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乾嘉考据学发展，产生了不少考据学大家，撰写的考史著作和考订的古籍更是汗牛充栋，在考证历史事实和考证史书讹误两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二是文史理论的总结，产生出以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为代表的批评性与总结性相结合的史学思潮，对18世纪以前的整个中国史学作了系统的考察与总结，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其重要特征是以探讨史学理论为主兼及历史理论，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居于这座理论丰碑顶端的著作，就是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章学诚在学术实践的基础上，非常注重积累治学经验，总结文史理论。他自称“鄙于读书无他长，子史诸集，颇能一览而得其指归”，他注重把握各家著述的宗旨。正因为他具备这种学术素养，所以治学非常有特色，最终撰写出《文史通义》这样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批评理论著作。

今天看来，《文史通义》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和价值，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水平来看，章学诚史学的某些理论是带有全面总结性的成果，达到了传统史学中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他在《易教》《史释》诸篇阐述了“六经皆史”理论，这是继承元、明两代学者对于经史关系的认识，不仅超出了前辈学者的认识范围，而且给“六经皆史”学说赋予了以史明“道”的含义，达到了古代学者认识这个问题的最高水平。

他还提出了史德的问题，为的是探讨史学家的修史素养。唐代刘知幾曾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种素养，才能成为良史。章学诚认为只有才、学、识还不够，因为文人的所谓才、学、识和史学家的才、学、识不能相提并论，更不可混为一谈。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著书者必须注重心术，通过辨析心术来考察史学家的素养，从而提出了史德这一概念。章学诚的史德观，既包括史学家伦理道德修养的内涵，更主要的是突出史学家修史时能够临文摄心，不使气，不恣情，以避免主观认识超越历史的客观真实，造成对历史的歪曲，做到情正而气平，最终达到传（读撰）人者文如其人、记事者文如其事的境界。章学诚提出的史德，触及到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把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史家素养的理论发展到最高水平。近代梁启超综合两家之言，重新排定位置，最终确定了德、才、学、识的次序。从此以后，这四个概念成为考察史学家素养的基本范畴，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进程来看，章学诚史学的理论成就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其中有些问题是继承前代史学理论成就而来，并对后世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书教》诸篇对历史发展中“时势”的认识，就是继承汉代史家司马迁、唐代柳宗元和明末清初王夫之等人重“势”的思想而来，而对19世纪龚自珍、魏源等人从“时势”方面着手考察清代国势衰弱，寻求改革社会积弊思想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最后，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形式来看，章学诚所取得的理论成就更加丰富多彩。有些内容侧重于总结客观历史发展的理论，他关于“时势”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关于“古”“今”历史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社会历史演变之“道”的理论，均为历史理论中极为重要的问题。而有些内容则侧重于总结史学本身的理论，比如关于史学性质、史家素养、史学功用以及历史编纂学理论等等，都是史学理论中的核心问题。

总之，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涉及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学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等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可谓丰富多彩，内容广泛。只有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问题，并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才能对章学诚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客观的认识，得出更加符合其实际价值的正确结论，这对于全面认识清代乾嘉时期史学的价值，乃至认识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价值，并以此为借鉴，吸收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精华，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的理论内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理论体系，都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