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刘银昌 著

中华书局要出一套“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选取一些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以文学的样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先贤人物，一直以高大上的形象存在于典籍之中，让人产生敬而远之的心理。以文学性的形式、通俗的语言，将这些人物的言行、形象凸显出来，使其在当下社会产生更加积极广泛的影响，在目前这种阅读境况下，是颇有必要的。

我是学中文出身，从事先唐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学中文，是为了一个文学梦。但我研究生之后的学业，却逐渐向研究型偏移，与文学创作渐行渐远。对文学创作，我一直有个梦想。

于是，当朋友征求我要不要接下“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中《司马迁》的写作时，我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痛苦于是开始了。文学性的表达，远非我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久于操作“学术语言”，感觉自己写出的句子毫无质感。再加上一开始对本选题的读者对象理解偏差，以为是专为少年儿童创作历史故事，竟然将初稿写成了“儿童文学”。

当我还在对自己通俗易懂的文字感觉良好时，编辑发来了对稿子的意见：不要写成儿童文学，要有历史感，就像试写的“受命”一章。

“受命”一章，是我接到任务后试写的文字。之所以先写这一章作样稿，是因为在大学期间，读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记述父亲司马谈临终的情节，深深触动了我。所以，在试写这一章的时候，我沉浸其中，有一种自己能认可的代入感。

《典籍里的中国》剧照

我自信地认为，结合我对司马迁的了解和阅读《史记》的体验，就能将司马迁生动地刻画出来，使之跃然纸上，成为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鲜活生命，而不是一个存留在典籍上的文字符号。可是，我越往下写，发现这种“刻画”的难度就越大。可能是因为长期阅读体制内的“规范的”学术论文，那种枯燥的平面化的文字磨蚀了我对世界的表达能力，也可能是我已经习惯于操用一种千人一面的论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逻辑思维，以致当我试图转换表达的频道写出我的语言时，我发现它很少是自然涌现的，而更多是拿捏、推敲甚至是硬往外挤出的。

所以，在初稿被编辑提了大量修改意见后，我决定把稿子冷冻一段时间，自己也静一静，好让自己从语言的焦灼中走出来。

当然，由于出版周期要求，这种冷冻也不可能持续太久。立足历史事实，不脱离历史背景，在行文之中呈现历史感与人物的历史精神，绝不背负“儿童文学”的包袱，成为我修改初稿的原则。在修改过程中，我重新斟酌了一些词汇，使之更符合汉代的语言习惯；改写了作品的开头，力求不枝蔓且富于历史视域；修改了几处不符合司马迁生平年表的叙述；最后一章“退隐”，几乎是重写一遍。

把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用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目的当然是为了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使之在了解史实的同时，还能得到文学审美的体验。这种历史与文学交融的文字，创作难度实在太大，犹如一个人戴着镣铐跳舞，既要跳出节奏和美感，还要警惕不要触碰史实的镣铐。有时候，戴着镣铐也能跳出一段优美的舞蹈，但这舞蹈似乎又太圆滑，近乎一段技术性的操练动作——舞蹈的内核缺少灵魂。所以，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仅要忠实于历史事实，要富于文学色彩，还要有一个内在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作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往往是阅读体验与作者自身经验的结晶。

为了这个灵魂，我把自己的阅读体验灌注其中，争取写出自己理解的司马迁。与学术论文不同，文学作品一般比较忌讳作者直接在作品中夹带私货贩卖自己的议论，而是要通过作品中人物的一言一行甚至环境渲染来暗度陈仓。因此，考虑到司马迁的时代，士人们多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留名后世的思想，司马迁本人也念叨“君子疾夫没世而名不见称焉”，我决定对这种思想做一点缓冲，以表现晚年司马迁修史阅世带来的超然境界。

在重写“退隐”一章时，我有意安插一位有道家色彩的隐士与司马迁对话，主要就是为了与他强烈的留名后世思想做平衡。这种安排当然是一种文学虚构，但符合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推崇道家乃至司马迁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这一史实。可能是出于其他考虑，编辑最终将司马迁与隐士的对话做了删节。比如删除了以下的文字：

“先生不觉得避居山中，犹如草木，虽得永年，终为消陨吗？”司马迁问。

老人看了一眼篱墙外的秋草，说：“足下一定是儒生出身，看重身后之名。老朽不做如此看。身为主，名为宾。令名可以修身，身存方可享名。身且不存，名将安附？身为枯骨，纵享盛名，枯骨能开心否？枯骨是己身否？故曰：不若长生久视，颐养天年。”

司马迁没有再和老者探讨身体、生命与名声的问题。但他觉得老者说的也有一定道理，而自己却实在无法打消留名后世的念头。

对于生命价值的看法，即人生观，本是因人而异的。即使是同一个人，年少无知时的人生追求，和年过半百以后对人生的看法，自然也可以有很大不同。到底哪一种对生命的看法是正确的呢？并没有唯一正确的标准。所以，司马迁年轻时留名后世的想法，又焉知其没有变化。隐逸老者追求健康长寿而淡泊名利，也有其合理的存在空间。本无正确与错误，万物静观皆自得。更何况，司马迁本人，还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典籍里的中国》剧照

一切伟大的人物，都蕴含着巨大的矛盾。能否将矛盾统合于大致的和谐之中，是庸人与伟人之间的分水岭。司马迁自幼抱负极大，但一生命运多舛，内心深处的矛盾纠结，在《史记》行文中时有流露。他最终忍辱负重，承受住信仰坍塌的痛苦，竭尽一生，做了一件效仿孔子、承继父亲遗命的事情——撰写《史记》。

一生只做一件事情，他最终成功了。司马迁撰写了《史记》，《史记》成就了司马迁。书，成为正史的典范。人，成为千秋史圣。

《史记》（中华经典藏书）

出于出版的需要和编辑职业的标准，《司马迁》出版后的文字，与我的定稿之间，还有一些小的出入。有些文字的修改，与我的初衷有些背离，甚至不太符合《史记》学的常识。如能再版，我希望对这些小问题做出修订。

尽管我侥幸获取高校教职，但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脑力劳动者。我喜欢阅读，喜欢思考，喜欢私下里与朋友、学生聊天，也喜欢讲课，但却不太喜欢书写。很多问题，自己想明白了，能够在内心让自己信服，也就算了，最多是将自己想通的问题，口头与大家交流。

今后，我要痛改前非，不能只吃桑叶不吐丝，要把自己吸收别人的知识、思想，经自己思考之后转化的“成果”，勤快地用文字的形上表达出来，和更多的人分享我的思考。

《司马迁》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开始。它让我开始思考，如何把学术研究成果，换一种大众乐见的表达方式传递出去。为社会大众写书。

不能只说自己了。

对于司马迁，你可以不认可他描述的史实，不赞同他的观点，但你不能不钦佩他的文字。因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种有温度的历史描述。《司马迁》可能并不能为你提供一个完整的司马迁形象，也不能为你提供一把解读《史记》的金钥匙，但是，它有可能为你提供一种走近史圣与《史记》的方式。

（刘银昌，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司马迁》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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