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前一两天，阎锡山持观望态度，没有正式表态，当南京方面的讨伐军连夜到达潼关，大军压境时，阎锡山又召集我们开会说：“六小子（张学良）太蛮干了，事先没有商量好办法，就闹出事来；我们现在不比过去，已元气大伤。”于是，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在报纸上公开谴责张、杨，拥护南京政府讨伐的决定。

以上这段文字源自周玳回忆文章《西安事变前后的阎锡山》，刊登在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山西文史精选：阎锡山其人其事》一书中。周玳，山西代县人，保定军校第一期炮科毕业，长期担任晋绥军炮兵司令，因为不满阎锡山消极抗战的作风，抗战中期赋闲重庆，后来跟随傅作义参加北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做过林业部专员。

周玳的说法，坊间广为采信，认定事变发生之初，狡猾的阎锡山不急于下注，而是看看情况再说。事实究竟如何？笔者认为还是有些出入的。12月12日，张学良致电阎锡山，声称“扣蒋”目的在于结束同胞萁豆之争，“改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与苏俄联合”；极盼得到山西支持，“兹事甚急，事先不及与公商谋，在此一并向公表达学良的歉意”。

1930年代，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合影

由于西安方面比较混乱，再加上当时通讯条件落后，阎锡山当日并没有收到张学良的电报，且看徐永昌日记：“晚八时得南京息，张汉卿叛变，把蒋先生架往西安，无下落，陇海路传闻临潼西安间已有炮声，车亦不通，政府已令五师向潼关内攻，何敬之（何应钦）明日到郑州坐镇云云。”徐永昌日记证实，太原收到电报的时间为第二天早晨，“早到中和斋，见张汉卿通电，略谓，蒋不抗日，一味惨杀青年，现已留之暂住西安，冀其觉悟，以促成抗日”。

“中和斋”就是阎锡山的办公会客场所，位于太原绥靖公署内，以前叫“督军院”，老阎奉行“中庸哲学”，故名“中和斋”。12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致电阎锡山：“弟昨日在沪，惊悉西安事变，急于晚车回京，今晨抵京，接阅汉卿公私两电，始悉其详。我公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祈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纾国难。”

阎锡山如何处置呢？上午9时至10时左右，电告汤恩伯、门炳岳：“西安变起非常，介公被困，兄等想已有所闻。顷接何（应钦）部长来电，中央拟先行援救介公出险，一面遏止事变扩大，山亦赞同。惟绥省防务更宜加固，请兄等安心作战，大局情形当随时告知也。”汤恩伯时任第13军军长、门炳岳时任骑兵第7师师长，都是率部增援绥远抗战的中央军将领，阎锡山的意思，希望你们安心抗战，不要为了西安的突发事件而影响抗日决心。同时上南京电，“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

老阎秉持“中庸”之道，没有立刻回复西安，他需要一点时间考虑，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12月14日，想的差不多了，老阎郑重其事复电张、杨：“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弟，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

应该说几个疑问都很实际，语气亦十分平和、冷静。老阎说：“前者在洛阳时，汉兄（张学良）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乎？记曾劝汉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民族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谅察，善自图之。”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其他几位地方实力派的通电。12月13日，马鸿逵致电南京，“张学良叛国劫持委员长，电令传来，莫名愤懑。国势厄陧，千钧一发，张学良竟冒大不韪，妄作主张，势非断送国脉不止。血气不之伦，无不发指”。杨森致电龙云，“张学良通电叛国，妄行主张，并敢劫持统帅等因。闻之，殊令骇异”。14日，何键致电孔祥熙，“张学良劫持长官，破坏纲纪，实为国人所共弃，已去电责以大义”。马步芳致电南京，“张逆叛变，委座被困，逖听之余，悲愤交集，盼望救护，情尤迫切。步芳等忝膺疆寄，誓以血枕，在中央统一指挥之下誓死杀贼，以定人心而奠国基”。

比较而言，以上几位态度非常明确，但此种类似泼妇骂大街一般的通电，又于事何补呢？因此，周玳所谓“事变发生后的前一两天，阎锡山持观望态度，没有正式表态”之说，我认为不能成立。一来，太原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已是12月13日上午，老阎14日回复张、杨并不算迟；二来，与其13日犹如马鸿逵那样骂骂咧咧发个通电，倒不如考虑再三提出一些疑问，哪怕迟一天。不知道各位网友同意我的看法吗？欢迎大家跟帖、留言。

1、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汇编：电文（上）（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

2、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精选：阎锡山其人其事》，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