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究馆员 薛清禄

（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等职，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我的职业生涯始于中医古籍。

1955年夏，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不久的我，被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工作。到职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接收中央卫生研究院（后合并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中医古籍书库，为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的成立打下藏书基础。从此，我和中医古籍结下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倾力建设全国中医古籍藏书中心

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是我国第一个中医专业图书馆。初创时期，虽有卫生部指令调拨的原中央卫生研究院全部的中医藏书，但基础仍然薄弱，与当时中医研究院所承担的继承发扬中医药学遗产的历史任务不相匹配。因此，在建馆以后，图书馆便把藏书建设放在工作首位。我虽资历尚浅，却是馆里唯一学图书馆学的专业人员，受到领导的重视和信任，馆里的工作规划、计划基本由我起草。当时我提出建议：藏书建设必须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所指重点，就是中医古籍。因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遗产，继承是基础，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扬。而在继承上，古籍文献的继承又占半壁江山，因此，作为中医药学的专业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必须把中医古籍置于核心地位，只有具备雄厚的藏书基础，才能有实力为医疗、教育、科研第一线提供优质服务。我的这一理念得到领导的支持和同事的认同，并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落实。

我馆决定把藏书建设的重点放在中医古籍之时，恰逢20世纪50年代古籍市场兴旺时期，有比较丰富的书源，也有比较畅通的收书渠道。当时无论是国营还是公私合营的书店，都经营中医古籍。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和各地古籍书店建立广泛合作关系，凡有中医古籍，必先通知我们，由我馆优先选购，使我馆获得了中医古籍采购的先机。此外，当时国家正在大力宣传中医政策，社会上中医话题备受瞩目，不少人家中存有中医书，便直接主动找我馆联系出售事宜。我馆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吸引了不少售书人，从而拓展了收书渠道。

除此之外，业内人士的献书对我馆的古籍资源建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党的中医政策影响下，一些中医专家将个人收藏的中医古籍捐献给国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萧龙友和赵燏黄老先生，他们是中医药界的领军人物，德高望重、享有盛名，他们将毕生收集的珍贵医药典籍无偿捐赠我馆，发挥了示范和带动作用。

民国时期北京“四大名医”萧龙友先生

本草学家赵燏黄先生

“文革”后，我担任图书馆馆长，决定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将献书工作制度化，制定献书奖励制度。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对献书者给予褒奖，同时加强与藏书者的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与意向，为进一步落实献书工作做好前期准备。在长期沟通和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相继进行的几项献书工作取得进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医史文献学家、藏书家范行准先生的献书。范先生曾被誉为中医藏书家的巨擘，他一生爱书如命，却说“书物为天下公器”，并毅然将凝聚一生心血的“栖芬室”藏书捐献给我馆，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气魄。为了回馈范老先生的慷慨捐献，我组织人力帮助范老整理出版了他以毕生心血撰写的《中国病史新义》，不仅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也填补了我国疾病史专著的空白。

范行准撰《中国病史新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在我经历和经手的专家献书工作中，我深感这些专家的藏书水平非同一般，可谓各具特色、精品云集、熠熠生辉，为我馆藏书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已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金陵版《本草纲目》就出自专家献书。还有多部捐献古籍被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此不一一列举。更使我感动的是在与这些前辈学者的交流中，不仅让我获得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和经验，更可贵的是在他们身上展现的公益精神和对中医事业的执着与热爱，使我受益终身。

几十年来，在全馆上下齐心协力、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我馆的古籍藏书建设取得可喜成绩。至20世纪90年代，馆藏中医古籍达3500余种，版本数量达万种以上，基本建成了门类齐全的中医古籍藏书体系，为成立“全国中医行业古籍保护中心”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和中医联合目录的诞生

回顾大半生从事中医图书馆工作，投入时间最长、耗费精力最大的事项当属三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和三本中医联合目录的编撰出版。此事自1958年开始进行，至2007年底《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出版，整整跨越了半个世纪。我也由最初的一名见习者，成长为后来的主持者和主编，亲历了这三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和三本中医联目编纂出版的全过程。

1.第一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和《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的编纂出版

第一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始于1958年，由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图书馆合作进行，北京图书馆负责向全国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征集馆藏中医图书目录，中医研究院负责后期整理加工、分类编排成册。这次调研收集到全国58家图书馆和两家私人藏书（范氏栖芬室、丁氏思补山房）提供的中医藏书目录。中医研究院随即组成了王雪苔、耿鉴庭领衔的编写小组，成员大都是医药学背景，学图书馆学的仅我一人。经过近三年对原始数据的整理归纳、核实辨析、分类编排，终于1961年成稿，定名《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共收中医图书7661种。其中中医古籍4424种，1912-1958年出版的中医图书3237种，该书于1961年由北京图书馆印刷发行。

1961版《联目》因受当时条件限制未能正式出版，但在中医目录学史的地位不容忽视。它是第一部以联合目录形式编辑的大型中医书目，它的中医图书分类表是第一个符合现代图书分类理念的独立的中医图书分类表，它的体系结构对中医古籍分类产生了开创性奠基作用，它的编排体例为1991版《联目》和其后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奠定了框架基础。

参加第一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和第一本中医联目的编纂，使我对中医古籍的认知度得到迅速提升，像是在眼前打开一扇窗，千百年来的中医历史发展画卷在眼前展开，历朝历代传留下来的经典医籍，清晰标明了古代医家与人类疾病做斗争留下的足迹和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无声的教育和启迪，激发了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指引我在中医古籍保护工作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2.第二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和《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编纂出版

这项工作始于1978年。当时刚刚经过“文革”十年动乱，各地藏书单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破坏，科教文化事业百废待兴。中医药事业迅速发展，整理研究中医古籍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此时，1961版《联目》已经问世近20年，无论是调研范围还是收录的内容都已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我预感到在各种工作蓄势待发之际，应再一次进行全国古籍资源调查，扩大调查范围，重编1961版《联目》，为中医药事业传承、中医古籍保护提供一部能够准确反映现实收藏分布情况的检索工具书。

这次资源调查，北京图书馆没有参加，由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独力承担。自1978年8月开始，我们向全国三大系统相关图书馆发函征集馆藏中医书目录，直至1985年，这项工作才陆续完成，历时七年之久。究其原因主要是因在“文革”期间有的单位合并，图书和目录尚未清理归位，也有的单位因“文革”破四旧，古籍作为四旧被封存，没有清理编目。这些积压问题，在相关单位的努力配合下，经过数年努力才得到解决。到1985年，我们共收到113家图书馆提供的馆藏书目卡片10万余张。经过编写组调查核实、整理归纳、分类编排，共得书12124种，全部收录于《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于1991年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1991版《联目》在编写过程中，对各馆所提供的原始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向各参加馆共发出调函7500多封，回收率达到90%左右，编写组还先后派出500多人次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力求著录准确、分类恰当，减少错讹。

这次重编《联目》，主要解决的问题是：

——扩大中医古籍资源调查范围，调查面达到全国24个省42个市，收集到113家图书馆提供的中医书目数据10万余条，整理归纳出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图书达12124种，收录了这些古籍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的不同版本28000多种。

——制定收书原则，调整收书范围，将收书断代定为1949年；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著作做出明确界定，凡不符中医学科学内涵者不予收录。

——制定分类原则，对中医古籍分类体系结构进行认真研究调整，确定了十二大类的三级分类体系。

——制定“《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著录条例”，严格要求著录事项和著录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

——强化书目的检索功能，完善参照系统和索引编排。

经过十年努力，《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在1991年出版，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如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赞誉该书“是迄今为止收书量最大，收录面最广的一部大型专科检索工具，反映了建国前中医图书出版收藏和现存状况的全貌”。国医大师王玉川评价本书“目录整体结构反映出各种学派间的传承关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在古籍整理上能发挥巨大作用，在目录学研究上也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的田景福主任医师评价该书“填补了一项空白，在古籍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金桥’”。经过五年的读者应用检验，本书于1996年获得国家科技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五部委颁发的“全国科技系统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在国际上，日本文部省情报中心于1992年立项研究“和汉韩医籍国际综合目录实施可行性调查”，将本书列为该课题的重要参考书。1994年2月，召开该项目第二次学术报告会时，邀请我到会，做了题为“《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编辑出版概述”的专题学术报告，并与到会的日韩两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3.第三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和《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文化事业也迎来了多彩的春天。古籍作为国家重要的科技文化遗产得到高度重视，各地区各部门的图书馆纷纷清理馆藏，将多年积压束之高阁的古籍进行清理编目，发掘出很多过去不为人知的中医古籍新品种，同时也发现了一批中医古籍收藏单位。在这一新形势的影响下，中国中医科学院决定进行第三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增补修订1991版《联目》，由我担任主编，主持调研编撰事宜。

这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自2005年开始至2008年完成，历时三年半，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24个省56个市的各类型图书馆。收集到150个图书馆收藏中医古籍的书目资料。经过编撰组的整理核实、分类归纳，共得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医书目数据13455种，其中1911年以前出版的古医籍8663种，这些古籍在历史上出版过的各种版本约32000余种。全部书目数据均收录在2008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出版

这次资源调查从启动到《总目》编辑出版，我始终以“资料收集的广泛性和书目著录的准确性”为努力目标，并据此制定详细落实措施，认真贯彻执行，从而形成了该书以下特点：

· 在资源调查的深度和广度、收书量的增幅上均有较大的突破，收录了一批未见史志记载或列入亡佚目录的珍贵医籍。

· 收录了一批流失海外，国内已失传的古籍影印本、复制本。

· 吸取了近年来中医文献学的一些研究成果，提高了书目数据著录质量，减少了错讹。

· 尊重历史，反映文化发展的多元性，收录了被禁锢多年的祝由科和养生类的部分著作，客观反映中医文化的完整性。

通过半个多世纪陆续进行的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和三本中医联合目录的诞生，我们基本上掌握了中医古籍的存世状况和收藏分布情况，厘清了家底。我本人在这三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见识、收获了知识、参与并奉献了三本中医古籍检索工具书，为古籍保护和中医药继承发展尽了绵薄之力。

保护抢救孤本医书 选编出版《中医古籍孤本大全》

在第二次中医古籍资源调查和1991版《联目》编写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医籍在这113家图书馆中仅存一部，其中有些书很引人瞩目。如明刻本、明彩绘本、名家批校本、刻书底本、手绘本草图、经络图等，十分珍贵。虽未经调查，尚不能确定其全都是孤本，但可以肯定其中一部分必定是孤本。这些书如遇保管不善或自然灾害，就有失传的危险。面对这样的问题，经过再三考虑，我认为应该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对孤本医籍进行保护和抢救。此设想获得研究院领导的支持，遂拟定开展孤本医书调查、选编《中医古籍孤本大全》的方案，以“全国中医药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呈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得了批准。

《中医古籍孤本大全》，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孤本医书调研于1993年初开始运作，第一步先做书目调研，将收集到的131家图书馆（后发展为158家）中医书目中孤本古籍条目析出，集中编排形成孤本医书目录，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孤本医书评估标准”进行筛选并编出“文献调研目录”，由调研人员据此目录对孤本医书进行实际考查，从内容、版本、书品等多方面对该书进行评介，最后由《大全》选编组据“收书标准”所定原则决定是否予以影印出版。

为了便于项目运作，我们采取了边调研边选编出版的方式。从1993年至1995年共有18种孤本医书影印出版，引起社会的关注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国家新闻出版署将该书列为“九五”期间重点图书，又列为2000年全国古籍整理的重点资助项目；2005年至2009年在财政部的专项资金支持下，孤本医书的调研选编出版工作进展迅速，相继有78种孤本医书影印问世；2010年以后，此项目得到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的支持，至2014年课题结束时，又有56种孤本医书影印出版，超额完成了预期任务。

孤本医书调研和《孤本大全》选编出版工作自1993年开始至今已有22年，虽然有时因经费不继而不得不放缓脚步，但相关工作一直坚持进行，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慰的，有以下几方面：

——本项目进行的大范围系统性的中医孤本古籍调研，是一项开创性文献基础研究工作。自1993至2011年，已完成158家国内外图书馆（中国内地150家、台湾2家，日本6家）的书目调研工作，掌握了4300余种孤本医书的书目数据，并完成了1210种孤本医书的文献调研。在此基础上，经过综合评价，按“选书标准”筛选出164种孤本医书收入《孤本大全》影印出版，另有10种孤本已列入2015年出版计划。

——通过深入的文献调研，发掘出一批久被湮没的珍贵孤本医籍。如宋杨介所撰《存真图》、明赵金所撰《医学经略》、清祁坤撰《祁氏家传外科大罗》等均属此例。

——整合了相关的系列著作。例如：明龚居中著有《百效》系列内、外、妇、儿四本专著，而其中《百效内科全书》和《幼科百效全书》已成孤本，我们收集到这两个孤本，并将其收入《孤本大全》影印出版，使龚氏的系列著作能够完整流传。

——整合了在流传中被拆散的孤本医书。如明周祜、周禧姐妹所绘制的《本草图谱》原收藏于三处，均为残本，现已整合一处影印出版。

——复制流失海外的孤本医书回国。复制回归的底本中已有30多种收入《孤本大全》影印出版，如元艾应期原撰，明陈嘉猷增补的《如宜妙济回生捷录》即属此列。更具代表性的是明汪机所著《伤寒选录》一书是汪氏存世唯一伤寒著作，长期流失日本，它的回归影印出版，对汪机学术思想研究和伤寒学研究均能发挥重要作用。

孤本医书调研和《孤本大全》选编出版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从掌握的资料看，这项工作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预计在项目推进中还会有许多惊喜发现。我也希望这一中医古籍抢救保护项目能得到更多支持和关注，使其经过艰苦努力，能圆满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