李氏整理出67个运用人参的处方，分别应用于15类病症。

李时珍则总结式强调：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疾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萎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治胎前产后诸病”。其用途可谓十分广泛。

综合前述各代人参药用历史可知，到了明代，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然而，人参资源却受到严重破坏，供应远远不足。山西上党人参产区的人参已经灭绝，因此，我国在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

清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衰退时期

满族在我国东北兴起，建立了清王朝。清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在政治、思想。文化上采取野蛮残酷的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株连灭族，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火化受到空前的摧残。在医药上，由于知识阶层的思想受到禁锢，被迫面向古典医籍的考据。对人参的应用、研究。著述等，也多是因循守旧，遵经卫道，缺乏创新与发展。

前面已经说了，明代我国人参资源已经遭到全面破坏。至清代，只能使用“辽参”；清初，统治者垄断人参，我们来看一下历史记载：王士禛《居易录》曰：新定刨参之例：刨参人，亲王一百四十名，人参七十斤；世子一百二十名，人参六十斤；郡王一百名，人参五十斤；长子九十名，人参四十五斤；贝勒八十名，人参四十斤；贝子六十名，人参三十斤；镇国公四十五名，人参二十二斤半；辅国公三十五名，人参十七斤半；护国将军二十五名，人参十二斤半；辅国将军二十名，人参十斤；奉国将军十八名，人参九斤；奉恩将军十五名，人参七斤半。准免关税，馀参每斤纳税六钱。其出关买参之人，准于盛京、开原等处采买，不许于打牲之处采买云

据《参谱》记载，乾隆后期人参价格达到2000两白银一斤，经营者和购买者还没觉得贵。

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员们极其腐败摧毁人参栽培业，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官办参业已日渐衰落。

高度垄断，不求发展，摧残人参栽培业，在野生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使人参的生产、供应、应用均步入难于挽回的境地。这期间，人参主要供高层统治者和富豪们享用，黎民百姓失去了运用“百草之王”防病治病的能力，于是“人参叶子”身价大增；堂而皇之代替人参药用。所以说，清代是人参的衰退时期。

解放后，新中国大力扶持发展人参产业，使这濒临灭绝的神奇物种得以保护和发展，解放初期即在通化集安、抚松等人参产区建立国营参场，发展人参栽培业，并在通化、集安两地分别设立人参研究所。

人参科学研究也达到空前水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通化地区实行人工在密林播种，完全模拟野生人参生长环境的野山参业逐步发展起来，至今已经接近40年，当初的野山参幼苗已经具备了野生人参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

以通化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独特的植被生态、土壤结构和优良的选种，使濒临灭绝的野山参物种得以保护和发展，通化地区成为了中国优良道地野山参、栽培人参的主产地，产量基本满足了人们对野山参和栽培园参的食用、药用需求。所以说新中国成立后，人参又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辉煌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