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巨著，其成就无疑是多方面的。这个成就首先在于它既改变了汉唐以来以纪传体独居史学垄断地位的局面，又革新了自春秋以来的编年史的叙事方法。由于纪传体如刘知幾所说的“既举大略，又备细事”，所以自《史记》以后，汉唐年间一直是史书的正统叙事方式。但纪传体也有如刘知襄所说的，“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事后屡出”(《史通》卷二《二体》)的弊端。这种叙事不集中、不连贯，前后重复以及时间概念不明确的缺点，也是比较突出的。正因为如此，“正史”的卷轶十分浩繁，而传习的人却很少。所以司马光说:“《春秋》之后，《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通鉴外纪后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发愤编写一部新的史书。他对于这部书一是求简，二是求通，用以取代繁重的汉唐以来的正史。《资治通鉴》正是因此而成为中国古代编年史的杰作。关于《资治通鉴》在这方面的贡献，清代学者浦起龙曾这样说过:“上起三国，下终五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至宋司马氏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史通通释·古今正史·按语》)。可见，一度中衰的编年体史书，正是因《资治通鉴》的出现才又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