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2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在京召开了“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室领导、室内外专家学者15人及宣教局全体同志。会议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高永中主持。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欧阳淞作主旨讲话，有13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言。现将会议发言内容综述如下：

一、 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与理论建设

欧阳淞主任首先在会议上讲话。他着重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关于加强党史研究者专业修养的重要性问题：第一，史学研究者要走向成功，应当提高专业修养；第二，史学研究者要提高专业修养，应当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史家四长”的思想；第三，党史研究者要借鉴“史家四长”，应当注重研究党史学基本问题。（欧阳淞主任的讲话全文拟见《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9期）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炳林在发言中指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史学是客观历史的主观反映。所以，史学的核心内容是历史观。人们对于复杂的历史现象总会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种对历史的根本看法就是历史观。

同一个历史事件、同一个历史人物，甚至同一个历史人物的同样一句话，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这除了认识水平的差别外，最根本的就是历史观的不同。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以发现“新材料”、揭露“鲜为人知的秘密”为借口，丑化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实质上是坚持错误的历史观导致的结果。

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具有鲜明党性的历史学科，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正如欧阳淞在《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解决党史研究的根本问题：一是坚定党史研究的立场，牢牢站稳党和人民的立场；二是端正党史研究的观点，包括世界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等等；三是丰富党史研究的方法，包括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等等。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侯且岸在发言中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就深刻思考学术研究范式。针对长期以来人为形成的“路线斗争史”，党史界同仁解放思想，敏锐地提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党史研究，反思《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然而，这一研究自90年代以来并没有深入持续。现在，我们看到欧阳淞主任亲自领衔，从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出发，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的重要性，推动党史的学科建设，感到非常欣慰。

拜读了欧阳淞主任的党史学基本问题的系列研究文章后，我感受最深的是：培育问题意识，继承中国史学传统，发展唯物史观。在《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一文中，作者指出：“当前，党史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恰恰在于缺乏问题意识。大量的党史研究成果中，叙述史实多，研究问题少;历史描述和资料堆积多，理论剖析少。问题意识淡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成为深化党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联系党史研究的实际问题，大家都在热议党史学理论的创新，关注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在我看来，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用新的党史研究成果丰富唯物史观。近20多年来，党史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唯物史观及其在党史研究中的运用而展开的，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张静如先生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然而，我们尚缺乏深入的理论解析和学术史反思，使党史学理论研究流于一般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李大钊为使唯物史观中国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史观》一文中明确提出，要使历史研究富有生命力，必须探求“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研究“历史进程中的人性”，从而为唯物史观注入了活力。近年来，笔者继承李大钊的思路，提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确立反思的人文史观，以丰富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同时，我还认为，要培育理性的思考，只有思考历史才能牢记历史。思考历史的前提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而思考历史的目的在于发现问题、积累史识。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荫明在书面发言中谈了学习中共党史学史的必要性。他指出，任何事物的演进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都有其历史。要使党史研究深入，应当注意党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即中共党史学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很注重自身历史的研究，产生了蔡和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华岗《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文章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后，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等，构成了中共党史学史的脉络和基础。

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学史，益处良多，主要表现为：（1）可以深入了解党史学科从简约到繁荣的既往；（2）可以发现党史研究的缺口，知道前人已经做了什么，才能集中力量，少走弯路，以最有效的方式，投入大量人力，攻克党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连接起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链条；（3）便于新旧资料的比较和使用，得出正确观点；（4）可以总结前人研究的经验，更容易提炼出规律，丰富中国史学史和人类的认识史；（5）可以看到前辈的足迹，发现他们的高尚情操、优秀品格和科学的精神。

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荣仲在发言中指出，欧阳淞主任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的系列论述，视角宽广高远，内容全面系统，见解深刻精辟，每一篇论述既自成体系，又与前后一脉相承。不管是从宏观的理论分析上，还是从微观的方法把握上，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操作性，是对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一次系统研讨和论述。通过学习思考有如下一些体会：（1）在党史研究中对重要资料要做到“应有尽搜”，不应设置禁区。如果我们仅以现实研究为目的、带选择性地去搜集整理资料，就会漏掉一大批现在可能没有意义，今后大有意义却再也找不到的极为珍贵的资料。（2）通过打造有代表性的精品专题、选拔培训专业人才等举措，开展高水平的党史专题宣讲，是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好途径、好方式。（3）党史部门不仅应是党史研究的主力军，还应是党史研究的组织者，应当充分组织调动各方面力量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造就一批党史研究的生力军。（4）在党史研究中必须始终坚持学术性和政治性的高度统一。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党史工作者应注重向党史研究方面的大师名家学习。在大家所公认的取得杰出成就的胡绳、胡华、龚育之等人身上，至少体现了四个方面的能力和素养：一是丰厚的史料积累。研究党史要有丰厚的史料积累，观点见解都应有充足的史实依据。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二是扎实的理论功底。研究党史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了解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从浩瀚的史料当中总结提炼出有用的东西，才能提出有深度和启发意义的见解。三是深入的现实思考。党史工作者必须了解现实，而且对现实问题应有深入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历史同现实的联系，才能发挥党史学的社会功能。四是生动可读的表达。党史学成果应该好听、好看，富有感染力、影响力。

中央文献研究室外宣办副主任、《党的文献》常务副主编杨明伟在发言中指出，党史研究尤其需要辩证视角。欧阳淞同志的《党史学基本问题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其中关于规律性、理论性、党性与科学性等问题的思考，更是启发我们在党史研究中必须把握好几个辩证统一。

一是注意“细节”与抓住“大节”的辩证统一。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这种说法好像有道理。因为历史发展的确有许多关键细节。但是，细细斟酌，这句话与唯物史观有些相悖。历史发展的走向从来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由“大节”决定的。如果只看到一些小细节，看不到历史的大关节和规律性，历史研究就会走偏，甚至会得出一些违背历史本来发展脉络的结论。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要揭示和宣传历史必然性。

二是理论思维与史实考据的辩证统一。欧阳淞主任有关“中共党史研究应当把解决理论指导和理论思维问题放在首位”的提法，是一种战略思维和理论视角。党史研究首先要注重宏观战略研究，注意全局意识与整体思辨。我们应当在这个前提下去关注具体史料和史实考据。正因如此，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才不断强调，研究问题既要注意考据，也要注意理论思维，尤其要注重哲学思维。

三是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中共党史的政治属性是不言而喻的，党史研究首先要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但是，这门学科的科学性与党性并不矛盾。党史研究要注重通过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发挥资政育人、咨询借鉴等现实作用。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研究员樊锐在发言中指出，欧阳淞主任在文章中认为“对于党史研究工作者来说，如果不能穿过理论的殿堂，也就很难真正进入党史研究的殿堂。”并强调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首先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的文本核对和实践检验后，我们逐渐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并未反映出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其主要观点：一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少数精英的哲学，而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二是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三是在科学实践观上实现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还有一些观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主要包括两点：第一，以往的原理中强调的东西往往只是注重一个方面而没有注意另一方面，如强调历史规律客观性而没有同时强调人的活动选择性，强调历史必然性而没有关注历史的偶然性，强调真理而忽视价值等；第二，原理应用的重点发生变化，如过去讲矛盾一方打倒另一方，而现在可以有双赢，过去十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在只是讲清我们社会的分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及其应用范围等。

二、加强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一平在发言中指出，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创新有三种类型：一是提出突破前人的理论，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理论，即进行理论的原创。这是高层次的理论创新。这方面的工作国内似乎还没有人在做，应该是今后追求的目标。二是运用新理论。运用他人提出的新理论、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研究中共党史，即运用党史研究中尚未运用过的理论进行研究。尽管这是中层次的理论创新，但这对党史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仍然值得提倡。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人在做，但还很不够。三是进行新的理论分析，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即进行前人没有进行过的理论分析，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理论观点。

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创新也有三种类型：一是创造新的研究方法或叙述方法、编纂方法，进行方法的原创。在数十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研究方法的创新，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繁荣是不利的。二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或叙述方法、编纂方法。如运用他人新创造的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运用新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是相对滞后的，需要多一点鼓励。三是在运用已有的方法中实现创新，运用新方法体现出新意。运用新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实现新方法运用的有效途径。运用新方法要注意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杨凤城教授认为，讨论中共党史的理论与方法有两个问题有特殊的意义：一个是如何看待历史学的规范、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唯物史观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关系问题。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中共党史虽然在国家学科目录中被放在政治学里，但党史专业工作者基本上都是按照历史学的规范和方法做研究。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对于深化党史研究具有应用和借鉴意义，这是无疑的。但是，它们只能在具体问题上发挥作用，而不能在整个党史研究上起主导作用，不能使党史研究社会科学化，那样就不成其为历史了。此外，党史研究中的区域史、个案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对于党史研究均有意义，但是不能喧宾夺主，政治史是党史的主要属性。即使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也需要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言说，否则党史也难以成其为党史。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研究是有深刻解释力的方法。当然，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有进一步科学和完善的空间。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唯物史观变成公式、俗套；坚持唯物史观，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适当运用。“有容乃大”，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同样适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黄一兵研究员的发言阐述了为什么必须深化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问题。他指出，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相应的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党史研究也应该如此。然而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党史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比较“专一”和“单纯”，党史研究则不一样，它是以党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涉及党领导的各项工作和各项事业，研究范围很“宽泛”且具有“多领域”、“多层次”的特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一个清晰的、独立的、规范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然而，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表明，任何学术活动都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认识客体，即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它是怎么发展的，有哪些规律；另一方面是完善主体，即认识活动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如何使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一致起来，如何科学地探究客观世界。与此相对应，就形成了学术研究两个层次的理论和方法，一是贯穿于具体研究内容中的理论和方法；二是体现本学科一般研究特点和规律的理论和方法。党史研究作为研究客观世界的一门科学，它也应该体现和包涵这两个层次的内容。当前，之所以存在对党史研究“学术性”的种种质疑，从根本上看，主要不是党史研究有没有理论和方法的问题，而是这些理论和方法如何与党史研究更加合理、更加充分、更加与时俱进的融合、运用和发展的问题。为此需要在四个方面加强研究和实践：一是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在党史研究中的“具体化”进程；二是科学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三是实现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系统化、体系化；四是推动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实证研究、个案研究与中共党史学科的深入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宋学勤在发言中指出：乾嘉学派求真求是的考证传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大复兴，实证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主流。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作为历史学范畴内的中共党史学科，也出现了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的趋向。中共党史学科的繁荣与进一步深化，有待实证研究的更广泛开展。但从具体的党史研究生态来看，中共党史学科中的实证研究需要规范。一是实证研究要有清醒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的生成是开展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与最终目标，但必须防止盲目追新求变，出现“伪问题意识”。“问题意识”问题，是包括中共党史学科在内各个研究领域的一个前置性问题，对其如何回应，给出什么样的回应，直接决定着一个学科或者研究领域的价值和发展命运，是一个带有根本性且必须给予确定性回答的问题。为此，在进行中共党史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在面对“问题意识”问题时，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二是实证研究不能排斥“理论视角”，拒斥思想的“实证”研究，只能在无意义的方向上将中共党史研究复杂化。实证研究在任何时间都离不开理论，离不开思想。三是档案与文件的使用，不能奉行“拿来主义”，更不能拘泥于“文本主义”。对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都要搜求不同的时间和各个方面的材料加以求证，做到依据文本而又不囿于文本，要坚持“党怎么说”与“党怎么做”的统一。四是进行个案实证研究时需有大学术视野，将个案史料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放在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其开展对比、比较和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海荣从个案研究的角度，谈了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需要切实“换位思考”。她指出：从理论上讲，宏观研究应以微观研究为支撑，微观研究需以宏观研究来统领，深化党史学研究还应借鉴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在党史研究中探讨与争鸣本属正常也有必要，欲推动中共党史研究深入发展，相关争鸣需要进一步做到换位思考。

就党史学个案研究而言，切实的换位思考，相关方会良性互动。对于质疑者来说，质疑中如果对诸如以县、乡（镇）、村为考察对象的个案研究在“细碎化”“解构宏大叙事”等问题上有较深入的理解，就会减少“理论误判”。对于个案研究者来讲，能换位思考，研究成果自然能体现出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问题的警惕。比如，探究改革开放之初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大包干”问题，围绕县、乡（镇）、村进行的个案研究，在揭示生动细腻的历史镜像过程中当会令人感悟到农民的不同取舍、基层干部的不同选择、中高层干部面对复杂局面的不同策略举措等这些较为中观富于逻辑并具有现实鉴戒性的复杂内涵，也就不会落入备受诟病的“碎片化”境地。

能够换位思考，以下这些看似重复却又各有角度的问题也才会有深入探讨的空间。其一，有学者提出，当前深化党史研究，很有必要多做些个案研究；不通过个案研究的切实体会，很难矫正党史学中不当的“宏大叙事”的困扰；其二，就党史的“资政育人”而言，过于理论化的说教效力有限，当前较为有效的破解之道是做些个案研究，通过多样性的地方知识及鲜活生动的历史让人产生感悟，感悟了才是“育人”；其三，针对当下党史学研究生培养中出现的“有题目无问题，有理论无知识（常识），有博大无精深，有宣传无学术”等问题，较好的解决办法是让学子们走出书斋，深入实践，在身临其境中激活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也就是说通过个案研究来感悟历史、解释历史。

此外，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部副教授沈传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谈了应当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段史研究。这涉及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如何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段史的制度奠基；二是如何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段史的制度创新与完善；三是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段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总之，与会者对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感到颇受启发，收获较大。加强和深化这方面研究，进一步推动党史学科建设、发展成为与会者的共识。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