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良心──巴金与《大公报》-米儿火

《随想录》是巴金老人晚年最广为人知的著作，这部鸿篇巨制，被誉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担当，也为他的创作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很多人都曾拜读过该书并由此得到思想的启示和心灵的涤荡，却未必知道，这部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最早是在《大公报》上与读者见面的。

1978年，时任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编辑的潘际埛向巴金约稿。巴金欣然应允，写下一篇随笔《谈》，一经发表，即在香港引起好评不断。潘际埛就再次向巴金约稿，并希望能在“大公园”上为巴金专门开设一个随笔专栏“随想录。”

自1978年底到1986年八月，巴金带病写作“随时随地的感想,”以罕见的勇气，挣脱思想枷锁，直面“文革”带给他个人的灾难，也不避讳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在文章中直言中国过去“太不重视个人权利，缺乏民主与法制”，痛感“今天在我们社会里封建的流毒还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集中批判“长官意志”。

图：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巴金这样写道：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理解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在接近死亡时，我愿意向读者说真话。

可以说，在《大公报》提供的这个园地里，巴金“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话”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图：巴金在创作《随想录》。巴金带着衰病之躯坚持不渝完成的五卷一百五十篇《随想录》。

1987年，在大公报副刊“随想录”刊登的这些文章，由香港三联书店集结出版，共分《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和《无题集》五册。

潘际埛在回忆《随想录》编辑工作时说，巴老为我们写稿，最初说是写两篇试试，谁知越写越认真。他在大公报上开专栏，我考虑有两个意图，一个是在香港发，海外读者能看到，影响大一些。其次他本人和儿子都很喜欢看香港的报刊，比如《开卷》杂志，他曾写信说儿子喜欢看，要我给寄一些，实际上他自己喜欢看。他还要我买过沈从文、胡适、周作人等所著当时在内地不好买的书。这些都表明他希望从封闭多年的社会中走出来，汲取更多新的信息。另外，还有历史原因，三、四十年代编大公报副刊的沈从文、萧乾、杨刚、靳以等都是他的朋友，他与大公报还是有感情的。

图：《随想录·怀念萧珊》完整最初稿。

潘际埛与巴金的交往，可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大公报副刊正筹备出版“作家及其作品特辑”。潘是特辑的责任编辑，曾赶赴巴金位于上海霞飞路的家中约稿。当时，潘提出要一张巴金的照片作题头照。巴金说，平时他最怕照相，手头没有现成的照片。最后，巴金取出了一幅别人为他画的像交给了潘。后来大公报刊载十八位知名作家的文章时，唯独巴金的文章用的是画像。

图：上海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这座小楼始建于1923年，曾为苏联商务代表处，从1955年起，巴金和女儿李小林一家就住在这幢三层小洋楼里，庭院里种满了白玉兰，巴金在此楼居住了40多年。

被朋友戏称萧乾“家长”

事实上，巴金与大公报老一代报人多有交情。其中与之交往最久的无疑是萧乾。1934年，巴金在北平沈从文家中做客时，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的萧乾，来到沈家，两人得以相识。从此，他们的交往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1999年萧乾病逝，友谊长达半个多世纪。

1936年，萧乾接手大公报副刊“小公园”初期，巴金就和冰心、叶圣陶等知名作家一起，陆续在此发表了一系列佳作，对萧乾给予了极大支持；同年9月，大公报举行全国性征文，巴金又和叶圣陶、朱自清等十位作家应邀担任了评判委员；1938年，大公报香港版创刊，在“文艺”复刊号上，巴金的《在轰炸中过的日子》又赫然在列。

图：从左到右分别是沈从文、巴金、张兆和

巴金与萧乾过从最密切的时期是1936至1937年，两人几乎天天在一起。当时萧乾在大公报编“文艺，”住在上海的环龙路（今南昌路），巴金就住在咫尺之遥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那时在饭桌上，朋友们戏称巴金为萧乾的“家长。”后来萧乾自己也说，“那两年我没迷失大方向，不能不感激他那潜移默化的指引。”

可以说，在不同生活关口，巴金总是热情关心萧乾，如有不同意见，也从来不掩饰，而是坦率指出，予以批评、开导，甚至毫不客气地责问。因此，在萧乾心目中，巴金有着特别重要的位置。“文革”刚结束时，一家刊物请萧乾写巴金印象，他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为标题，概括巴金在他心中的分量。萧乾在文中写道：“巴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友谊，它不应是个实用主义的东西，而应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大的善意，即是说它时时刻刻鼓励着你向上，总怕你跌跟头；当你跌了跟头时，它不是称快，更不会乘机踹上一脚，而是感到痛。”

图：巴老说过，“不要把我当成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过了一生。”巴金也是一直以谦逊的态度对待他人。

晚年的萧乾还曾在病榻上为“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贺词。他写道，“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海甸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可惜我不是个及格的学生，一想到他，我就惭愧，感激。”

图：萧乾（中）、文洁若（左）看望巴金（右）

与大公老报人唐振常成挚友

大公报同仁中，还有几位也与巴金有着很深的交情，当中就有他的同乡唐振常。唐振常与巴金都来自成都的“世家大族，”祖父同为清朝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员。当时，巴金家在北门，唐家住南门，在当地有“南唐北李”之说。由于同是出生于“世家大族，”同样深受令人窒息的封建家长制的压迫，唐振常和兄弟姐妹从小就对巴金那些取材于旧家庭的崩溃，及青年一代叛逆反抗的作品爱不释手。相似的遭遇、相似的心情、相似的感受，使两人产生了共鸣。

1946年，唐振常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后，和巴金开始有些接触。但真正交往多起来，却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后。

图：1937年1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登载了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等人的文章

唐振常回忆说，五十年代末起，上海报纸在“左”的势力影响下，曾屡屡批评巴金提倡人性论，甚至对他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大算旧账，巴金处境很困难。唐振常经常去看望他，与之长谈，聊以安慰。不曾想巴金表现得很豁达，对攻击他的事并不计较，给唐振常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文革”期间，巴金曾遭受被批斗、强迫劳动、关进牛棚等不公待遇。一次，唐振常和巴金在马路上迎面而遇，相对无言，只有苦笑，此情此景令唐振常永久难忘。在那段别人惟恐躲之不及的日子里，唐振常不时去看望巴金，巴金也依然表现自如。“文革”结束后，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赵令扬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派人到上海看望巴金，都是唐振常电话联系并陪同前往的。

与港渊源深获颁荣誉博士

巴金老人有着深深的香港情结。他早年曾经多次前往香港，但由于健康原因，自1984年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称号后，巴老一直无缘再临香江。

据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香港回归前，上海东方电视台受中央电视台之托，想请巴金谈谈此时的心情和对读者的期望。当时，巴金的身体状况已每况愈下，多年没接受采访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巴老不仅欣然应允，还表示“有许多话要说”。

图：巴金90岁生日时和女儿李小林、儿子李小棠合影。

采访当天，坐着轮椅在院子里“散步”的巴老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几次问女儿李小林：“记者客人什么时候到？”所以，记者一到，李小林就提议马上采访，否则，巴老会连吃饭都不安心的。

接受采访过程中，巴金思维清晰，反应也十分敏捷。只是患帕金森氏症的原因，表达有些费劲。即使如此，他仍然说了很多话，让边上的人颇感意外。

当记者问：“如果身体允许，是不是想到香港去看一看？”巴老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去！”。随后他又不无遗憾地补充了一句：“不过我老喽，走不动了。”语毕，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眷恋和怅惘。

图：巴金与家人

为港回归欢呼“中国人真正站起来”

回归前，巴金特别关心香港。据李小林回忆，父亲那一阵子情绪特别好，天天收看电视、收听广播。香港的回归，激发了老人无比的激情。他说：“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巴金告诉记者，香港回归，让自己兴奋不已。虽然写字困难，但为了向更多人表达心中的喜悦，就在距回归六天前的早晨，巴金为《文学报》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为香港回归而欢呼”八个字。而在此前几天，巴金在给冰心的信中也写下了这句话。

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还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1997年5月16日，在从上海前往杭州的火车上，巴金听医生说起沪港列车即将正式运行，立刻接口说：“在杭州休养好，如果身体允许，我想10月或11月去一次香港，在自己的国土上走一走。”一旁的李小林也接着说：“我们可以住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住上个把月，这样可以免除疲劳，干扰也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