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写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频耍小心机，彭德怀被惹得怒从心头起》一文，讲的是红二、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省甘孜实现会师后，于1936年7月2日始，分批次北上。

8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夺取宁夏的战略方针，计划从12月起，红军乘结冰渡河，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毛主席随后联合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给红二、红四方面军发去会议通报。

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的时间）

张国焘打算自行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私下悄悄制定了一个“西进计划”，并于9月9日强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

为此，毛主席、彭德怀、朱德等人不屈不挠地与张国焘展开斗争，

最终，说服了张国焘，使张国焘放弃了西进计划，向东执行静会战役计划。

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三大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的将台堡实现了会师。

蒋介石为此大光其火，调动260个团的优势兵力，从东南西3面夹击红军。

毛主席打蒋介石就像打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得心应手。

他指示红军主力分批次转移，将敌人引诱入于我有利的地区，再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性的打击。

然而，在10月24日这天，张国焘的“赌瘾”又犯了，他决定再“赌”一把，继续推行自己的“西进计划”，命令红四方面军第30军在靖远上游5公里处的红嘴子偷偷西渡黄河。

红30军的这一次偷渡因船在河心沙滩搁浅，未能成功。

张国焘不死心，又命令红9军西渡黄河。

中共中央知道这一情况后，致电张国焘，说：“9军似以暂不渡河为宜，而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

红9军因此停止了渡河。

但是，第二天，红30军从靖远上游8公里处虎豹口渡河成功，抢占了黄河西岸滩头阵地。

在红30军的掩护下，红5军也过了河。

张国焘因此拒不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红9军和四方面军指挥部西渡黄河。

毛主席于10月27日致电朱德、张国焘说：“四方面军30、9两军及指挥部过河后，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

张国焘置若罔闻，命令红4军、红31军在靖远下游渡河，同时电示已经过河的四方面军指挥部，要他们将在河包口的船只顺水放下，接应红4军和红31军。

彭德怀和聂荣臻等人大为不满，纷纷致电中共中央，指责“张国焘在以各种方法破坏战役计划”，要“向甘、凉、肃以至新疆逃跑”。

陈昌浩却连电中革军委，以不分散红四方面军为由，要求红31军、红4军都要过河。

不过，胡宗南部已经控制了靖远县西北三角城渡口，红4军、红31军和张国焘最终没能成功渡河。

张国焘如此胡搅蛮缠，红四方面军被黄河分隔成了两部分。

处在黄河以西的四方面军的兵力有红9军、红30军、红5军共3个军，另有骑兵师200人马，以及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先锋团、回民支队等，共21800余人。

而在黄河西岸的国民党军人数多达15万余人。含正规军中马步青的骑兵第5师16014人马，马步芳的第2军25000人，另有民团107个团。

此外，马步芳经不起蒋介石的催促，又加投入了10万兵力。

张国焘、陈昌浩等人不知形势险恶，要求已经过河的3个军组织成了西路军。

张、陈两人自信满满地表示：西路军一定能打通与苏联接壤的国际线。

红军史上最为悲壮的西路军行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1936年11月底，被胡宗南军队阻于黄河东岸的张国焘率领红军总司令部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

12月7日，中革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第1号通告，传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以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等23人为军委委员。

其中，毛主席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另外，朱德仍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仍为总政委。

张国焘因此仍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从洛阳前来布置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兵谏，扣押了蒋介石。

张学良、杨虎城随后联名发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电报，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毛主席赶紧召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应对策略。

张国焘在会上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他的“高见”，他说：“西安事件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一，它是抗日的；第二，它是反蒋的。事件既然爆发，内乱是不可免的，因此，我们现在应该讨论怎样打倒南京政府，从而建立抗日政府。”

张国焘的话引发了讨论声一片。

张闻天说：“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不应该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

朱德也说：“我们要想办法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南京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

老覃在大前天写的《1936年，张学良请求和红军联合，遭拒绝后，由衷慨叹：毛主席真伟大》一文中说了，早在1936年9月1日，毛主席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了“逼蒋抗日”。

因此，他在会议上说：“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错误。”“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会议最后决定了“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的方针。

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全面抗日的统一战线因此得以建立，为伟大的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