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天一阁文丛）（第13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此处所载据word文档编辑而成，略有改动，引用当以正式出版物为准。

古籍版本著录辨正述例

仇家京

一、引言

就简式目录而言，古籍版本著录是以某一部书的单个版本作为判别对象。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例九》云：“版本一项，本书有年代可据或其他资料可考者，详著其刊刻年代、刻书处或刻书人姓名。如无可考者，则统称某朝刻本。”从表面来看，无非是揭示某部书的刊刻年代、地点、刊刻者等内容，但真正做好这项工作，对从业人员来说，亦非易事。因一部书的雕版问世，迭经初刻、重修或递修、书版易主、增刻与重刻等流程，所形成的多个版本既有初印与后印的区别，亦有原刻与翻刻等差异；即便印刷成书后，在流传过程中，书贾人为撤去牌记、序跋等刊刻标志，或剜改拼接、伪钤印记，或以新充旧，以残充全等现象时有发生，都会给版本著录带来一定的难度。对所见版本可供采择的依据，包括牌记、序跋、内容、避讳字、官职衔名、刻工、刊刻风格、藏书印等信息，如何进行审读与鉴别，这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考据方法，力忌师心自用或以偏概全，务必使结论建立在“考究确切”的基础之上，才能减少因主观武断所导致的版本著录疏讹。笔者甄选近年出版的《杭州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录》中较具代表性的条目为实例，逐条梳理补正，并试就撰写藏书志以改善古籍简目中的版本著录现状进行简析，旨在提升版本考订的学术价值。

《杭州图书馆善本书目录附杭州图书馆地方碑帖目录提要》，西冷印社2011年8月出版。（图片来自网络。）

二、古籍版本著录辨正示例

（一）未审原书牌记与内封以致著录失准

牌记或内封大多署有雕版年月、刊刻者与家室名，诚为鉴定刻版之最佳证据，但是利用牌记、内封鉴定版本时，也会存在一些难以判断或因疏忽以致著录失误的情况。如：

“酒帘唱和诗六卷清汪启淑辑”，因内封镌有“乾隆癸卯”“飞鸿堂藏板”字样，原编目者据以著录为“清乾隆四十八年汪氏飞鸿堂刻本”［1］。细审乾隆六十年（1795）王昶《序》，有“乾隆丁丑（乾隆二十二年），余寓邗江时，老友沈学子作《酒帘诗》七律，属同人和之。……越三十有八年，而汪君秀峰乃刻《酒帘倡和诗》见示”之语。据此当作“清乾隆六十年汪氏飞鸿堂刻本”。

“文章轨范七卷宋谢枋得辑”，书尾镌有牌记“癸巳年仲夏刘氏校正重梨行”。《杭州图书馆善本书目录》著录“明成化九年刘氏刻本”［2］；同为收藏该书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著录为“明初刘氏校正重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第17411条）则著录为“明刘氏刻本”。从刻书风格上看，应属嘉靖前刻本。从已知的版刻信息“癸巳”年推测，明代自1368年立国至1644年亡于清，“癸巳”年计有永乐十一年、成化九年、嘉靖十二年等，未能进一步确定具体的刊刻年。因此书钤有“淡泉”“大司寇章”“凝云深处，清暇奇观”“海频逸民平泉郑履准凝云楼书画之印”，故知曾为浙江海盐藏书家郑晓、郑履准父子收藏。印文中“大司寇”一职，始置于西周，掌管司法、刑狱等事，后世亦用作“刑部尚书”的别称。《郑端简公年谱》卷六载：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三月既望，升刑部尚书”［3］。据此推断，此书当刻于郑晓任刑部尚书一职之前，即明永乐十一年（1413）或嘉靖十二年（1533）之间。

雕版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书版易主或拼版印刷等现象，利用牌记鉴定版本亦须谨慎。如“新刊标题明解圣贤语论四卷首一卷元王广谋撰”，是书卷三、卷四卷端镌“书林居仁堂张氏刊行”，牌记署有“……张氏居仁堂之记。幸鉴。是岁万历丙戌仲夏之吉谨识”，编目者据以著录为“明万历十四年书林张氏居仁堂刻本”［4］。翻检全书，卷二卷端则署有“书林自新斋余氏刊行”字样，且两者行款亦有别，系拼版印刷而成，应在版本项后补充著录“卷二配明嘉靖十二年书林余氏自新斋刻本”。

（二）未经细审序跋所涉刻书之语而误

刊刻者与版刻年代的著录，或取自序跋，因部分序跋者多为刻书的亲历亲见者，所叙时间与经过，经审读后可视为依据。如：

“唐书二百卷后晋刘昫等修明嘉靖十四至十七年闻人铨刻本。”［5］是以闻人铨《刻旧唐书叙》“……肇工于嘉靖乙未，卒刻于嘉靖戊戌”（嘉靖十四至十七年）为刻书之年依据。而诸家著录中：“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亦著录为“明嘉靖乙未至嘉靖戊戌年”；《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P202）与台湾“数字典藏”分别著录为 “明嘉靖乙未闻人诠校刊本”“明嘉靖十七年闻人铨吴郡刊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766条）则著录为“明嘉靖十八年闻人铨刻本”。检阅原书诸序跋，尚有嘉靖十七年（1538）杨循吉《旧唐书重镂纪勋序》，云“朱墨雠校，不舍昼夜，成未及半，而北江（闻人铨，字邦正，号北江）公以忧去，以资不绍”。文徵明《重刊唐书叙》亦云：“嘉靖己亥，吴郡重刊唐书，成书凡二百卷。……初，御史绍兴闻人公诠视学南畿，以是书世无梓本，他日按吴，遂命郡学训导沈桐刊置学宫，工未竟，而公以忧去。及是书成，以书来属征明为叙。”从杨、文二序中不难看出，嘉靖十七年（1538），因闻人铨“公以忧去”，此书尚未竣工；“及是书成”，即序中所称“己亥”，是为嘉靖十八年（1539）。序跋述及版本刊刻起讫年甚详，据以当作“明嘉靖十四年至十八年闻人铨吴郡刻本”。

“医经大旨四卷明贺岳撰明刻本”［6］，《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2247条）著录为“明嘉靖三十五年刻本”。按：此书卷端镌有“秀水太学生郭枉校刊”，且有嘉靖三十五年（1556）郑晓《医经大旨序》，云“然则太学生郭君文立亦将筮仕，以膺寿民之寄者，矧能以儒之理明医之旨，校正锓梓，广斯惠于不匮”。据此当作“明嘉靖三十五年郭枉刻本”。

“新编分类当代名公文武星案六卷首一卷明陆位撰明万历四十四年书林余应虬刻本。”［7］而此书《凡例》云“余裒斯集，四十余年，可谓恒心矣。梓行在丙辰，续补于庚申”，叙及刊刻之事颇详，应据以著录为“明万历四十四年书林余应虬刻四十八年增修本”。

“坡仙集十卷宋苏轼撰明末刻本。”［8］按：书贾将卷十之后的目次裁去后重装，充作足本。查考诸书目，题名为“坡仙集”者，未见十卷本。书前尚有万历二十八年（1600）焦竑《刻坡仙集抄引》，云：“顷，王太史宇泰取见行全集与外集，类次之以传，而以书属余曰‘子其以卓翁本先付梓人’。”进而与“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著录十六卷本的书影比对，版式、尺寸及断版处均与馆藏吻合，应著录为“坡仙集十六卷，明万历二十八年焦竑刻本”。

以序跋鉴定版本，除了需细心审读序跋所涉刊刻者与刊刻年代以外，尚需结合原书内容以及其他特征加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如“蔗园外集不分卷明卢洪远撰明崇祯元年懋禄刻本”［9］。版本依据出自崇祯元年（1628）卢懋禄《序》，即“不臣父有手泽而不能存者，不子谨次盈帙，付之剞劂，且以告贤子孙，箕裘勿替”之语。按：正文首篇《游桂林诸胜记并引》之末，落款为“万历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顾开雍首序有“万历中，毅轩（卢洪远，字毅轩）先生以文章行业领袖……殁且数年，而先生嗣孙手一编以示不佞”句，序末落款署“乙酉”，当作于清顺治二年（1645）；而序跋二，蔡燕落款“丁亥夏”则作于顺治四年（1647）；此书且不避康熙讳。鉴于此，应著录为“清顺治刻本”。

（三）未能利用避讳以致刊刻年代失准

各朝避讳，宽严不一。厘清各朝之避讳规则并结合其他诸特征，才能有效地利用避讳学来推定刻书年代。如：

“四亿堂诗集六卷遗稿一卷清侯方域撰清康熙刻本。”［10］按：乙未任元祥《侯朝宗遗稿序》称“《壮悔堂集》成于癸巳之春，不二载而侯子殁……乙未秋，余奔吊焉，而求其二载中所作古文，得序策书铭若干篇，其子彦室捧而泣曰‘是将梓，而附之《壮悔堂集》’”。“乙未”即顺治十二年（1655），且书中“玄”字不避讳，应著录为“清顺治刻本”。

“柯亭余习十二卷清汪文柏撰清乾隆六年汪氏古香楼刻本。” ［11］按：此书内封镌“古香楼定本”。前有朱彝尊《序》，序末署“岁在强圉大渊献”，即“丁亥”，是为康熙四十六年（1707）。目录题“康熙乙酉年仲夏月男兆鲸、兆鳌恭校”，“乙酉”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据此书字体、刻书风格、序跋署年以及避康熙讳而不避乾隆讳等特征，当作“清康熙汪氏古香楼刻本”。

“查浦诗钞十二卷清查嗣瑮撰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12］按：版本依据出于查慎行康熙六十一年（1722）《序》中“余稍为评润，以付梓工”之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第12937条）基于谨慎，则定为“清刻本”。是书避康熙、乾隆讳（如卷三第1页“弘蘧”两处，“弘”字缺末笔，等等），或著录为“清康熙六十一年刻乾隆印本”，较符合刊印的实际情况。

“禁书总目不分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14207条）著录为“清刻本”。按：书前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罗琅奏文，避乾隆讳，或题“皇上御题”。第18页小字“弘治十四年”，“弘”字缺末笔；第26页《天池草》著者“王弘诲”，改作“王宏诲”；第45页《垣庾斋诗存》著者“何允泓”，“泓”字缺末笔，等等。嘉庆后诸帝“琰”（如俞琰辑《咏物诗选》）、“宁”（马世奇撰《淡宁居集》）、“淳”（黄淳耀撰《陶庵全集》）字皆不避。清代雍、乾之世，文网甚密，避讳至严。据此书内容、避讳例与刻书风格来看，当是乾隆年间所刻，应著录为“清乾隆刻本”。

（四）未审官职衔名以致刊刻年代过于宽泛

官职衔名是特定年代的产物，若利用得当，据此可推知刊刻年代的下限。如：

“甲子会纪五卷明薛应旂辑明陈仁锡刻本”［13］，版本著录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1417条）相同。是书卷端镌有“史官长洲陈仁锡评阅”。陈仁锡（1581—1636），字明卿，号芝台，长洲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翰林编修。而明代以翰林院掌史事，可见“史官”当为天启年间事，据以定为“明末陈仁锡刻本”或更准确。又如“草堂诗余正集六卷明顾从敬类选明沈际飞评笺明刻本”［14］。按：陈仁锡首序之末有刻印，署“壬戌探花陈仁锡印”。“壬戌”为天启二年（1622），史载陈仁锡殿试第三，即为“探花”。经查考，当作“明末刻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本”。

“维摩诘所说经六卷后秦鸠罗什译、僧肇注明戚继光刻本。”［15］因此书无直接的版本刊刻年代依据，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编号为10812）著录亦同。检阅原书，卷一卷端原题“明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总理蓟、昌、保定三镇，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前镇守福、浙、惠、潮、郴、桂、南赣伸威营总兵官，定远东牟戚继光校刊”。六十余字的冠词，即如刊刻者生前“仕履”。“总理蓟、昌、保定三镇，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一职，据《明史》所载，当为隆庆二年（1568）事。即“（隆庆）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乃命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16］。而“明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一职，据清代戚祚国等撰《戚少保年谱》记载，则为万历七年（1579）之事。明承元后，避讳之法亦甚疏。万历而后，避讳之法稍密。从此书避讳字来看，明万历后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常”“校”字皆不避，亦为此书刊刻于万历之证据。又，此书刻工虽达十余人，刊全名者仅“黄沛”“魏三”二人。黄沛刻唐顺之辑《文编》六十四卷（明嘉靖胡帛刻本）、《皇明名臣经济录》五十三卷（明嘉靖三十年汪云程刻本）；魏三刻《新刊唐荆川先生裨编》（明万历九年茅一相文霞阁刻本）。综合此书原题官衔、避讳、刻工等资料考证，刊刻年代大致在万历七年至十五年间（1579—1587），应著录为“明万历戚继光刻本”。

（五）未审原书版被剜改而误

如“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明李贤、万安等纂修明万寿堂刻本”［17］，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第8102条）著录相同。按：此书天顺五年（1461）御制序、李贤进表、纂修职名、卷一卷端等原署“大明一统志”，均被剜改为“天下一统志”。其他各卷卷端、版心亦将“大明”二字剜去而未补字，而在卷十九第36页、卷二十一第2页、卷二十三第34页、卷二十五第18页与24页等，版心尚有残余“大明”二字漏剜者，且正文中康熙、乾隆讳均未作剜改，显然系明清鼎革后重印时所为。根据上述特点，应著录为“明万寿堂刻清初剜改印本”更加允当。

（六）未经比对误将翻刻视作原刻

由于省工、省时、省校、省钱等原因，以致翻刻本大行于世，甚或成为古代出版业的基本生态。翻刻或影刻之书，版式、行款、字画等一仍其旧，面貌极为相似，如无刊记等说明，不易分辨，实为版本鉴定之难点。鉴定翻刻或覆刻本，须与原刻书影比对，从细节处入手，除了甄别字形、间架结构、笔画变化以及形神有无等特征以外，甚或辅之以审视刀法等方法。

如“文选六十卷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清诸煜录何焯批校并跋”［18］，版本著录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第16707条）相同。李善单注本以明末汲古阁本最通行，翻刻亦甚多。此本版心镌“汲古阁”，但与北京师范大学所藏汲古阁原本书影比对，虽面貌相似，但仔细审视，仍可从二者字体、雕工的细微处看出其差异；而卷一卷端首行下镌有“琴川毛凤苞氏审定宋本”字样，尤为不同。又因原书不避康熙讳，首序有“眇觌玄风”，“玄”字末笔，系过录者诸煜用朱笔勾勒，是为明末清初覆刻毛氏汲古阁本之一。

（七）未审刻工信息而误

版本鉴定中，原书刻工也是判断古籍刊刻年代的线索之一，颇有参考利用价值。

如“鹖冠子三卷宋陆佃注明刻本”［19］。是书镌有刻工“蔡和”（其他为单字）。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915页）载：“蔡和，明嘉靖间刻字工人。参加刻过《欧阳文集》（李冕本）、《鹖冠子》3卷（半页八行，行十七字）。”查阅“数位典藏”，著录有“明嘉靖二十三年刊五子书本”，经书影比对，与馆藏系同一版本；继而检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5条）著录有“五子全书八卷明欧阳清编明嘉靖二十三年欧阳清刻本”，据以应著录为“明嘉靖二十三年欧阳清刻五子全书本”。

三、撰写藏书志以充分承载版本信息

在古籍版本衍变过程中，同一书的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孤立地考察某一种版本， 即使确定了版本的刊刻时间、刻书地或刻书人姓名，亦很难得出准确、深刻的认识。

为了说明问题，兹以“小窗自纪四卷别纪四卷清纪不分卷艳纪不分卷明吴从先撰明万历刻本”为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以下简称《存目》）据上海图书馆藏影印出版。本馆亦藏有此书，著录“存清纪五卷”［20］。检阅原书，另有《清纪附》，实为《存目·小窗自纪》收录的卷一（“计五百九十则”）之中的内容。馆藏《清纪附》前有癸丑孙起都、张榜二序，“癸丑”是为万历四十一年（1613）。而《存目》中的《小窗自纪》，前有万历甲寅焦竑、汤宾尹、施凤来、沈明龙、吴逵、俞恩烨、吴从先七篇序跋，序末均署“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清纪附》卷端题“新都吴从先宁野父著、冶城孙起都子京父评”。正文每条之末署有评语，如开篇“客有耽枯寂者”条，末有评语曰“纤于月痕”。而《存目·小窗自纪》卷一卷端题“延陵吴从先著、福朐张榜选、云间陈继儒订，平湖俞恩烨、武林沈明龙、武林何伟然校”，正文每条之末的评语均已删去。又如《清纪附》第22页“海市蜃楼奇观”条后接“客有评花者”，再接“小窗偃卧”，而《存目·小窗自纪》卷一第17页“海市蜃楼奇观”条后接“小窗偃卧”，缺“客有评花者”条，计229字。《清纪附》第35页“若问玄之又玄”条后有“燕园独处谁相为言”，而《存目·小窗自纪》卷一第27页“若问玄之又玄”条之后缺“燕园独处谁相为言”条，计298字。等等。显然，馆藏《清纪附》虽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同为明万历刻本，但版次有先后，篇目有多寡，序跋与正文内容亦颇有异同，均无从反映。

由此可见，简式古籍目录中的版本著录已不足以充分承载版本信息，而采用撰写古籍藏书志的方式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如汪中《述学》一书，自乾嘉之际问世以来，海内广为传诵，屡经刊印， 形成众多版本。叶德辉藏书极富，版本研究颇具造诣，所作《郋园读书志》，“合考订、校雠、收藏、赏鉴为一家言”［21］。其中《述学》题跋五种［22］，分别对初刻本以来至“伍崇曜粤雅堂刻本”的版次、刊刻年代以及所据底本等进行分析梳理与综合考订，厘清了《述学》自乾嘉之际以至光绪元年（1875）约八十年的时间内，七种版本卷帙之分合、篇目之多寡、内容之异同，使得学者藉此了解诸版本之间授受源流。

四、结语

从上述例证不难看出，版本著录或鉴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仍需不断深化， 以补充、校正对历代版本的认识。而藏书志所揭示版本信息的深度与广度，则远胜于古籍简式目录。藏书志并不局限于以其中一部书为对象，而是将该书的各种印本一并叙述，正视并解答章学诚提出的“其所据何本，校订何人，出于谁氏，刻于何年，款识何若，有谁题跋，孰为序引，板存何处，有无缺讹，一书曾经几刻，诸刻有何异同”［23］等问题，极大地丰富了版本著录的学术内涵。因书志目录的版本考订必须“目验原书”，须将同一部书的各种不同原本进行相互比勘，而不是停留在书目之间或原本与书目的比对，这是撰写藏书志有待解决的难点。近年《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等书的出版，在力求深入版本考订方面已做出了有益尝试，这应该成为今后古籍工作努力的方向。

注释：

［1］杭州图书馆编：《杭州图书馆善本书目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第57页。

［2］同［1］，第53页。

［3］郑履淳：《郑端简公年谱》，见《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83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612页。

［4］同［1］，第26页。

［5］同［1］，第9页。

［6］同［1］，第30页。

［7］同［1］，第33页。

［8］同［1］，第65页。

［9］［10］同［1］，第72页。

［11］［12］同［1］，第74页。

［13］同［1］，第10页。

［14］同［1］，第78页。

［15］同［1］，第43页。

［16］张廷玉等：《明史·戚继光》（列传第一百，卷二百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第5613—5614页。

［17］同［1］，第16页。

［18］同［1］，第51页。

［19］同［1］，第34页。

［20］同［1］，第39—40页。

［21］刘肇隅：《郋园读书志·序》，见韦力《古书题跋丛刊》，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22］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十），第348—350页。

［23］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见《校雠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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