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14-20岁)，郑永晓编写的这本《散文史话》介绍了中国散文从萌芽阶段殷商甲骨文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散文的发展概貌，阐明中国散文的性质、发端、体制、流变和影响等问题，展示了散文发展的脉络。书中既有对散文各发展阶段特点、艺术成就及总体风貌的介绍，又有名篇佳作赏析，帮助读者把握散文发展的规律、本质。《散文史话》行文流畅，重点突出，是一本具有学术性的简明读本。中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史官传统。史官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录朝政大事，并整理历史文献以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但在秦王朝焚书坑儒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图书典籍损失严重。汉王朝建立六七十年后，到汉武帝时，国家日趋强盛，社会经济、文化出现了较为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相一致，整理历代文献资料也成为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中国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①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或前135～？)，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10岁时开始诵读古文，并受学于当时有名儒家大师董仲舒、孔安国等。20岁时遍游大江南北，考察了许多名胜古迹。其后任职郎中，奉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朝廷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为太史令。日常职司以外，得以在“石室金匮”(国家藏书处)大量阅读，整理文献资料，着手准备写作《史记》，以实现其父司马谈著述历史的遗愿。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曾参与改革历法。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上书替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被处以宫刑。司马迁受此奇耻大辱，愤不欲生，但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决心隐忍苟活。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曾作《报任安书》。大约于汉武帝末年去世。 司马迁一生中伟大的业绩，是他写出了我国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记述了中国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问，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史学，也因此开创了历史传记文学。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羡(音y6u)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段话正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动机和写作时心境的自白。 《史记》开创了新型历史著作体制――“纪传体”。

司马迁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吸收前人编撰历史的各种方法并加以综合运用，写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计130篇。其中本纪用以记载自黄帝至汉武帝历朝、历代帝王的兴废和重大政治事件(《秦本纪》、《项羽本纪》略有不同)；表记历代大事，为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典章制度或某类社会文化现象的专史；世家为春秋战国以来各主要诸侯国和汉代所封的诸侯、勋贵的历史；列传记述一人或同类数人之行事，其中包括贵族、官吏、学者、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刺客、游侠、商人等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旨在使那些品行高洁或有功于世的各类人物得以传名后世。这五种体例，有些古已有之，但是把这五种体裁加以改造、补充，经过熔铸锻炼成为一个完整体系，则为司马迁的。这种体系成为封建时代各朝编纂正史的范本，是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巨大贡献。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著作。首先，《史记》创立了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在《史记》之前，对于人物言行的记叙，限于体裁而显得零乱分散，没有系统性。如以伍子胥为例，《国语》仅记载他规谏吴王的言论；《战国策》则记录他逃出昭关，行乞吴市之事；《左传》较多一些，但把与伍子胥无关的事迹放在一起编年记录，首尾不相连，让人难以了解伍子胥事迹的全貌。

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的一些记载目的在于阐述作者的论点，不在传“人”。《史记》则极为重视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以人物作为历史的主体，为历史人物作传。《伍子胥列传》集中有关材料，系统、完整地描绘了伍子胥颇具传奇性的一生。这为后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正是由于司马迁以人物作为历史的主体，《史记》才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其中既有叱咤时代风云、驰骋于楚汉战场上的豪杰，也有鼓弄唇枪舌剑、竞逐于函关内外的说客。山林隐逸的起义英雄，施恩拒报的乡间漂母，城门小吏侯赢，卖浆贱民薛公，拍马奉迎的酷吏佞臣，直言进谏的忠臣直吏，言必信行必果的游侠，义无反顾、甘为知己者死的刺客，以及众多君主、谋臣、儒生、屠贩、走卒、娼优、方士等无不形象鲜明，神情毕肖。通过对这些众多人物的记载，表现了司马迁对暴君、暴政、豪强、酷吏的无比憎恨和强烈愤怒，特别是对汉代很高统治集团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表现了他对爱国爱民、急功好义、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品格以及对社会文化、经济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衷心赞扬；对那些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在黑暗、邪恶势力下横遭摧残的人如屈原、李广等，则寄托了深切的同情和不平感。 P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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