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献

如同往年的研究，本年度文献研究的成果仍然非常可观。

1.历史文献

藏文历史文献方面，首先是史籍和文献的译注。本年度，由周润年翻译的巴卧·祖拉陈瓦的史学名著《贤者喜宴》之《噶玛噶仓史》继续在《西藏民族大学学报》连载。《〈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三十）》（第 1期）主要记载了第八世噶玛巴活佛米觉多杰晚年的一些活动。米觉多杰在藏历虎年（1554年）患病期间仍继续传法布教，并做出下一代转世活佛的出生地等预言，最终于虎年八月二十三日圆寂。文章还介绍了八世噶玛巴培育的众多佛学无阻的殊胜弟子，包括红帽系五世活佛衮强耶拉、摄政活佛扎巴班觉、司徒活佛却吉沃色、年巴活佛、吾玛谷杰、日绰谷杰等，他们为传承八世噶玛巴的教法作出了重大贡献。

《娘氏教法源流》藏文原名为《教法源流·花蜜精粹》，成书于 12世纪，属于较早出现的藏文史籍之一，主要讲述了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及传入吐蕃后的发展情况，一直写到后弘期开始宁玛派的发展，其中详细记载了吐蕃王朝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娘·尼玛沃色出生于今山南地区洛扎县，是当地的政教领袖，为当时宁玛派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年度《中国藏学》继续连载许渊钦的《〈娘氏教法源流〉译注（七）》（第 3期），为《娘氏教法源流》第三章“宣说吐蕃”中第十节迎娶尼妃墀尊与汉妃文成公主及第十一节赤松德赞与堪布、阿阇黎的事迹（藏文版第 233页第三段至第 276页第一段），内容涉及松赞干布时期尼妃和汉妃在吐蕃建造佛殿、弘扬佛教，以及松赞干布之后芒松芒赞、都松芒布杰、阿聪、赤松德赞等历代赞普弘扬佛教的历史。

明代岷州僧人班丹扎释曾于景泰三年封为大智法王，是明朝分封的第四位法王。近年来随着《西天佛子源流录》等文献的发现，关于班丹扎释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李志明、洲塔的《新发现的两件班丹扎释法旨及相关史实考述》（《中国藏学》第 3期）就新近发现关于班丹扎释的两件法旨进行了研究。这两部法旨由北京大隆善寺发往岷州大崇教寺，发出时间分别为宣德六年（1431）和正统十四年（1449）。文章在对两部藏文法旨的规制进行介绍后，对法旨进行了誊录和汉译，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释读和事实考述，由此提出大崇教寺由班丹扎释初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奉敕重修在宣德二年（1427）等观点。另外，文章最后还就大崇教寺的法脉传承做出了尝试性探讨。

其次是对藏文文献的研究。《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已经在《西藏民族大学学报》连载 30期，关于其所涉及的丰富内容和文献价值，逐渐为学界所熟知。张屹、周润年在《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的内容及其史学价值》（《民族研究》第 1期）中对这部文献的作者、版本流布、研究现状、主要内容、史学研究价值等进行了介绍。文章认为，《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记载涉及了元、明时期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同时也对汉文史籍记载汉地历史及西藏历史的某些方面有所补充。该卷记述详备，考证精当，而且史料丰富、可靠，很多史料可与汉文史籍相互印证，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张云在《藏文史书〈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学术价值》（《民族研究》第 6期）一文中对释迦仁钦德撰写的《雅隆尊者教法史》一书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文章先后讨论了该书作者的家族、写作缘起与目的、编著原则、史料来源等，同时就该书突出的学术价值与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兼论及该书的抄写年代。文章最后分析了元明之际藏族史学快速发展的原因，认为元朝的大一统、各民族各地区交往的现实确立了大一统的历史观念；西藏地方宗教界上层频繁前往内地从事政教活动增进了他们对内地的了解和认同；而这些史学名著的写作能与如此众多的因素产生关联，也体现了其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古代藏文文献中，有一部专门记载吐蕃王陵的著作——《桑瓦央琼》。该书记载了吐蕃王朝时期共 50位历代赞普和王室成员陵墓的具体情况，对陵墓的规格、分类、位置等进行了详细叙述。夏吾卡先在《一部吐蕃王陵的史册——〈桑瓦央琼〉的研究与翻译》（《中国藏学》第 3期）一文中对这部珍贵文献做了初步的介绍，其中重点探讨了其成书年代以及与吐蕃著名《五坚》史籍间的历史渊源。在此基础上，作者就该文献的文献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尽管其中一些问题还需进一步解读，但其作为迄今存世唯一一本吐蕃王室墓主最齐全、陵墓信息量最为丰富，且成书年代最为久远的一部专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阿贵的《新发现藏文史籍〈王统日月宝串〉评述》（《西藏研究》第 1期）一文中对近年新发现的《日种王系》和《月种王系》两部有关西藏西部古代史的重要藏文史籍进行了介绍。《日种王系》约著于 15世纪，作者是古格班智达·扎巴坚赞，重点记述普兰王系；《月种王系》撰者不明，但行文、内容简练古朴，类似吐蕃出土文献，其成书年代不会晚于 12世纪，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章从书名含义及其翻译、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史料价值等几个方面对两部文献做了相对全面的介绍，认为两部史籍虽然成书年代各不相同，但内容明显有别于其他多数藏文史籍，对研究吐蕃历史文化、早期阿里各王系之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文历史文献方面，首先是近代文献的整理。本年度，《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继续整理发表了近代涉藏的相关汉文历史文献，比如第 3—6期连载的欧阳无畏的《藏尼游记》（韩敬山整理）。民国时期欧阳无畏曾两次入藏，前后达 9年时间。第一次在藏期间，欧阳无畏于 1937年 7月至 1938年 1月自拉萨经日喀则前往尼泊尔，历时 192天，详尽记述沿途风土源流，尤其是目击清中央政府在藏各类机构今昔境况，对清末驻藏大臣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返藏、亟待中央政府强力治藏均做了深入研析，撰成约 10万字的《藏尼游记》。文中他强烈呼吁汉藏佛教界要密切沟通交流，同时希望中央政府树立底线思维，提出治藏之要在于教育，最终使藏族等边疆民族逐渐融入国家整体民族的理念。整理者全文照录了原文并重新标点，对其中相关问题做了必要的注释，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本年度，中国藏学出版社继续出版了《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 32辑，题为《我的西藏记忆》，其中收集了夏景文《十八军先遣支队进军西藏简录》、陈明义《壮丽的诗篇英雄的道路——进藏初期后方运输与修筑康藏公路纪实》、西藏驻格尔木办事处《一条公路一个城市一座丰碑》等 49篇回忆文章，生动地再现了当初进军西藏和建设西藏的基本历程。杨一真整理的《进军西藏日志（1950—1951）》（学苑出版社），则用日记体的形式较为系统、全面、客观地综述了 1950、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基本情况。部分文件作为附录补充在文末。

其次是文献研究。赵心愚的《清代西藏方志研究》（商务印书馆）共分 5章，从史料学的角度对清代西藏地方志这一特殊史料系统进行了整体和全面的研究，分别涉及了清代西藏各地方志的作者及成书时间、资料来源、传承关系、编撰体例、总体特点及史料价值等诸多方面，比如《西藏志考》《西藏志》等书著者及成书时间的考证，清代西藏方志的资料来源及几部主要著作间（《西藏记》与《西藏志》，《西藏考》与《西藏志》《西藏志考》等）的关系考，《西藏志》、宣统《盐井乡土志》等方志的特点及其资料价值等。另外，作者还对清代西藏方志的序、跋、例言及目录著录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书后附有 4篇附录。该书是目前为止系统地探讨清代西藏方志的重要著作，为相关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抗战建国，加强了对川康边区的治理与开发，由委员长成都行辕组织力量，根据旧有资料，收集有关文献资料，调查川康边区各方面的情况，最终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整理成《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并在成都付梓成书。《川康边政资料辑要》由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主持编撰，包括了川康二省的边地二十九个县的基本情况，洋洋二百多万字，可称为当时抗战建国艰难时世下政府出面主编的大型文献汇编。全书包括总的《序言》《例言》及各县情况、地图等内容。王川和朱晓舟在《“注意川康边事之整理，完成建设新西南之使命”——1940年贺国光编纂〈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及其重要价值》（《西藏大学学报》第 1期）一文中对这部资料集的编纂过程、主要内容、文献价值和整理本的编纂说明等做了相对全面的介绍。

英文汉译文献方面，本年度《西藏民族大学学报》（第 1—6期）连载了由邓锐龄摘译的英国藏学家阿拉斯泰尔·兰姆的《英属印度和西藏，1766—1910》。该书初版于 1960年，原书名为《英国与中国中亚——通往拉萨之路，1767—1905》（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后经删改补充，于 1986年以《英属印度和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1910）为名出版。作者依据英国所存大量档案，包括当年英当局的文书、函牍、工商业者的禀帖、新闻界的评论等，叙述了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宣统二年（1910）长达 145年间，英属印度与西藏的关系及英国对藏政策形成递嬗的过程。总体而言，该书如实客观地反映了这段历史，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摘译（一）叙述了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最初接触的过程，分析并指出中国在西藏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由梁俊艳翻译，邓锐龄校订）。摘译（二—六）叙述了英属印度吞并和控制西喜马拉雅山区诸邦、控制锡金、迫使不丹就范、英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得胜后屡次交涉西藏开放问题、中英签订《烟台条约》后英人获得旅行中国西藏等地的权利、英印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后吞并锡金，并使中方将西藏的亚东开放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