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学大师，著名历史学家，与陈寅恪、陈垣、吕思敏共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他曾以《刘向歆父子年谱》震惊北方学术界，一举奠定其学术强人地位。后在顾颉刚推荐下，在燕京大学执教，据说司徒雷登曾将一教学楼命名为【穆楼】，以示对他的礼遇和尊重。钱穆是文人，但是个性极其强悍。这是后话了。

司徒雷登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三人，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知识分子。

之前对于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钱穆曾和钱基成先生有过讨论。根据钱穆晚年撰写的《师友杂记》中透露，钱基成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成先生则沉默不语。作为史学家的钱穆，敏锐预感自己难有容身之地，所以决定离开。。。

余英时、钱穆

而毛泽东的点名时，胡适早已远赴美国，傅斯年东渡台湾。而此时的钱穆，已南下香港。。针对点名，钱穆听到后，反应极其强烈。

钱穆远走，对于他来说，不仅有‘亡天下’的意思，还有‘亡文化’的意味，因为他的传统文化与共产党的文化政策相矛盾。

“现代史学四大家”中离开的也只有钱穆一人，钱穆也是四大家中，结局最好的一位，【史学二陈】都是【寿多则辱】，另外一位虽早已去世，当时碑墓被挖掘。

寿多则辱的陈寅恪

南下的钱穆来到殖民地香港，他在这里【愿效法明末亡臣朱舜水在东渡日本讲学来保存中华文化，在殖民地香港继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撒播中华文化的火种，使得香港成为【四大汉学】之一。

在50年代，大陆曾对海外知名人士晃动橄榄枝，钱穆列位其中。但钱穆拒绝北上，继续在南国讲学。后来钱穆受蒋氏父子邀约，回到台湾讲学，受到礼遇。他在台湾度过了自己最后的岁月。一生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湾去世，他是“现代四大史学家”中唯一善终的一位。

除了远走的胡适、傅斯年、钱穆外，大部分知识分子选择留下，除了受家人所累，家乡风俗、世家老宅，、祖宗祠堂、青草绵延的祖坟、氏族血脉等都是他们南渡的巨大阻力。关键是这一大批知识分子就是一群纯粹的读书人，他们没有政治敏感性。

有什么样的读书人，就有什么样的主子，反之也成立。蒋介石礼遇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确实有一种隐忍，因为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拥护代表了一种正统和合法性。而蒋介石苦苦追求的【光复大陆】已为水中花，镜中月。须知中国历史：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

南渡之人，没有北返者。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极其痛苦的精神苦闷后，依然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他们深扎书斋或故纸堆中，继续醉心学问，后来文化的种子开始开枝散叶，也确实超越了他们当时的设想，幸存中华文化的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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