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官是文化的记载者与传承者，通过记录史实，采用史本身的明鉴作用，去告诫后人，特别是“史”本身的惩戒作用，来制约当朝的政治，将政治与文化功能有机结合在一起。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源远流长，承载了非常丰富的内涵，研究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意义深远。

一、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历史沿革

1.秦代以前的史官制度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刘知几编写的《史通·外篇·史官建置》中曾谈道，在黄帝时期，就己经开始确立史官制度，当时的史官主要有仓颉等。到了夏商之后，史官有了左右史之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时期史书的代表作分别是《尚书》(记司、《春秋》(记事)。到了周代后，史官的分科更为细致，根据《周官礼记》的记载，史官共分为六种，分别是太史、内史、小史、右史、左史、外史。他们的职责分别是:太史主要是负责国家的六典，小史主要是负责邦国的记录，内史主要是负责记录大王的命令，外史主要是负责记录四方，左史的职责是记言，右史的职责是记事。在这一历史时期，周王朝的诸侯国也纷纷设置了史官，称为南史、太史等等，职责大体和上面谈到的类似，也主要是先记录史实，然后经汇编写成书。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记载了秦国、赵国两国史官记录的故事，也就是将国王的一举一动都进行记录，并依此作为修史的重要材料。《尚书》就是古代官方历史文献的汇编，在春秋时期曾经有“百国春秋”之说。孟子非常认可的鲁之《春秋》、晋之《乘》就是各个国家史书中写得非常好的篇目。后来的《竹书纪年》是在战国时魏国的史官编纂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面记载了从夏朝一直到战国这段时间的史事;《世本》则论述了从黄帝发展到战国末期的史书。

2.秦汉时期的史官制度

在秦朝时，太史令是负责记事的史官，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汉代。西汉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刘邦要求陆贾全面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明确提出通古今的变化要求，并且设置了专门的史官太史令，负责天官的事务，同时还开展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与著述。西汉时期的太史令主要负责天文星历和历史记录，担任太史令的代表人物是司马迁父子。这一官职在司马氏家族代代相传，作为世世代代的职务。在西汉的汉武帝时，除了设置太史令外，还在宫内设置了女史，来负责记录皇帝的起居，这就有了后来的《禁中起居注》。东汉承袭了西汉的制度，但是东汉除了设置太史令之外，还设立了兰台令史，星历官与史官有了明确的分工。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制度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都设有史官。在魏国专门设置了著作郎一职，负责国史的编修工作;吴国设置了“右国史、左国史”，蜀国设置了“令史”等史官。西晋、东晋也都设置有史官，西晋设置有秘书著作，东晋设有著作郎，专门负责史方面的事情，都出版了编年体、纪传体的史书。宋齐之后，将原来的佐著作郎改为著作佐郎。在十六国时期，各个国家的政权机构中，也都设置有史官，西凉设置有“高门学士”、汉设有“左国史”、南梁有“国纪祭酒”等。在北朝政权时期，元魏设立了“史臣”，还成立了专门的修编历史的机构“起居省”，主要从事记事方面的工作。在北魏时期，为了全面突出本民族和政权的地位，对国史编纂要求更为严格，指定专门的人来担任，并且由宰相来专门监理，在经历了北齐、北周之后，成为北朝的一项固定制度。北齐设立有“监修国史”、北周设立有“著作上士”、“监修国史”、“著作中士”等史官职位。

4.唐五代宋辽金元时期的史官制度

唐代设立了专门的史馆机构，这充分说明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开始逐渐趋向规范化。到了唐代的贞观年间，唐太宗专门在禁中成立了史国馆，宰相来监理修史的事情，废除了著作郎的职务，这是史官制度的一次重大变化。另外，在唐朝初年，也专门设置了起居郎，后来又在中书省中专门设置了起居舍人，分成左起居舍人、右起居舍人，在大殿中对立设置，主要是负责起居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也称之为是左右史，专门负责记录皇帝的起居言行。

五代之后的宋辽金元时期，史官制度都是根据当朝实际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虽然名称上有变化，但是职责基本相同，特别是在宋朝。宋朝的史官制度发展比较迅速，史馆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史馆机构是最多的，不仅有国史院、实录院、会要所、圣政所等多种修史机构，史官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宋代继承了唐代的制度，逐渐形成了史馆为基础，玉碟所、起居院等为常设的分支机构以及多种修书局等专门编纂的修史机制;逐渐创制了科学的修史程序，创建了严格的收集史料、报送史料与档案存储方面的制度。在辽金两个朝代，虽然是少数民族创建的政权，但是在史学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还是沿用了原来唐宋的制度，设定了专门的修史机构。金朝设定的修史机构主要有著作局、国史院、记注院，主要任务是记录朝仪，记录宰相大臣与皇帝议论的事情，服侍皇帝。国史院是当时的常设机构，在史官设定上有修国史、编修官、监修国史等，主要的任务是负责修本朝的实录，史官的特点是民族史官占有特定的比例，用一流的人才担任史官，翰林官负责兼任等。辽代设立有国史院，而元代则设有翰林兼国史院。

5.明清时期的史官制度

明清时期，正好是我国的封建社会处于衰落的阶段，在史官的设置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明代是翰林院负责管理史事。史官负责编纂国史天文、礼乐、地理以及兵制等，同时也负责实录方面的编纂。在明朝初年设置了起居注，在万历时期主要是翰林院的官员兼职，后来废除了起居注的官职。清代主要是翰林院负责修编国史，实录馆负责编纂修史，起居注衙门负责起居方面的事务，史官的官职一般是其他官员来兼任。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兼管到专职，逐渐发展到系统化、制度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顺应了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是不断发展的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

二、中国古代史官制度下的“史官精神”

中国古代的史官在负责文化使命的同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史官们通过手中的笔来惩恶扬善，包含当朝政治活动的方方面面，以此告诫后人，这实际上起到了点评当朝政治的作用，使君权和史官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与微妙。从对史官的描述可以看出，史官的起源是和巫有着一定关系，史官的设置是从神职而来的，史官职能上的独立与强化其实正是王权不断强化、神权不断削弱的过程。因此，从这一层意思来看，史官的设置是王权的需要，是服从于王权利益之下的对皇帝言行的记录。正如刘知几所言，历代封建王朝设局修史，总是希望“曲笔阿时”，“诀言媚宝”;“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然而，随着史官意识的进一步加强，独立客观地记录历史逐渐成为史官的职业自觉，从而使得史官对王权的规范与制约起到的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这对古代的君主政治产生了长期性的影响。特别是古代史官的“书法无隐，秉笔直书”的精神，仍然对当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史官记史，有一套“君举必书”制度与一字褒贬“书法”，这就是古代史官的可贵精神。在秦代以前，史官记事还存在“显言其忧”的情况，但是到了汉晋之后，为了确保记事的真实性，规定了“人主不得躬自观史”。唐朝的宰相韦安石在看了朱敬则写的史稿之后，曾经慨叹道:“一般人不了解史官的权利比宰相的还要重，宰相是管理活着的人，而史官不仅管活着的人，还管死了的人，这就是古代的一些君主、大臣害怕史官的原因。”因为史官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对政事、大臣等的褒贬权。古代的一些帝王为了能在历史上留下美名，避免遗臭万年，非常注重个人的言行，少去做一些坏事。一些相对开明的君主，还主动去要求史官对其展开监督，并且有的谏官与史官也常常拿“良史书勋”类的话，去激励那些统治者能够多施行仁政，时刻劝导他们应该注意检点个人行为，这时候才体现出史官对君权起到的规制作用。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史官坚持“务从实录”、“秉笔直书”的史官精神，尤其是春秋大义、董狐直笔的史学传统被各个时代的史官所继承下来。从《说文解字》这部书来春“史”这一职业就是要做到公正不倚，如实记事。发展到唐代之后，才对史官的才学、品行有了确切的要求。根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唐高宗李治元年制定了《简择史官诏》，强调史官应该坚持公正不倚。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多。比如春秋时期的董狐，他率先开创了史学直笔传统。在《左传》中记载了宣公二年，晋灵公在位的时候，到处搜刮民财，残害忠臣，当时晋朝的朝政非常的混乱。大臣赵盾多次苦劝，但是依然没有任何效果，被迫出走，但是还没有离开晋国，赵盾就听说晋灵公己经被族弟赵穿杀死，这时候赵盾返回赵国辅佐晋灵公之子成为晋王，继续执政。晋国的太史令董狐就记载道:“赵盾拭其君”，并将这一事件直接在朝廷上宣读。赵盾在听说这件事之后，就赶紧找到董狐去辩解，这时候，董狐义正辞严说道:“你赵盾是正卿，逃跑的时候没有离开晋国，返回来之后又不讨伐逆贼，难道我说的不对吗?”赵盾在听了董狐的话之后，无可辩解，就默默承担了杀害君主的罪名。后来的孔子曾对董狐进行由衷地赞赏，认为他是古代的优秀史官，记录历史事件的时候从来就不隐讳，而赵盾虽然是古代的好大夫，因这件事而获得不好的名声，确实可惜，如果赵盾越境，就完全可以避免。后世将那些直接记录事实的史官称之为“董狐笔”。不过，史官“秉笔直书”确实也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后汉书》的作者范哗，由于在《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了洛阳令董宣执法不阿，面责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纵奴杀人，终不向公主叩头赔礼一事，该文写得生动有色，跃然纸上:“但(湖阳公)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杀之。”又如北魏史官崔浩奉诏修国史，最后由崔浩定编成《国书》30卷，因为“叙述国事，无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史通·古今正史》)，而触怒太武帝，遂获罪被杀，并诛三族，受牵连而死者，多达128人。

另外，独立在当时政治权力之外的史权意识与士“以道自任”的精神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也造就了中国古代史上诸多冒死直书的史官，这样的史官队伍对当时的君权来讲，起到了很好地约束作用。如《贞观政要》中记载，公元628年，唐太宗对侍臣讲道:“我在每天上早朝的时候，都要考虑自己说的话是不是切实关系到百姓的利益，所以，不敢多说。”这时候负责起居事的杜正伦讲道，皇上说的话都要记载左史之中，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都对您的话进行详细记录，如果您的话是从百姓角度出发，就会积累圣德，这才要求皇上说话的时候三思。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直接赏赐百余匹绸缎，这正说明史权对君权约束功能的例证。

三、结语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以其鲜明的特色，经历了从兼掌到专事的发展历程，史官的职责也渐渐演化为专门从事历史记载。史官利用手中的史权来制约君权，通过受众的笔来记录历史，点评时政，惩恶扬善，让统治者真正有所顾忌，即便在当时的封建统治高压下，仍旧坚持史家秉笔直书、书法无隐的史官精神，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值得后人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