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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典范之作的话，那么《资治通鉴》就是编年体史书的典范之作。

《资治通鉴》文笔生动，常有传神的细节描写，尤其擅长叙述战争和动乱，能够把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展现得有条不紊，使读者犹如置身其中，能够获得完整、清晰和多方位的认识。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典范之作的话，那么《资治通鉴》就是编年体史书的典范之作。正因如此，《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与《史记》作者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并称为“两司马”。

一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名臣，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他很早考中进士，仕途比较顺畅。大约40多岁的时候，司马光已经立下志向，计划编纂一部在时间上接续《左传》，记载由战国至五代史实的编年史著作。治平三年（1066年），他向宋英宗上呈了这部编年史的第一部分，内容包括战国和秦朝，一共八卷，名为《通志》。英宗看后十分欣赏，鼓励司马光继续完成后面的内容，并且下令为编纂工作创造一系列便利条件，包括配备助手、提供文具和勤杂服务、开放宫廷藏书、发放编纂津贴等等。次年英宗去世，新即位的神宗同样对此事十分重视，特赐书名《资治通鉴》，意思就是期待这部通史著作能够发挥“有资于治道”的借鉴作用。当时王安石得到神宗信任，主持改革，推行“新法”，司马光与其意见不合，受到排挤。从熙宁四年（1071年）起，司马光到洛阳担任闲职，专心从事《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完成。次年神宗病卒，哲宗即位，新法废除，司马光入朝拜相。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又过一年就去世了。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300余万字。这样一部巨著，并不是司马光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几位助手在编纂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刘攽（1023—1089年）、刘恕（1032—1078年）、范祖禹（1041—1098年）和司马康（1050—1090年）。司马光先期完成的战国和秦朝部分，在全书当中仅占很小的比例。以下全书的绝大部分，亦即西汉至五代的内容，均由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编纂初稿。他们都是在相关史学领域造诣很深的学者，是由司马光亲自挑选的。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主要负责校正文字的工作。中国古代史书向来有官修、私修之分，《资治通鉴》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既带有官修的一些特点，但就总体而言仍然属于私修。称其带有官修特点，是因为朝廷为其编纂提供了人力和物力支持；称其总体属于私修，是因为它的选题和编纂计划都出于司马光个人，编纂工作也是自由的，基本没有受到朝廷的干预。而且，虽然助手由朝廷配备，但人选都出自司马光的推荐。

《资治通鉴》编纂工作有一套非常详细的计划。首先，广泛搜集史料，标明事目，删汰重复，按时间顺序逐条加以排列，形成“丛目”，也就是兼具提纲性质的资料索引。其次，在对相关资料认真研究、辨析异同的基础上，本着宁繁勿略的原则编写出初稿，称为“长编”。其编纂方法，是按照时间次序，每遇一事，即查阅“丛目”列举的有关资料，融会贯通，形成文字。如果各项资料在这件事情的记载上有矛盾，就要选择其中较为可靠或接近情理者为主撰写，而将其余内容有异的资料以附注方式列于其后，并且说明舍此取彼的理由。以上两个步骤的工作，由刘攽等三人分头完成。接下来的第三步工作属于司马光，他的任务是对长编进行剪裁删订，形成定稿。将长编删订为定稿这一“去粗取精”的工程，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何况除了剪裁内容外，还要进一步考核史实，订正疏误，润色文字，统一体例，撰写评论，任务非常繁重。司马光在洛阳居住14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

二

《资治通鉴》的编纂原则，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资治通鉴》是编年史。用编年方式撰写历史，看上去比较简单，其实并不尽然。困难之一，是有许多历史事件发生时间不明，或是记载歧异。如果采取其他方式修史，对此或许可以进行模糊处理，但编年史不允许这样做，而是要把每件事情都尽量按照时间坐标放在合适的位置。《资治通鉴》编纂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资治通鉴考异》中有大量内容都是辨析时间的。今天看来，在日期等细节上还有一些疏误，不过大体准确。困难之二，是编年体史书会将一些时间跨度较大的事情前后割裂，妨碍读者总体上的理解。针对这一问题，《资治通鉴》在遵守编年史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又采取了一些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有时使用追叙法，记载本事后再追溯原因和背景；有时使用补叙法，记载本事后直接说明其后果和影响，有时采用附叙法，由一事连带述及相关史事。这样，尽管《资治通鉴》还无法完全避免编年体本身造成的叙事缺陷，但已经尽可能将这种缺陷降到了较低的程度。

其次，《资治通鉴》是跨朝代的通史。这个“通”又有上下限制，上限为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限为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上限的选择理由，是周天子在这一年册命晋国大夫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战国的开始，而《资治通鉴》正是计划从战国写起，在内容上延续《左传》。下限则是五代的最后一年，次年北宋就建立了。北宋作为当代史，是不在《资治通鉴》写作范围之内的。因此《资治通鉴》涵盖的时间共有1362年，包括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几大历史时期。就史料价值来说，战国秦汉距北宋最远，传世史料在北宋能见到的已经不多，因此《资治通鉴》的这部分内容大都取材于《史记》《汉书》《后汉书》几部正史，虽然也用其他一些零散资料进行了补充，但比较有限。而隋唐五代邻近北宋，大批资料尚有保存，诸如唐朝和五代皇帝的《实录》等等，多为后世所未见，因此《资治通鉴》这部分的记载许多出于正史之外，相关的考证部分（称为《考异》）也保存着大量失传文献的片断佚文，史料价值最高。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取材广度和史料价值，则介于两者之间。诸多史料时代悬隔，性质有别，因而文风各异，但经过司马光等人的融汇和笔削，《资治通鉴》在文字上做到了风格一致，如出一人，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资治通鉴》继承了《左传》《史记》的优秀叙事传统，文笔生动，常有传神的细节描写，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尤其擅长叙述战争和动乱，能够把错综复杂的混乱局面展现得有条不紊，使读者犹如置身其中，能够获得完整、清晰和多方位的认识。这也是它大大高出后代同类著作的地方。

再次，《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是“资治”，即为现实政治提供借鉴。因此，它主要是一部政治史，记载重点是朝代兴亡始末、重大事件、君臣事迹、政见政论、战争战役、计谋策略。经济史的内容，尽管也有一些，但大都比较零散，缺乏集中和整体的表述。文化史的内容更少，著名文学家如屈原、陶渊明、李白，在《资治通鉴》中都没有出现过，杜甫也只是被间接提到一次。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虽然有正面记载，但也都是从政治史角度来写的。一部书有一部书的写作范围，对此我们并不能苛求《资治通鉴》。

三

出于“资治”的考虑，《资治通鉴》在叙事之外偶尔也发表评论。散见于书中的评论，共有218篇，长者上千字，短者仅20余字。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引用前人议论，共99篇；另一种是司马光自己撰写的评论，共119篇。因为有一事两论的情况，所以这218篇评论分别隶属于206项史事。《资治通鉴》所载史事，以项计不止万数，附有评论者仅206项，可见它并不是一部乱发议论的书，凡是加以评论的地方都经过认真选择。选择标准大致有二：一是认为某人某事看似平常，实则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而以评论形式提醒读者予以重视；二是某人某事在评价上可能产生歧义，因而发表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对读者进行引导。

《资治通鉴》问世之后，因其取材详赡、考订精确、体例严谨、叙事生动，历来受到高度赞誉。清人王鸣盛称赞它是“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就编纂计划之详细、进程之严格、工作之艰辛、编者之才学等方面而言，《资治通鉴》在古代史书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其成功实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