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崛起，开启了明代中后期儒学流变的序幕，结合晚明复杂多变的政事与时局，深刻地影响到此一时期学术的走向。以往，论者多以空疏、浅薄形容晚明的学术，甚至将明亡之过归结于心学。事实上，无论贬斥抑或表彰王学，都不可否认其引发的儒学内部流变，以及与此种流变相伴产生的学术多样性，在晚明光怪陆离的社会历史镜像之下，亦不乏严谨、务实、创见、博洽的学风。

明中叶以后，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命题，将程朱理学以超验的外在“天理”规范宇宙人伦秩序的绝对真理转向道德律令与个体内在道德意识相融合的哲学路径上，主体意识与心灵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心学“简易直接，明白四达”的哲学理路被士人广泛接受，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新气象。嘉隆时期，王学超越朱学，成为哲学的主流，打破了明代前期以来理学作为官学对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与禁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晚明士人的思想。在王阳明之后，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提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传至颜山农、何心隐，已“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李贽更是“背弃孔孟，非毁程朱”，形成赤手搏龙蛇、掀翻天地的狂飙之势，严重瓦解了以程朱理学为根底的名教。王学末流“非圣无法”的极端态度引发了晚明儒学内部的剧烈震荡。东林学派的领袖顾宪成、高攀龙希望在秉承王学优长的基础上回归程朱理学，调和两家。王学内部，诸如刘宗周倡导“慎独”，以道德内省与修己自律来约束王学过分强调心灵的裁判所引发的宽纵狂妄。针对王学末流在学问上“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以朱学“道问学”补王学“尊德性”之弊，知行合一、体用并重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晚明时期严峻的现实伴随王学与朱学之间持续的交互矫枉，激发了士人端正学风、救世济民与经邦治国的实学思潮，其表现为三途：

其一，以经史相表里、崇实黜虚的史学考据之风。随着心学的盛行，冲破理学桎梏的思潮逐步蔓延升级。祝允明在其《祝子罪知录》中刺讥“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孟轲纵横者流，不可谓圣贤”“程颐、朱熹，经师君子，时之贤人，或称过之，更以疑累”。对传统论见及理学提出挑战。李贽更是提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刺谬不经”之论。王世贞对于经史关系提出“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的观点。凡此，汇聚成一股反对理学、打破经学教条、会通经史的思潮。史学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提高史学的严肃性、加强历史著述的客观性受到重视。王世贞《史乘考误》指出国史、野史、家史三者的弊端，并参互考辨，系统清理和考订了明初以来的史著。诸如薛应旂《宪章录》、陈建《皇明资治通纪》、沈国元《皇明从信录》、朱国祯《皇明史概》、何乔远《名山藏》等，摆脱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所强化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褒贬义例，都是细致考订、严谨征实的史书。胡应麟《史书占毕》、梁梦龙《史要编》、卜大有《史学要义》及朱明镐《史纠》则分别是明代史学理论与史学批评的代表著作，上承唐代刘知几《史通》之传统，下启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端绪，凸显古代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及其摆脱经学附庸的自主能动意识。晚明史学一扫元代及明初以来空洞、虚妄、庸俗且僵化的理学教条，王世贞、李贽等更是提出“六经皆史”的主张，史学独立性大大提高，往着考订、邃密、博洽的方向深度发展，开启清代朴学之风。

其二，以御边强兵、重道亦重器为宗旨的兵学著述之风。明中后期战事不断，面对嘉靖时期的“南倭北虏”、万历时期的“三大征”、明末农民起义以及后金的崛起，以儒家学说为指导的新型军事著作接踵出现，如魏焕《皇明九边考》、许纶《九边总论》、郑晓《九边图志》、霍冀《九边图说》、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明代元而立，一贯重视对蒙古势力的防御，明初即在长城沿线设置九镇，“土木堡之变”之后，北疆尤为明朝国防之重心。嘉靖时期，随着俺答汗势力的壮大与威胁，塞防一度紧张，上述诸多边疆史地著述应运产生。嘉靖二十年以后，倭乱遍及中国东南沿海，持续至隆庆初年。其间，总督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撰成《筹海图编》十三卷，为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海防书的集大成之作，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赞誉郑氏为“中国古代海防地理学的权威”。万历朝鲜战争后，又有范涞《两浙海防类考续编》、邓钟《筹海重编》、王在晋《海防纂要》等海防巨制问世，海防地理书在晚明臻于极盛。此外，亲历御倭战争或北疆战事的将帅，亦有兵学著作传世，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分别是其御倭战争与北塞练兵实际经验之总结，他将儒家选贤任能的原则贯彻于军事人才的选拔，笃志专心、躬行践履的心法用于将领和士兵的操练，取得奇效。戚的兵书与兵学理念亦深刻影响了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此外，尚有唐顺之《武编》、朱纨《甓余杂集》、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等重要筹边将帅的军事著述与文集。特别值得留意的是王鸣鹤《登坛必究》与茅元仪《武备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集大成的军事理论著作，《武备志》更是辑录2000多种军事著述，被誉为冷兵器时代军事科学的百科全书。

其三，以拯弊救亡、利用厚生为指归的经世致用之风。明代后期，王学末流在狂禅中走向空疏与肤浅，面对“天崩地解”的时局，虚妄之徒“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部分有见识的晚明士人一反徒尚玄学与清谈的空疏学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注重学术的实际效用。一方面，在儒学关注现实与关心政治的传统驱动下，经世之学抬头。从嘉靖至万历时期，大量经世汇编文献涌现，诸如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冯应京《皇明经世实用编》、万廷言《经世要略》、陈仁锡《经世八编类纂》、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等。另有一类反映明人经邦济世思想的本朝名臣奏议，如张瀚《皇明疏议辑略》、张卤《皇明嘉隆疏钞》、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议》、吴亮《万历疏钞》、吴道行《熙朝奏疏》等。德国汉学家傅吾康认为此一时期的经世文编与名臣奏议是“一项真正的发明”。另一方面，随着传教士来华与西学输入，明代的士大夫不仅没有深闭固拒，反而兼收并蓄，将西学同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相融合，锐意革新、取长补短。当时编译了大量西学著述，如徐光启、汤若望等人编译的《崇祯历书》，收录了21种西方历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知识，使中国天文学从此走上了一条吸收和融合西方天文学为主的新路。李之藻、利玛窦编译的《同文算指》，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李之藻以西洋地图为蓝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汤若望口授、焦勖笔录的《火攻挈要》，详细介绍了西洋制炮技术与炮战技术。徐光启、熊拔三合译的《泰西水法》，是一部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重要著作。此外，晚明士人以荜路蓝缕之功开启“质测”“通几”之学，李时珍呕心沥血撰成的《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本草学集大成之作，李约瑟赞誉他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的百科全书。徐光启撰著的《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全部的农学理论技术，是一部集我国古代传统农学之大成的著作。方以智《物理小识》则是一部全面记述万事万物道理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理论著作，在17世纪晚期传入日本，知识阶层争相阅读。后来，日本学者把“物理学”作为Physics的译名，最后又传回中国。上述科学著作部帙庞大，精研卓识，在当时及后世产生极大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代海防文献研究”〔项目批准号16CZS003〕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童杰，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