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史哲》创刊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几代编辑人员“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其中一员，我深感自豪。

要按照总书记嘱托办好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必须发表高水平的文章，而高水平的文章必出自高水平的学者。我在《文史哲》工作近30年，主要负责中国哲学方面的稿件，结识了许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如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张世英、楼宇烈、方立天、方克立等。他们或赐稿《文史哲》，或为办刊提出宝贵建议，对杂志给予关爱和支持。

在众多学者中，我与张岱年先生联系更为密切。1980年，在山东大学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的我首次赴北京拜访张先生。先生的勉励声犹在耳——“做研究、写论文，一定要竭泽而渔”。1994年《文史哲》开设《国学新论》栏目，向张岱年先生约稿，先生不久便寄来了《如何研究国学》一文，对国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意见：研究国学并不意味着复古，而是达到民族自我认识的必要途径；研究国学并不意味着反对研究西学……2001年，《文史哲》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创刊50周年纪念会，时年92岁的张岱年先生欣然与会，对《文史哲》提出谆谆勉励。

冯友兰先生也十分厚爱《文史哲》杂志。20世纪80年代，冯先生住在北京医院，抱病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张岱年先生带我前去探望。他向冯先生介绍说，“陈绍燕是《文史哲》的编辑，你可以把书的某一章交由《文史哲》先发表”。冯先生沉思片刻，缓缓说道：“《文史哲》吗，大名鼎鼎。如果搞个连载……”我明白冯先生是希望《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在《文史哲》连载，但如此重大的组稿，我无法贸然决定。后来，此事虽因各种缘故未能实现，却令我深感冯先生对这本杂志的青睐与器重。

和冯先生、张先生一样，众多学者给了《文史哲》宝贵的爱护与支持。70年来，这份情谊始终是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项目团队：

本报记者 赵秋丽、冯帆、张胜、王斯敏