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言之：

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

后 记

作者简介

程浩，男，1989年生，山东巨野人。2007年3月至2010年7月就读于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10年9月至2012年7月就读于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先秦史方向），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指导教师宁镇疆教授；2012年9月至2015年7月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学专业（出土文献方向），获历史学博士，指导教师李学勤教授；2015年7月至2017年12月在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廖名春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历史文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官网）

内容简介

本书所探讨的“书”是君臣在行政过程中发表的言论所形成的一类文献，它的体裁以记言为主，内容也大多是“政事之纪”。“书”在先秦时期的流传处于以“类”相存的形态，篇目与文本并不固定。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与《逸周书》是由先秦时期的某一种“书”类文献的选编本流传到汉代后整理编定的，因而它们并不能囊括先秦所有的“书”，其中的一些篇目也很难归入“书”的范畴。传世《尚书》、《逸周书》大约是由儒家选编本流传而来，至于清华简中的“书”则很可能受到了墨家传“书”的影响。“书”的选编本不仅在篇目上有所差异，其文本也在不断演变。这其中既有文献流传过程中简册散乱造成的自然演变，也有后人出于避讳、押韵以及趋近思想而作的主观改易。随着东周时期的官学下移，单篇流行的“书”类文献逐渐被民间学者搜集、选编为传道或教学用的选编本。而由于地域、家派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各种选编本对篇目的拣选也不尽相同。结合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提供的信息以及古书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大致还原“书”由史官对记言档案的不断整理、加工并经过流传过程中的不断增广历时成篇的过程。

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脱胎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书”类文献先秦流传考——以清华藏战国竹简为中心》。2015年6月通过答辩以后，由于我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清华简后续篇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占据了不少的时间，对于这一问题没有进行全身心的关注。这几年间，又有一批优秀的学者关心“书”类文献的话题，涌现了诸多杰出的研究成果。在绎读这些成果的过程中，我深感这篇旧作已无法超越时贤的最新研究。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集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对全稿反复进行了修改，尽量将个人最新、最妥帖的认识呈现给读者，同时也是对自己学术初心的一个交代。

对比先前的博士论文，此书主要增加了之后公布的《摄命》与《四告》两篇的内容，并根据它们提供的新认识对之前的部分观点进行了修正。例如为了进一步厘清“书”类文献的定义，提出了“泛‘书’类文献”的概念，并讨论了“书”与“语”的区别。五年前的自己对语言学、文字学的认识还比较初步，因而在文句校勘部分有很多低级的错误，此次修订也应改尽改。学界最新的释读意见，我认为比较可靠的，也尽量加以吸收。原稿中综述每篇简文研究情况的部分，由于已经失去了时效性，在书中便不再体现。

由于作者本人学术水平的限制，书中一定会有很多疏漏。而其中若偶有一得之见，则全部要归功于我的导师——名震宇内的李学勤先生的悉心指导。按照我最初的设想，此书的出版一定要请李先生作序，可谁料天不遂人愿，小书未及交稿，先生已经成为古人了。我的前半生诸事顺遂，从未有亲人离世，送别李先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失去至亲至爱的切肤之痛。最近翻出先生当年作为指导教师为论文写的学术评语，甫一见字，已泪流如雨。虽然未经李先生同意，但我仍甘冒此大不韪，照录这份评语作为全书之序，以作为对先生永远的纪念。

博士论文形成初稿后，答辩委员谢维扬老师、宫长为老师、廖名春老师、赵平安老师、李守奎老师、张绪山老师，公开评阅人冯胜君老师以及匿名评阅人等在殷切鼓励的基础上又对文稿提出了很多切中肯綮的建议。2016年，我曾以这个题目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幸获得批准。在以书稿提交结项时，也收到了五位评审专家的鉴定意见。以上这些，都对书稿谋篇布局的优化以及具体问题的匡正有重要的贡献。

本书第四、第五两章集中描述了“书”类文献形成与流传的过程，可以说是本书的核心观点所在，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对这一部分亦最为自得。相关内容曾以《从“盟府”到“杏坛”：先秦“书”类文献的生成、结集与流变》为题先后向四家刊物投稿，前三次虽均折戟沉沙，却都反馈了翔实的外审意见。如果这部分尚有所得，一定要感谢七位匿名审稿专家的仔细审读与宝贵意见。

博士毕业已历五年，初入学术门庭的我一直以来还都算比较顺利。在学术上的每一点进步，首先都要感谢我的单位清华大学为我提供了优厚的工作条件以及一流的学术氛围。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领导与师长黄德宽老师、刘国忠老师、蔡文鹏老师、黄天树老师、李均明老师、赵桂芳老师、沈建华老师、侯旭东老师、程薇老师等，一直关心并支持我的成长。同门与同事陈颖飞、马楠、贾连翔、石小力、郭伟涛、魏栋等经常相互切磋，于我多有启益。

学界前辈裘锡圭先生、吴振武先生、刘钊先生、虞万里先生、罗运环先生、陈伟先生、张怀通先生，以及我的硕士导师宁镇疆先生等，或时刻关怀，或偶有点拨，都令我倍感温暖。在工作中结识的学友刘娇、程少轩、张传官、杨小亮、周海锋、王子杨、莫伯峰、王进锋、田率等，每次请益，都使我受益匪浅。同门师兄弟李锐、苏辉、刘光胜、张德良、罗小华、牛鹏涛、辛亚民、邓少平、鹏宇、陈瑶、赵志强、韩宇娇、陈鹏宇、刘丽、黄甜甜、杨蒙生、周飞、杨可、刘力耘、许可、陈鸿超、杨一波、冯立、刘光、蔡卓、王挺斌、高中华、陈民镇、郑邦宏、马晓稳、吴丽婉、王永昌、吴宝麟、任攀、赵争、俞达、谢科峰等，如今虽天各一方，几年中偶有相聚之乐，丝毫无异当年。

书中的不少章节曾在学术刊物上先行发表过，在此要特别感谢抬爱小文的各位编辑老师。虽然与他们大都素未谋面，但他们在稿件处理过程中表现出的独到眼光与专业精神，都是我需要长期学习的。小书能够顺利出版，还要感谢四川大学彭华教授的大力推荐，中华书局的罗华彤主任以及白爱虎责编所付出的心血，相信读者也很容易从小书的规范性中感受到。中心的学生夏虞南、杜清雨、刁俊豪、赵相荣参与了本书的校阅，又幸得著名书法家刘绍刚先生为小书题签，这些都使小书增色不少。

我之所以能够专心学业，实际上最离不开家人的无私支援。父母赞助我买房还贷，岳父母替我抚育女儿，妻子与我共同承担家庭责任，小女虽然只有两岁，但却给我带来了除学术之外的几乎所有欢乐。他们竭尽所能地为我扫除了后顾之忧，我所需要做的，似乎只剩下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然而上天的厚赐又何尝不是一种督促，若要天命永厚，不是更应该敬惜“日不足，惟夙不永”吗？

程浩

2020年8月23日于清华园

《有为言之：先秦“书”类文献的源与流》一书由中华书局于2021年出版，本文为该书后记，引用请据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