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乾嘉考据学发展，产生了不少考据学大家，撰写的考史著作和考订的古籍更是汗牛充栋，在考证历史事实和考证史书讹误两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二是文史理论的总结，产生出以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为代表的批评性与总结性相结合的史学思潮，对18世纪以前的整个中国史学作了系统的考察与总结，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其重要特征是以探讨史学理论为主兼及历史理论，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居于这座理论丰碑顶端的著作，就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也就是今天浙江绍兴人。他的生活与从事学术活动的年代，正值乾隆中叶至嘉庆初年考据学风靡全国的时期。在这样一个举世崇尚考据的时代，他却不追随流俗从事考证，而是针砭学术，探究史学义例，这注定了他的学问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在乾嘉年间默默无闻，一生穷困潦倒，却又性情孤傲，命运坎坷。但是，仕途的挫折和治学的寂寞也造就了他不甘于屈服世俗、勇于另辟学术蹊境的顽强性格，生命不止，著述不辍，不仅为清代乾嘉时期的中国史学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史理论和治学方法论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章学诚少年时代并不聪慧，二十岁以前，读书日不过二三百言，犹不能久识，虚字多不当理。身体素质也不是很好，幼多病，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但章学诚并未因此而放弃，他泛览群书，在父亲的启发诱导下，开始对史学发生兴趣，一有空闲就取《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试图按照纪、表、志、传的体例编撰纪传体裁的《东周书》，且撰成了百余卷。这为他后来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隆二十七年，即1762年，章学诚到京师国子监读书。后又跟从朱筠求学，不仅得到了朱筠的言传身教，而且还认识了戴震、邵晋涵、周永年、洪亮吉等知名学者，学业大有长进。这一时期，他治学的重点仍然在史学，史书记载说他“性尤嗜史，而累朝正史计部二十有三，非数十金不能致，则层累求之，凡三年而始全”。在艰难购书的基础之上，章学诚开始深入研究纪传体史书。
在京的十余年中，章学诚虽然屡试不第，饱受世人讥讽，但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从未动摇治史的决心，因而在学业上逐步趋于专精和成熟，为其文史撰述打下了基础。
乾隆四十三年，章学诚经过七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然而他知道自己的性格与当时的世道格格不入，于是没有走仕途之路，而是以教读与著述为生。
他晚年回忆自己因为常常失去工作，生计没有着落，不得不奔走各地谋生，足迹自京师而外，北到直隶永平府，就是今天的河北卢龙，西到陕西，南到湖北武昌府、安徽亳州，流离患难，备尝艰辛。
其间，他曾经主讲永平书院、清漳书院、敬胜书院、莲池书院、定武书院、文正书院，为地方官吏撰修《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以及《史籍考》《续资治通鉴》等书。坎坷多难的生活，寄人篱下的滋味，使得章学诚饱受精神上的压抑和苦闷。然而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反而迸发出向艰难困苦做抗争的极大勇气，经常是“江湖疲于奔走……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始终坚持史学的研究。
尤其是在晚年双目失明以后，仍然念念不忘著述之事，自己口授，请人代笔，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章学诚在学术实践的基础上，非常注重积累治学经验，总结文史理论。他自称“鄙于读书无他长，子史诸集，颇能一览而得其指归”，他注重把握各家著述的宗旨。正因为他具备这种学术素养，所以治学非常有特色，最终撰写出《文史通义》这样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批评理论著作。
在这部书里，最显著的特点是阐明史学家法和为史之意，辨析各种史书体裁，抨击治学各分畛域的弊端，宣扬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同时，章学诚还把校雠学也纳入史学的大范畴。认为撰著之体和校雠之业都是中国史学的组成部分，同源而异流。因此，章学诚准备在《文史通义》外篇中作《校雠略》，作为内篇文史理论的羽翼。后来在撰写过程中内容不断增加，才扩充为一部自成体系的独立著作，定名为《校雠通义》。这部书阐明了校雠学的目的与任务，考察了校雠学的起源和演变，提出了校雠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成为集中国古代校雠学之大成的著作，其中的许多理论见解都能和《文史通义》相互补充发明，是章学诚留给后人的又一部极其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章学诚无疑是一位以阐述理论见长的史学家。他在史学上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表现出集理论总结之大成的特征，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理论建树。
今天看来，《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和价值，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水平来看，章学诚史学的某些理论是带有全面总结性的成果，达到了传统史学中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他在《易教》《史释》诸篇阐述了“六经皆史”理论，这是继承元、明两代学者对于经史关系的认识，不仅超出了前辈学者的认识范围，而且给“六经皆史”学说赋予了以史明“道”的含义，达到了古代学者认识这个问题的最高水平。
他还提出了史德的问题，为的是探讨史学家的修史素养。唐代刘知幾曾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种素养，才能成为良史。章学诚认为只有才、学、识还不够，因为文人的所谓才、学、识和史学家的才、学、识不能相提并论，更不可混为一谈。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著书者必须注重心术，通过辨析心术来考察史学家的素养，从而提出了史德这一概念。章学诚的史德观，既包括史学家伦理道德修养的内涵，更主要的是突出史学家修史时能够临文摄心，不使气，不恣情，以避免主观认识超越历史的客观真实，造成对历史的歪曲，做到情正而气平，最终达到传（读撰）人者文如其人、记事者文如其事的境界。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触及到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把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家素养的理论发展到最高水平。近代梁启超综合两家之言，重新排定位置，最终确定了德、才、学、识的次序。从此以后，这四个概念成为考察史学家素养的基本范畴，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进程来看，章学诚史学的理论成就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其中有些问题是继承前代史学理论成就而来，并对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书教》诸篇对历史发展中“时势”的认识，就是继承汉代史家司马迁、唐代柳宗元和明末清初王夫之等人重“势”的思想而来，而对19世纪龚自珍、魏源等人从“时势”方面着手考察清代国势衰弱，寻求改革社会积弊思想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他在《原道》诸篇对历史演变中“道”的认识，是继承唐代学者韩愈等人《原道》思想而来，并赋予其新的内涵，探讨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和规律，为晚清学者龚自珍提出“欲知道者必先为史”的主张架设了学术阶梯。
他在《史释》《浙东学术》诸篇对史学“经世致用”的认识，是继承唐代史家杜佑，特别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精神而来，并针对清代中叶传统文化史上的争论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藉以促进新文化与社会的平衡发展，这对于嘉道以后乃至近代学者认识中西文化的优劣，以及提出文化救国的主张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章学诚在前人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加以总结而产生的新认识，继而形成内涵较为新颖的概念，并且对后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最后，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形式来看，章学诚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更加丰富多彩。有些内容侧重于总结客观历史发展的理论，他关于“时势”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关于“古”“今”历史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社会历史演变之“道”的理论，均为历史理论中极为重要的问题。而有些内容则侧重于总结史学本身的理论，比如关于史学性质、史家素养、史学功用以及历史编纂学理论等等，都是史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还有一些内容则偏重于总结史学方法论，他关于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提出史学批评必须考虑到被评价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环境，不能脱离历史人物的社会背景而抽象地加以议论评价，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是最具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直到今天仍值得借鉴。
总之，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涉及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等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可谓丰富多彩，内容广泛。只有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问题，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才能对章学诚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得出更加符合其实际价值的正确结论，这对于全面认识清代乾嘉时期史学的价值，乃至认识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价值，并以此为借鉴，吸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精华，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的理论内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理论体系，都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