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给予古籍工作方向性的引领和具体的指导，是新时代做好古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也为古籍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意见》的印发使古籍工作者备受鼓舞，作为从事古籍出版工作多年的编辑，我们欣逢其盛，同时也深知肩负的使命和重任。我们的日常工作以整理影印珍稀古籍为主，兹就新时代古籍影印出版工作谈谈想法，以就教于方家。

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的价值与意义

古籍影印是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方式。《意见》强调，“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提出“促进古籍有效利用”，明确“统筹好古籍文物属性与文献属性的关系”，这是强调古籍保护与科学使用并举的重要思路，是科学解决珍贵古籍“藏”和“用”之间矛盾的有效办法。古籍经影印，既呈现了其原貌，能很好地实现阅读、研究的功能，又对古籍原书形成了保护，使传世珍罕的善本古籍有了替代品。

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印古籍较之点校、笺注类排印古籍作品，虽然存在整理有限、部头偏大等诸多缺点，但优点也非常明显：一方面，有利于古籍的保存保护和研究利用；另一方面，整理模式也相对灵活，既可汇编，也可零种；既可简印，也可高仿，是各种古籍整理出版方式中效率最高、准确性和系统性更突出的一种。这一工作可以将深藏在世界各地藏书机构的重要文献，经整理后提供给广大的研究者，免去研究者手头重要文献不全之苦及各处访书的奔波翻检之劳。尤其是重大项目的完成，为文献的学术利用提供了更多空间。“项目启动，文献先行”是研究者的共识，依据学术指导和依托的优秀古籍影印专题文献又能够激发新的学术研究方向和领域，形成良性互动，促进学术繁荣。

古籍影印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体现。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趋势决定了不同历史时期影印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自清末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古籍影印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其间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的古籍影印出版都与传统学术的繁荣密切相关。清末点石斋和同文书局依托照相石印技术，影印出版以资料性为主的古籍，如《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黎庶昌、罗振玉等分别用珂罗版印制了《古逸丛书》和古器物拓本及敦煌写卷等。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为代表的出版者，既重视善本古籍，又侧重文献的资料性，影印出版了《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等，促进了民国时期学术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印古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珍稀古籍“化身千百”，成为出版史上的辉煌时期，如“四库系列丛书”、《中华再造善本》《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地方文献集成等，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的迅猛态势。新时代条件下，优秀传统文化全面繁荣，古籍影印工作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在选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一定扩展，如专题性文献和档案类史料的挖掘和扩展，影印形式和技术不断追求进步等。依托学术支撑的古籍影印出版肩负着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其繁荣发展是文化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

当前古籍影印出版的业态和生态

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大力提倡和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共中央[1981]37号文件），开启了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的新局面。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同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古籍工作全面展开，其中古籍的影印出版工作同样受到重视。普查登记工作的持续开展给古籍影印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机遇，域外汉籍的回归与海外中文古籍的编目，推动了古籍影印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海外藏《永乐大典》的仿真影印和“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系列的持续出版。尽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古籍工作始终局限在小众的视野中，古籍影印也没有成为出版的主流，古籍影印本仅有部分图书馆和收藏家收藏。近年来，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古籍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尤其是《意见》的印发，更使古籍影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古籍影印出版主体目前呈多元化态势。从事古籍影印的，主要有古籍专业社、非古籍社、文化公司、个体书商几类，从业人员包括古籍社的专业编辑、非专业社编辑及部分古籍数字化、古籍拍卖、创意开发等人员。古籍社的专业编辑大多具有古典文献学的专业背景，是古籍影印行业的主力军。古籍专业社和其他出版主体的古籍影印在选题、编辑、印制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的选题多依托学术支撑，反复进行论证和市场调研，不断进行优化，周期较长；后者选题多依据个人的兴趣和市场需求，较为灵活，但还存在着一些低水平重复等现象，如与已出版的综合性丛书和已公布的电子资源重复，造成资源浪费；前者从选目到底本扫描及核对，再到内文的编辑、提要的审校及高精图片保留原书真灰的修图，出版说明的撰写、索引的编制等，编辑时间较长，后者修图效率较高，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各种问题；前者的印制工艺较精，制作时间长，多用胶版纸或纯质纸，CIP制版印刷，清晰度高，能呈现出原书历史痕迹的层次感；后者多用数码印刷，根据市场需求随时印装，运作模式较为简单。古籍专业社引领出版风向，不断探索影印新技术和方式，并注重古籍出版人才的培养，是古籍影印行业的主力。

影印出版形式灵活多样，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宋元等善本为例，《中华再造善本》以“传本”为主要目的，选择古籍善本线装影印出版，收获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由于其价格较高、部头较大，普通读者不易购买使用。鉴于此，2016年起，《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系列陆续出版，底本选用存世的宋元明椠、明清佳刻，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读者看得见、买得起、读得动这些深藏秘阁大库的善本……让读者在阅读和收藏过程中充分得到美的享受”，并且在选目过程中，不断吸收学术界新成果，以期将最精的底本呈现给读者。近年来，随着读者鉴赏水平的逐步提高和传统文化的普及，全本彩色印刷古籍善本的需求逐渐增加，《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的典藏版应运而生，纯质纸彩色印刷，布面精装，集收藏与阅读于一体，给读者以良好的审美体验，《宋本扬子法言》《宋本陶渊明集二种》《宋本礼记》等深受读者青睐。

古籍影印的理念在发生着变化。古籍影印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大型丛书和单行本几乎覆盖了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籍影印“抢救珍本、孤本”“基本的、必备的书籍来不及校勘注释……以满足急需”的目的基本实现。尽管古籍影印“传本”的使命和根本职责没有发生变化，随着古籍普查的持续深入和发展，还会有不少的珍稀古籍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古籍影印本的“可阅读性”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从检索到可阅读的过渡，是一个质的飞跃。比如有学者称，他购入仿真线装影印本《曹子建文集》用来珍藏和观摩，平日最常用的是《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系列的《宋本曹子建文集》，可以用来阅读、批点、做学术笔记等。也有不少高校的古典文献学专业和中国文学专业，为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定期举办读书会，用影印本读原典、读古注，用这种方式培养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促进学术繁荣。再有影印古籍保留了原书的书名页、牌记、行款、版式、字体、印章等，可以提高读者古籍版本方面的感性知识，提高版本鉴别能力。可见，随着学术的发展、繁荣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读者倾向用影印本来尝试和习惯阅读。

古籍数字化的挑战。古籍数字化对古籍影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年来古籍数字化图像的精度有了很大的提升，给读者带来较好的阅读体验。二是其强大的检索功能，是纸质本所不能企及的。但是古籍数字化也存在较多的问题，一是部分图像的失真和内容的缺失。由于扫描者的操作不当，以致出现部分图片模糊、天头地脚重要内容缺失。原书封面漏扫等现象。二是由于扫描后，未经过详细核对，出现了部分重复页和错漏页。三是缺少相应的学术支撑，部分版本信息张冠李戴，给使用者带来一定困扰。因此，提高选题质量、编印水平和学术含量，是古籍影印在数字化大趋势下的重要生存原则。

新形势下的思考

其一，关于理论构建问题。《意见》强调“深化古籍学科理论构建”。就古籍影印出版工作而言，系统探讨古籍影印出版的理论性成果相对较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陆续编印了全国古籍社编辑培训班的讲义，如《古籍影印出版丛谈》等为古籍工作者传授出版理念和实际操作的知识。一些学者和出版人从研究和实践积累两个角度分别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总结，侧重于对古籍影印的总体认识和相关问题的探讨。再有如《新中国古籍影印丛书总目》的编纂为古籍影印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但古籍影印的理论总结相对较为零散，缺乏较系统的理论分析和总结，理论指导建构相对欠缺，理论建设相对薄弱，缺乏相应的标准体系。因此，全面总结和整理古籍影印出版理论，指导实践；健全行业标准和规范，通行实施；关注影印理念的渐变，及时总结；完善古籍影印史，以史为鉴等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关于大中型项目的规划和实施问题。大中型项目往往周期比较长，出版单位要承担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支出，比如垫付高额的底本费和人工费用等，在保障社会效益的情况下，难以兼及经济效益，如《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和《中华医藏》等项目的实施。《意见》明确“对主要承担古籍工作的国有文化企业加大社会效益考核占比，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古籍重点项目的业务部门可不考核经济效益”，这给予了古籍工作者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但是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编辑的流动、重要底本难以获取等都会加大重大项目的实施难度。因此，《意见》提出要“加强古籍工作领导体制建设”，强调“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履行全国古籍工作统筹协调职责”至关重要。

其三，关于影印古籍的质量问题。《意见》明确提出“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分别从提高古籍保护水平、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加强古籍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三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对古籍影印而言，提高质量主要体现在选题的优化、选目的精当、提要的高学术含量、图片高精度的扫描、编辑的学术眼光及功底、印制装订技术等。

首先，选题的优化和底本的选择离不开学术的支撑、健全的选题负责人制度和优秀的古籍编辑。在实际工作中，编辑往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学术性补救。比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高仿影印的宋刻五十卷本《杜工部草堂诗笺》，现存的各本均为残本，分藏各处。编辑在调查底本情况后，分别与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沟通，获取底本后配补而成完本，首次完整呈现五十卷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原貌，为典藏和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高质量的提要是影印书的“灵魂”，撰写较有价值的提要，而不仅限于叙录，是提高影印书学术含量的重要途径，是区别于数字化的重要标志。

再次，目前多数存藏单位的扫描都能做到300DPI以上，个别单位为了减少提书次数和扫描损伤，直接扫描为600DPI，甚至更高，高精影印书籍的流通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影印古籍的质量。

从次，编辑的学术功底和编校能力，是古籍影印高质量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编辑既有较强的编校水平，又有较强的选题策划能力，熟悉市场，养成了解学术前沿、关注学科发展的习惯。

最后，印装质量对影印古籍至关重要，编辑要严格把关，对于重大项目，往往要到印厂去监督修图、制版和印刷装订流程。综合以上因素，古籍影印才能做出精品，永流传，因此如何整合行业资源，影印出版高质量的古籍任重而道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全国的古籍事业蓬勃发展，古籍出版者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