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自强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居延遗址出土的《永元器物簿》，历经两千年，出土时仍保持原状。李自强 摄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文献典籍是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重要见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保存历史资料，保证了中华文化的延绵不断。

殷商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是上世纪初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其相关文物长期分藏于各地博物馆和研究院。如今，“四大发现”相关文物终于荟萃一堂——2月15日，“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开幕式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

古文献贯穿中国历史长河，蕴含着中华民族宝贵而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思想智慧

从作为汉字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甲骨文，到记录汉代居延戍边吏卒生活的简牍，再到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百科全书”的敦煌遗书，直至以内阁大库档案为代表的明清档案，“四大发现”文献时间跨度达3000年，贯通中国历史和中华文脉，系统展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延绵不断的发展历程，述说着中华民族宝贵而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思想智慧。

“殷墟甲骨”展区，陈列着50种54件展品。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为人们开启中华文化根脉的探寻之旅：记载商王田猎、猎获麋鹿和兔的龟腹甲残片甲骨2174，上面的象形文字“兔”，把兔子的前后腿、小短尾等外形表现得生动传神；甲骨5509记录了商代日食，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载之一；甲骨6006看似微小，却是经由甲骨文专家董作宾缀合而成，不仅印证了《史记·殷本纪》中相关记载基本正确，还对其中所记载商王顺序进行了修正，解决了商王世系的重大疑问……3000年前的刀契之美静静呈现在今人眼前，诉说着中华文化的源头故事。

“居延汉简”展区，81种155件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生动展现了戍边吏卒的生活细节。展品中有几枚“习字简”，略显笨拙的笔画，却是当时戍边吏卒不辍学习的反映。由于戍边的特殊工作性质，刚刚放下锄头参军的吏卒需要掌握一定的阅读书写能力，以适应军中文书档案事务。军中没有学校，只能靠自学，或向识字的同伴请教，并利用弃简进行练习。塞上烽火与大漠孤烟，共同刻画出2000年前恢弘壮阔的边塞风光。

“敦煌遗书”展区则由“世界的敦煌”和“敦煌的世界”两部分组成，49种50件展品集中展示中古时期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医药及中外文化交流的情况。展览还特别整理了敦煌遗书的装帧形式。中国纸质古籍的大部分装帧形式都能在敦煌遗书中找到样本或雏形。

“明清档案”展区展出展品69种123件，多方面记载明清社会发展史。记者被传世最早的大型全天星图所吸引。明崇祯年间，由徐光启及汤若望等人合作完成《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代表了当时天文研究的最高水平，见证了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融。

此次展览，四个专题的内容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凸显了典籍文献在文明传承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以甲骨文为例，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认为，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宝贵资料。

“四大发现”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珍贵记忆，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见证，也为我们研究中西文明互鉴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表示，“典籍文献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史料的解读，展现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和不断创新的精神特质，从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一代代学者和有识之士为文物清理尘埃，从物证中发掘历史

此次展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专题均侧重于讲述相关古文献的发掘、发现，以及背后的人物故事，既有庄重叙事，又有生动表达。

这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

近代以前，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文字记录在青铜器上，再向前，便没有了文字的踪迹。中国人一直对自己的历史深信不疑，但在100多年前，却很少有外国学者承认商朝的存在。

甲骨文跨越时空重现于世，使得存于典籍中的殷商历史变得清晰明朗，有据可考。安阳小屯优越的自然环境，正是3000年前盘庚迁殷后“更不徙都”的重要原因。透过这些象形文字，可以看出商朝在农业、交通、医学等方面的发展状况。鲜活的甲骨文，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动人故事。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殷墟遗址时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据悉，至今甲骨已发现约15万片，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有35000余片，单字数量已逾4000字。甲骨文发现120多年来，甲骨学研究者遍布数十个国家，成为认知中国早期历史和古代文明的重要工具。

这是一场见证历史之旅——

中国古代有多次重要的简牍发现，如汉代的“孔壁藏书”、晋代的“汲冢竹书”，每次新发现都深刻改变着中国的学术史。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边塞遗址发现1万余枚汉简；1972年至198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再次进行调查发掘，出土汉简2万余枚；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三次发掘，出土汉简500多枚。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大破匈奴，之后于黄河以西设立四郡。公元前102年，汉武帝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设立居延、肩水二都尉，下令修筑烽燧塞墙，并派遣戍边吏卒屯卫，作为河西走廊的屏障。

历览《史记》《汉书》这些传世文献，戍边将士的日常生活情况几乎湮没无闻。居延汉简的发现让后人得以窥见2000年前的边塞生活。

更为重要的是，罗振玉和王国维合撰的简牍学开山之作《流沙坠简》，总结出“二重证据法”，利用出土的简牍材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至今仍是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整理与研究的基础方法之一。

这是一场找寻遗失之旅——

敦煌遗书气象万千，是4至11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内容涵盖中古时期几乎所有学科。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流散，引发了世界学术新潮流——敦煌学。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奔走巴黎、伦敦，抄录拍摄敦煌遗书，刊发图录、录文，拓宽了敦煌学研究领域。近年来，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广泛深入探讨，逐渐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话语权。

如今，中国向全世界开放共享6500多份来自敦煌莫高窟等石窟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文献的高清数字资源档案。

敦煌，四大文明交汇点。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而敦煌学，是世界的，更是中国的。

这是一场记录兴衰之旅——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向来被视为施政参考、治国重器。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文书档案制度臻于顶峰，明清档案卷帙浩繁，是我国历史上保存数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档案。

清末，明清档案屡经灾厄，大量藏于禁宫的档案屡遭劫掠损毁，部分珍档散佚于世。

新中国成立后，档案迎来新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故宫档案馆）除将抗战时南迁的档案运回外，还将散落故宫各处的档案归聚一处，并多方征集和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明清历史档案，形成了存世明清档案的半壁江山。

百年来，前有王国维等先贤为之奔走疾呼，后有国家力量为之助力重生。时至今日，展览中呈现的明清档案文种丰富、内容纷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创新传播让文物活起来，吸引着人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

此次展览预展一个月以来，每天都迎来各行业的参观者。每一个人都怀着浓厚兴趣，在各个展厅间徜徉。

“甲骨文是用小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所以它的字体就比较纤瘦；作为汉字的起源，它大多数是表意的，所以它的图画性比较强……”在“殷商甲骨”展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分校初一年级的冯子凡同学正在给妈妈讲述自己对甲骨文的认知，稚嫩的声音掩盖不住他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和冯子凡所在学校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将传统文化创新形式、带进课堂，让学生感受古文字之美、古诗词之美。

文明是需要传承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此次展览，融入声光电等现代科技，以绚丽的视觉效果，激发观众的兴趣。在电子互动屏幕前，一个将甲骨文和现代汉语简体字“配对”的小游戏使得参观者不禁感叹，原来每天使用的汉字竟然和3000年前的古人如此相似。“立体画卷”“姓属林”“模拟占卜场景区”等特色场景，利用空间立体复原以及声光电相结合的手段，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殷商气息。展览如同一部沉浸式电影，文物是剧中演员，讲述中华文明故事，构建共同精神家园。观众观赏每一件文物，如同随着“剧情”发展，穿越历史长河，认知历史、读懂中国。

文献从来不是冰冷的遗存，而是活着的历史。在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顾恒看来，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四大发现”到“四大显学”却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我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一代代中国人不懈钻研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并倾力保护文化遗产的必然结果。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围绕古籍工作，《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和《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先后印发实施，对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古籍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这些都为我国做好新时代文物和古籍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基本原则。

上下五千年，“何以中国”，是中华民族的永恒命题。以物记事，以事叙史，以史启思，这些珍贵的文献典籍，不仅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也昭示着“我们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