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二十年代进中华书局编辑所的工作人员和图书馆员，工作了四十多年。在庆祝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虽已退休多年，回忆往事，犹历历在目。现把回忆到的中华书局图书馆自创始至今的一些情况，分成：一、1912年—1934年(在静安寺路时期)；二、1935年—1949年4月(在澳门路时期)；三、1949年5月—1958年(解放后至辞海编辑所成立)笔述于后。由于年代久远，可能馆史叙述和人事变迁与当时实际情况有所出入，此则有待于同志们的指正了。

——杨德均

一、1912年—1934年

(在静安寺路时期)

中华书局1912年创立之初，地址在上海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编辑部门只有三四人，参考用书并无专人负责。1916年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路(今铜仁路)口总厂建成，办公大楼的二楼为编辑所，分成教科图书部、新书部、英文部、杂志部、美术部、古书部等；始有二三人管理图书，地点在编辑所的西南隅，称为“中华书局藏书楼”，规模不大，面积约一百平方米，主要是供编辑工作的需要，为编辑工作服务。购进图书后按流水登记账上架，并无分类图书卡或书名卡，借阅时填写便条，亦无借书卡和借书证。1920年藏书约万馀册，盖用“中华书局藏书楼”印章。

中华书局静安寺路办公场所

中华书局藏书楼

1925年藏书增至六万馀册，感到按购置先后排列上架，检索取阅很不方便，于是编辑所长戴懋哉邀请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前来指导。按照杜定友的《杜氏图书分类法》分类编目，把图书分成十大门类(普通门、哲理门、教育门、社会门、艺术门、自然门、应用门、语言门、文学门、史地门)，每门分十中类，再分成十小类，从000到999，分为一千个类号。工作人员便按照杜定友的方法，把藏书全部重新分类、编目，改按门类上架。新图书购到后分别中文(登记号前冠以“中”字)、外文(登记号前冠“西”字)、日文(登记号前冠“东”字)在流水账上登记外，并有分类卡，每本图书设置借书卡，便于借阅者签名，归还时借书卡仍放在书内，建立了一套新的购置、登记、出纳制度。1925年底藏书楼改名“中华书局图书馆”，另镌新的方形藏书印记。

负责图书馆工作的先为傅绍先，次为陆衣言，再为程本海，1926年起为楼云林，直至1965年退休。

1930年1月，舒新城被聘任为中华书局编辑所长兼图书馆长，对图书馆各项工作，颇为重视，如积极添置书架，扩大图书采购的范围，词典及工具书置备复本；中西文图书有参考价值的一律采购，对各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力求齐备；并收购善本书、地方志、金石书画、报章杂志等。舒新城并以自己历年所珍藏的各种期刊、杂志及教育学方面书籍价让给书局，充实馆藏。此时，另镌钢质圆形硬印，用于精装、平装书籍及期刊杂志上。

二、1935年—1949年4月

(在澳门路时期)

中华书局由于业务进展迅速，原静安寺路总厂不敷应用，乃在澳门路另觅厂址。1935年新厂建成，编辑所与图书馆一同迁往，编辑所在办公大楼三楼，书库在四楼。图书馆定制了大批钢书架，添建了书橱，出纳员与书库分别在三四楼，输送书籍采用了小型的书籍式电梯，是当时较为先进的设备。

1935年，编辑所成立“史料整理组”，设在四楼东面二室插图内，把当时全国发行的报纸、杂志上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制成资料卡，注明论文篇名、作者、内容提要、出处、时间、卷数期数等，报纸并加以剪贴，分类编排，以便检索。负责这一工作的是姚绍华。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便告停顿，积存的数万张资料卡片，后来经过几次搬迁，散失了不少。

此时，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均每种图书分别建立书名卡、作者卡及分类卡，前面两种卡片按笔画多少排列，同笔画的以书名或作者姓名首字的起笔丶一丨丿乛为序，检索时益为方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保护馆藏的珍本、善本书籍，使不受损失起见，曾于1937年和1939年两次组织人力，装成七百馀箱，分散存藏各处。

1939年及1940年这两年间，经人介绍，陆续购进古籍约三万馀册；1941年又购进吴兴藏书家蒋孟藏古籍54，366册；1945年向郑振铎购进藏书5,500册。连同热爱图书馆的局内同人的捐赠，如：张献之有关诗词曲方面的书刊，沈朵山有关音韵小学方面的书刊，陆费铭中有关星相风水方面的书刊等，藏书数量大为增加，内容亦丰富多采。

图书馆曾委托中华书局各地分局采购当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因交通阻断而寄存在香港中华书局印刷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书刊均被焚毁，损失不赀。上海沦陷期间，虽资金短绌，但敌伪出版书刊，图书馆仍有所购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华书局总局自重庆迁沪，编辑所曾携来书籍、杂志、报纸五千馀册，充实了抗战期间所缺少的这一部分的书刊。此时，姚绍华被任命为图书馆副馆长。后由楼云林任主任。从这个时候起购置的图书，在登记流水簿及图书卡时均加“新”字，中文书籍作“中新”，外文书籍作“西新”，日文书籍作“东新”，以示与胜利前购置的有所区别。

中华书局图书馆是解放前设在上海的全国出版系统较大图书馆之一，主要为中华书局编辑所服务。过去中华书局出版《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小学中学教科书、大学用书以及文史哲经理工医等图书，编辑各种期刊杂志、丛书、专科辞典以及《辞海》，影印碑帖、名人书法、绘画等，无不利用其贮藏丰富的图书资料，作为参考。

解放前曾在图书馆工作的，有：陈仲献、沈元、傅章海、万以咸、张贶余、王廷璋、楼荣升、王尚志、朱梅生、陆泰利、冯守华等人。

三、1949年5月—1958年

(解放后至辞海编辑所成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图书馆藏书已达五十万册，其中一般图书(包括中文、英文、日文)36万册，多复本书，主要图书131，500册，地方志20,000册，丛书类书50,000册，金石书画3,000册，报纸合订本105，000册，杂志合订本40,000册，工具书2,000册，教科图书6,000册。

1952年，中央文化部对各大出版社实行分工，中华书局出版方向着重于文史哲及农业、外国语文等方面的书籍。决定中华书局总公司及编辑所迁往北京，上海设立“上海办事处”及“编辑所留沪工作组”。编辑所为保留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原有藏书的完整，仅有选择地把图书馆藏书中的一部分图书一万余册，中外文杂志七八千册一同带京。

1954年中华书局公私合营，改组为财政经济出版社，同时保留中华书局的名称，上海机构称为“财政经济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图书馆改称”财政经济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图书馆”，但不废中华书局图书馆之名。此时，把历年来积存的杂志进行汇订，半年或一年合订一册，在书脊上注明杂志名称、年份、卷数期数。原有杂志数千种，约十万册，装订成合册二万七千余册，同时把抗日战争期间购进的古书登记、制卡、上架。

1957年，抗战以来采购的一般图书，因人手关系未曾分类，而杜定友分类法似对购进的大批古书及一般图书归类及检索，不甚合适，为了便于将来编写《辞海》的需要，决定改为采用刘国钧编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分类、编排、上架。

1958年夏，财政经济出版社撤销(因另成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仍用中华书局名义，上海办事处及编辑所留沪工作组的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并入古典文学出版社，机构称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另一部分人员进新成立的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图书馆亦属之。辞海编辑所成立后，曾请求让与留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图书馆的所有图书资料，以便修订《辞海》时参考，当经总公司于1962年4月复函同意，现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前此，1958年和1963年又曾两次将馆藏古书、杂志、新版图书计二万馀册，送交北京中华书局编辑所，供编辑参考之用。北京总公司成立“中华书局图书馆”。

中华书局图书馆馆内藏书

此时以前参加图书馆工作的有沈鹤奎、杨德钧、蒋谦寿等。

——本文选自《回忆中华书局·上编》，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原标题为：有关中华书局图书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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