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作品读书笔记

《中国文脉》是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教授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当今中国当代文史领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以下是小编精心准备的中国文脉作品读书笔记，大家可以参考以下内容哦！

中国文脉作品读书笔记【1】

先秦诸子，都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文学家。但是，他们要让自己的思想说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运用文学手段。而且，有一些思维方式，从产生到完成都必须依赖自然、譬引鸟兽、倾注情感、形成寓言，这就成了文学形态。

看到这里突然想到军事是政治的延续，那是不是也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是文学的延续呢？

一个人文化底蕴深厚，以前可以叫先生，古代称别人先生有向别人学习的意思，达者为先，师者之意。现如今都通俗的叫有学问、有学识的人，他们有些人确实值得学习，受人敬重。环顾四周，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训世，结果让人担忧。有些“儒商”为了硬要“企业文化”，强调职工背诵古代那些文化等级很低的发蒙文言；有些电视人永远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研究应该退出公共记忆的文化残屑；有些当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鲁迅所言，把远年的红肿溃烂，赞之为“艳若桃花”。

余秋雨老师面对这种情况都深深一叹：“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充鹏。”

有人说，对文学，应让人们自由取用，不要划分高低。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似是而非。就个人而言，不经过基本教育，何能自由取用？鼠目寸光、井蛙观天，恰恰违背了“自由”的本义；就整体而言，如果在精神文化上不分高低，那就回失去民族的大道、人类的尊严，一切都将在众生喧哗中不可收拾。

如果不分高低，只让每个时间和空间的民众自由取用、集体“海选”，那么，中国文学，能选得那位流浪草泽、即将投水的屈原吗？能选的到那位受过苦刑、耻而握笔的司马迁吗？能得到那位僻居荒村、艰苦躬耕的陶渊明吗？他们后来为民众知道，并非民众自己的行为。而且，知道了，也并不能体会他们的.内涵。即使有任何民粹主义的自由海选，再有人数、再有资金，也与优秀文学基本无关。

这不是文武的悲哀，而是文学的高贵。

在目前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左边，重建普世范本。为此，应努力拔去浮华热闹，远离滔滔口水，进去深度探讨。选择自可不同，目标确是同归，那就是清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高墙巨砖，寻获大柱石础，让出疏朗空间，洗净众人耳目，呼唤亘古伟步，期待天才再临，创造环境比教育个体来的更有效也更难，中华文化的复兴，文化的自信，才能达更高的一步。

中国文脉作品读书笔记【2】

宋朝之后自然是元，一个短促的，我们甚至有点陌生的时代。元朝是蒙古人的王朝，但在这样一个汉人地位空前底下的时期，文脉却依旧有人捡起，而这些人中，有些竟不是汉人。

“陌生人”这一章节里就写耶律楚材，辽国皇族，成吉思汗的座上宾，耶律楚材善诗文，或许除了萨都喇，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诗文高手就是大名鼎鼎的纳兰性德了，这三人，不是汉人，却深谙中文词意，不是汉人，却凭汉文流芳百世。“陌生人”的章节里还写到了丘处机，余先生说：“那位丘处机是道家宗师，耶律楚材与他加在一起，组合成了一个儒、佛、道齐全的中国文化精粹结构，出现在成吉思汗身边。”在这其中，提炼出了“息战、戒杀、尊生、节制、敬天、爱民”的思想，这些思想使成吉思汗发生了重大变化，元朝最终没有把中原的汉人赶尽杀绝，农耕文明保住了，游牧文明的火焰没有蔓延进中原。

耶律楚材对中华文化的继承是难能可贵的，余先生说，血统无法选择，就加重了文化选择的责任。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时代呼吁护生爱民，在窝阔台时代又实施理性管理，这为蒙古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做好了文化准备。从元朝的文化转变，余先生谈到了人格的结构，第一个：背后的民族身份模糊，中间的文化身份明朗，眼前的行为身份清晰，我觉得，这就是耶律楚材这样的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形象；第二个：夸张的背景，模糊的文化，迷失的行为，余先生说：“也许，在我们中国，最普及的是第二个人格结构，因此耶律楚材显得那么陌生。”他呼吁：“什么时候，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千里跋涉来到人世灾祸的第一线，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实地以终极人性扭转历史进程……”

我想或许这样的人格结构才应该是我们的身份标识，现在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却把中华文化抛弃了大半，谁记得经史子集，谁又谙小学训诂，当功利心充斥到生活角角落落，一句“这个学了有什么用”，尽可以将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毁于一旦。甚至于，有时候看似继承和弘扬，实际却是囚禁与，比如明朝最先兴起的文字狱，最为盛行的八股文。

一场大火烧断了《富春山居图》，一场战争，又使文化割裂成两半，在大陆，在台湾，余先生在说到明朝之前，写下了感叹：任何深刻的连接都隐藏着断裂，而且大多是爱的断裂，而不是恨的断裂。

明朝，夹在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汉人王朝，但所谓大明，除了郑和宝船，除了永乐大典，我们还有什么印象？或许，是于谦的清清白白，或许，是神机营的雷霆万钧，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词，从此进入了我们的文辞——八股。不知道什么是八股文的人很少，知道八股文怎么写的人也很少，余先生在这一章节里用了一个标题“六百年郁闷”，明清，青花瓷工巧精致，但中华文化的格局和气度在这两代已经弱了，散了，难以收拾了。现在中国人对国学也好，传统文化也罢，都只继承了明清，这不仅是令人伤心的一件事，更似乎有种说不出的黍离之悲。

明朝的科举是尚文的，专门搞一个科目，曰明经取士，八股文规定了写作的规范，并且颇有骈风诗范，要对偶，要用典，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写作的文句也要出自四书五经，文化，看起来再没有这样被朝廷重视，重视到将它作为科举的科目，掌握千万个人的命运，也主宰一个帝国的兴衰。但余先生很犀利正确地指出：“这一套制度，乍一看没有多少血腥气，却把中华文化全盘捏塑成了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几乎不留任何空隙。”我同意，尤其同意那个“不留任何空隙”。诗歌本是心灵歌唱，诗词的格律，只是音律和谐的总结，没有哪一项法则能打着“美”的旗号去约束人心，规定上升就是美，下降就是丑。当格律和规范框死了创作的题材，文化便遭到了奴役，那真的不再是心灵的歌唱，而是某些人酒桌上的玩具。“遭受悲剧的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体文人”，因为，家园被围上高墙，统一了话语，划定了路线，锁定了出口，文化的浩劫，并非是那阴暗的十年，其实在郑和扬帆的时候，已经布下了阴霾。一个明朝科举，内阁勾心斗角，东林党上来，阉党又夺权，谢缙、张居正、夏言、严嵩、魏忠贤、袁崇焕，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唯有武将，抗倭援朝，力挽狂澜。“高压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气氛，剥夺了精英思维，剥夺了生命尊严，剥夺了原创激情，后果非常严重。”在唐朝时，长安的街市上各国商人云集，李白和他的朋友们流连于胡姬酒肆，吟唱着葡萄美酒，歌颂着大漠孤烟；明朝时，紫禁城的宫苑内皇帝很少务正业，文化鹰犬肆无忌惮，可以说封建礼教在那时候，有了“吃人”的形象。这使得后人迁怒于儒学，迁怒于孔子，殊不知那是有明一代的改造，他们改造了文化中的一柄思想利器，如果要毁了它，也会毁了文化本身。

明清的小说是难得的，戏剧更有创造性的贡献，我们的戏剧没有落后于世界，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是同时代人，他们的戏剧，都一直流传至今。清末民国初，中国近代，大家渐稀，再无伟人，但近代却做了两件好事：破读甲骨文、推广白话文。甲骨卜辞，不仅寻到了中国汉字的源，更寻到了文化的脉，我们知道我们的汉字怎样演变，并且，由于白话文的推广，更多的人学会了掌握文化的载体，古代、未来，在我们手里打通了千百年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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